近年来，国内二手奢侈品行业悄然兴旺，我们访谈了若干二奢从业者，希望了解市场上被释放的大批奢侈品从何而来，以及，透过这些美丽又昂贵的东西从被渴望到被忘却的故事，来观察那些正在出售它们的职业女性。上世纪90年代，日本曾由第一奢侈品大国转为第一二手奢侈品大国，在不少业内人士眼中，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苗头。

处理旧包，就像割舍一段记忆和关系，黄金也有重量，负重太久，总有拿不动的时候。

想卖包的人太多了

冬日，北京长楹天街的架空走廊，临时围起了一座玻璃房，像水果集市一样展示着总价超过五千万的数百个名牌二手包。从早上10点商场开业起，玻璃房外就排起了长队，每人在进入前需要先领取一次性手套。不过，令路人纷纷侧目的是对面的一条更长的队伍，女人们拎着行李箱或大的蛇皮袋，里面都是她们想来卖掉的包。

一个穿貂的浓妆小个子女生放倒箱子，把用到褪色的数个香奈儿摆了一桌。“你这是有钱的比较早啊”，老孟摸着包像往常一样拉起家常。他是一名二奢公司老板，也是中检认证的奢侈品鉴定师，见过超过一万只香奈儿，只要看一眼包，判断它是哪一年产的，就能知道眼前的人财富的爬升点。“一只三四万，加起来几十万，那时候在北京能买个房了。”但这些旧包最后一共只卖了四万二。

买包那一刻是温情的，行业的回收估价是冰冷的。一个70后带来了一整箱LV，说起手里一只LV，是她在北京奥运会前后买的。“我人生第一个LV啊”，当年sales力荐，说这是最新款，她当场花6000买下，现在只能卖2000。年轻时候她迷恋LV，现在终于厌弃，说以后想买Celine。老孟笑了，那这比LV还不保值。

想保值买什么？买香奈儿。他笑眯眯地给了每个来客一点保值建议。

我之所以联系老孟，是在抖音上刷到了他发的回收纪录视频。在老孟的镜头里，富人家庭像堆放杂物一样胡乱堆砌着价值不菲的名包，随后，老孟用手一拈，就像回收旧纸皮一样，飞速报出数字、痛快打款。因为价格公开透明，每天，都有超过四十箱的包离开原来的主人，抵达他位于天津的办公室。

近年来，在大众因疫情无法出国购物，以及直播带货助推等诸多原因下，二奢产业悄然风靡。一些艺人开始在直播间卖二手名牌包，销量斐然，胡兵曾创下开播仅10分钟就登上抖音带货榜第一名的记录，一场销售额破千万。我想了解，这个存在已久的行业突然爆火的原因。

在长楹天街现场，我目睹了形形色色的包被放弃的理由。不少崭新的包只是冲动购物的结果。有顾客在国外购物时，跟另一个中国顾客看上同一款包，为了较劲而买下来，买下的那刻很爽，回来就没再用过。

有的包只是为了“买”，而不是“用”。一个戴着扎眼的香奈儿logo的毛帽子、穿着香奈儿全黑套装、背一个香奈儿黑包的中年女人在桌前坐下，掏出数个黑色的盒子。周围的目光聚集过来，像现场拆礼物一样，老孟依次解开盒子上的山茶花丝带、拆开垫纸，取出这些还散发着新品特有光泽的黑包，包上装饰着硕大的白珍珠。其中一个包，老孟在原价基础上减了两千就收了。

老孟说，她每次来，都卖全新的香奈儿。“她太爱买了，很多北京的顾客工作压力都很大，都是女强人、女总裁，她们就觉得，到香奈儿我就一通买，就开心，她知道赔钱，赔钱也买。她们通过消费去解压，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尝试理解下这个感觉。”我回答。

据一些业内观察，从去年开始，大量有钱人开始出清自己的闲置，使得二手市场的供给突然增多。在老孟看来，大部分富人卖包，并不是缺钱用，只是因为家里快放不下了，毕竟存放包的房子的空间价格比包更贵。

“他们极少是因为资金问题来卖包的，我一个月要收几千家，连5家这样情况的都没有。”在实现财富自由的人的资产配置里面，包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只是，他们眼下也需要维持资产的保值，“收一家货十几二十万，能解决什么事？卖点什么都比卖包钱多。”破产富豪他也见过，那是连房子、车、表也卖了。他也接触过生重病的人，她的爱马仕包是刚从专柜拿出来就卖给他了，她说，以后也用不上了。

现场，不少包被鉴定出是假的，其中不少是来自闺蜜、男友的礼物。得知是假包的那一刻，有人当场就哭出来。老孟曾经见到过有人带来二三十个包，全是假的。至于个中故事，他往往也不会过问，“有时我也会给顾客台阶下，我会故意说是不是代购弄的？为了便宜而不小心买到假的，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人心里知道这可能是假的。卖假包的人早把你心理分析得透透的，这个东西专柜一万三，卖你一万，事实上全球哪LV都不打折，但架不住你就信。”

几乎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奢侈品钱包卖了，但它也是一种严重折价的商品，原价几千买来的出手只能卖几百。老孟通常把这样的货卖到国外，“中国人现在不怎么用现金了。”

这次在展会上，他三五百块钱收走不少堪称破旧的名牌包，“那都是70后的东西，如果在八年前卖，也是能卖两三千的，但就是不舍得，到明年，连三百都没有了。”如果不是绝版的中古包，普通的名牌包会随着时间而变脆、褪色，不断跌价。老孟会如实告知她们，明年再卖，更不值钱。

买包录

对有些职场新人来说，对奢侈品包的渴望可能是一座需要被翻越的山。有个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她刚进时尚杂志时，首先注意到的是每个人桌子上都放着的名牌包，这一幕给了她不小的冲击。杂志楼下就是北京的SKP商场，写不出稿子的中午她时常去闲逛，半年后，她攒好钱去楼下拎回来一个Celine。这一瞬间的举动缠绕了她多年，为什么要这样花掉这2万块？

我也曾分期12个月来买一个奢侈品包，后来，我在意大利作家毛拉·甘奇塔诺的《服美役》里看到这段话，感到刺痛，“女性的工资低于男性，花销却更大，这样一来，她们几乎将赚来的钱都扔回了市场……几乎所有的广告都是针对女性的……女性一方面仍被认为是弱者，是低等的，受到轻视；另一方面又是雇佣劳动、无偿家务劳动、再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巨大资源。”这本书写到广告与新自由主义体系的虚伪，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我知道，买包的人内心有更复杂的渴求。

在访谈中，我看到了女性各式各样的买包原因：辛苦工作后、签单后、出差转机期间，但不论寻常或富有，不少人都提到一个词，情绪价值。

“这个年头，能给你确定的情绪价值的东西并不多，谈一场恋爱，可能会让你心慌，买个包我会持续高兴很久，尤其是对一个工作非常多、压力很大的女性来说。”二手奢侈品平台红布林的创始人兼CEO徐薇笑着对我说，她是许多奢侈品牌的VIC。VIC的全称是Very Important Client，是一种用来区分VIP的头衔，有比VIP更高的消费门槛，可以理解为“超级贵宾”。

那么，男性如何看待奢侈品呢？我曾采访过一位专门研究汽车文化的学者，她在调研中发现，中国的男性有着超乎其他国家的对奢侈品腕表和豪华车的追求欲，但他们很少会为买了一台宝马和奔驰有罪恶感，他们甚至会说，我买这个车是为了我的家人（普通的车不能接送家人？），或者为了方便谈下客户。他们从来不承认这也是情绪价值。

不过，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职场人而言，奢侈品都是他们对自己辛勤工作的一种奖励。不少人会在攒到第一笔小钱后，去买人生第一个奢侈品包，然后，在升职加薪以后，买下第二个。

其中的悖论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朋友曾在4A广告公司做项目小组长，熬夜频繁，作为项目管理者，她常常要在一天内交付好几个项目，一度失去私人生活。而网购，成了她仅有能感受到的放风。每次付完钱，她马上感觉自己需要更努力地赚钱，包成为驴脑袋前的胡萝卜。当你年轻，能够赚很多，并相信日后会赚更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去买个包，这是个自然反应。

我联系上麦小姐，是因为看到她正在闲鱼上出售几十个二手包。她今年41岁，是一个单亲妈妈，在昆明开一家承接政府与企业活动的公司。我们打电话时是夜里11点，她还在活动现场做搭建。

麦小姐是在28岁遇到她的第一个奢侈品包的，那是街边橱窗里的一个Gucci钱夹，“那时年轻，看到上面有一个小爱心，又是玫红的，觉得真是写着我的名字”。当时，她刚成为一个4S店的市场经理，月薪不到一万，钱包的价格是她工资的五分之一。

她从云南山区的一个县城考到昆明的大学，融入这个大城市之后，也有了努力的目标。“更好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除了精神层面以外，应该用越来越好的东西。我不觉得这是虚荣，有欲望才会有动力，那句歌词怎么说的，‘欲望是坚强背后的一道光’。”

29岁，她辞职离开稳定的单位，开始创业，赚到了钱，也开始了自己的买包之旅。她看到一句话，如果女人一生中只能拥有一个名牌包，那么一定是Chanel 2.55。她把这句话写到了微博愿望清单里。

昆明当时没有香奈儿的专柜，三四年里，她每次去外地出差，都会去专柜看看，但都没货。直到2017年去北京，逛到王府井，一个销售突然从仓库里面拿了一个羊皮的2.55。销售说，这只包本来被人定了，那个人在国外回不来。她看了一下，上面还贴着别人的名字和电话，她立马就说我要。那时她已经创业2年，年收入涨到近30万。

“我也不完全是为了要证明自己，因为当时我赚钱能力很好，市场也很好。”那时，她经常在签了合同以后，或者年终拿到一笔钱，就去下单。旅游每到一个国家，她也会买一只包，不一定是奢侈品，也买手工包。她尤其喜欢买色彩艳丽的包——虽然这些颜色后来在二手市场都比黑色保值性差很多。

她最常背LV去见客户，它一定程度起到了社交货币的作用，“我们小地方暴发户会比较多”。她有一个做生意的老乡，谈客户时开了一辆斯柯达，客户出来看到斯柯达，头也不回就走掉了，后来他就换了宝马。老乡用这个例子劝她换台好车，但她没理会，她的武器是包，不是汽车。

不同的包为麦小姐装扮了不同的社会角色，见比较高端的客户，她会背香奈儿，“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有审美的人，才敢把活动交给你。”这一度能拉近和客户的距离。有个甲方的高管很爱买包，有一次，这个高管突然对她说，以后不要让你们公司的A姑娘来做方案了，你来跟我谈。麦小姐问为什么，她说，看A姑娘背的包，都觉得她做不好。A姑娘对包没有任何追求，但其实最后做执行、写方案和报价单的都是A。

对于陌生的客户，她就会背蔻驰，或者更便宜的牌子，这样“他们就不容易朝死里跟你砍价。”

麦小姐并不喜欢昆明，她喜欢快节奏的生活，但这里的客户太悠哉了。她一直是个不安分的人，毕业时，电力系统分配了她四次，她都没去。她一度向往去北京，想进时尚杂志，大学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广播电视新闻，差了8分。

“从小我就相信，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大于一切，我努力了，回报我是看得到的，总好过我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这种信念一部分是家庭带来的——上初中，她的爸妈就离婚了，她的妈妈，一位善良坚忍的云南县城教师，没要抚养费，独自将女儿养大。大学有摄影课，老师总说，摄影这个活不是女生干的，她不信，也去扛摄像机。

她谈过富二代男朋友，对方的妈妈通过旁人来游说，希望她以后在家相夫教子，她不同意，这段感情慢慢就黄了。怀孕是意外，也是她自己的决定，当时的男友执意想做丁克，而她喜欢孩子，没有花太多时间犹豫，两人和平分手。

把怀孕的消息告诉母亲之前，她踌躇了很久，因为母亲有心脏病。她劝母亲先把心脏病、高血压的药吃好，母亲不吃，让她直说。出乎意料的是母亲平静的反应，母亲只说，你自己做决定，并叮嘱了一句，以后不要喝薏仁水了。

生了孩子后，她很少再有时间买包，随后，疫情到来，三年里，公司的活儿大量取消，款收不回来，却还是要持续垫款做活动，公司的资金链多次陷入焦灼，她开始考虑卖包换点钱。

环境变化后，她的心境也变了，“以前我也觉得女人就是要干一番事业，但是现实看得多了，我也动摇了。包包以前真的对我来说是激励，一种象征性的东西，觉得我的努力是会得到回报的，现在我看开了。”

新的自由，是放弃带来的——“人家说断舍离，其实断舍离的不一定是物质，也可能是一段关系，旧的关系你丢掉，整个人能轻松点。”她的五六十个包里，有三分之一都拿出来卖了。

去年，58岁的吴美君决定把她的奢侈品全卖掉。当时，她刚从一家外企的总经理岗位上被裁掉，在家整理很久不穿的衣服，一下清点出价值50万的衣服、包包、钻戒，她想，卖掉还可以换点钱。

到35岁之前，她都没有好好逛过奢侈品店。1987年，她大学毕业，到29岁时就升任中国台湾某企业总经理，之后一直在不同的外企做高管，拿很多的薪水。她爱美，但她不爱消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社会的主旋律是爱拼才会赢，赚了薪水是一定要存起来等着买房子，街上走过满身都是香奈儿的人，人们会有偏见，觉得那一定是贵妇。那时候我们觉得，拿工作所得去买奢侈品包包，不是年轻女孩该做的事。”

一直到2006年，她进入Timberland做中国台湾区总经理，有一天，在下属陪同着巡店的过程中，她忽然一个闪念，走进了香奈儿店，买下了一个香奈儿黑色漆皮包。

当时，她正要进入职业生涯的一段高光时期，公司给了她极大的发展舞台，开拓4个市场，她开始在出差期间买包。在中国香港机场转机看到香奈儿钻戒，试戴的时候她就想，自己这么辛苦，实在值得一个这么棒的礼物。在新加坡出差，她就进最大的香奈儿店，有喜欢的，当场买下。那时，她背香奈儿包包，穿香奈儿外套，配轻盈的牛仔裤和帆布鞋，在美国、欧洲开会，在老板的私人飞机上拍照，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在乎的。

那些年，同样也是全球经济繁荣、开放的时期，“那时公司业绩很好，年终奖金、升职加薪的幅度都很高，比较有安全感，觉得我肯定不可能明天就失业。”买了包，她喜欢借给团队的人背，这种快乐激励着每一个人，“每个人都在摸来摸去，他们就觉得，我在那个职位上做得这么游刃有余，还可以背名牌包包，那他们通过努力也可以。”

2014年，吴美君调来大陆工作，之后，她一个包也没买了，一是发现在上海很容易买到高仿，另一方面，她对奢侈品的新鲜感也过了。来大陆八年后，工作不太顺利，她决定卖掉奢侈品换点现金，“反正我大概永远也不会再用它们了。”

全职做博主后，她在小红书上讲过一句话，劝所有的女生都不要去买奢侈品，“说实话我觉得，女生把钱存下来，最好的方式还是买房子，不动产。我台北跟上海各一栋房子，这给我很大的底气。要买在对的地段，它不会贬值。”

不过，底下有几千则留言都对此提出了反驳，认为她能这样轻松，是因为她已经拥有过了。

包包里的金字塔

过去十年里，中国人展现的惊人购买力一度占据话题的中心，自2018年起，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就占到了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一。疫情期间，全球奢侈品消费暴跌，只有中国市场相对稳健。到2023年，在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下，中国奢侈品行业仍有轻微的正向增长。

只不过，这些增长中，有不少值得玩味的变化。过去一年，我频繁在消费市场里听到“香奈儿现象”，有人戏称，这个品牌是要“甩开中产一度狂奔”。网上有人说，上海白领喜欢背Celine，彰显格调，到东北街上看到的都是香奈儿爆款。但到现在，一个二手商业内的共识是，“有钱没钱都喜欢香奈儿。”

另一个吸引了瞩目的品牌则是LV，据不完全统计，过去3年，香奈儿涨价了8次，LV涨价了10次。当我们聊到这里，徐薇笑了，她说，近年来，涨价的并不只是这两个品牌，其他的品牌也在涨，只是大众不知道而已，在她看来，在全球奢侈品行业不景气下，涨价是奢侈品集团的一个自救策略。

“奢侈品品牌能做到今天，在一百年前肯定是凭借产品力的，慢慢在产品力取胜以后，第二步，是形成自上而下的影响力，跟身份、社会地位形成绑定关系；再下一步，就是它的价格体系，我要保持自己的价位段，香奈儿往上涨了，爱马仕看到香奈儿涨，我也得涨，我不涨就跟你在一个档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涨价就会是一个大家之间彼此竞争的游戏。”

那为什么涨完之后用户还是买单呢？“因为没有更多选择，当他们可以买得起LV及以上产品的时候，不会再往下去做比较。”

近一年来，在红布林平台，香奈儿和LV的经典款是最受欢迎的，它们受欢迎的原因各有不同，徐薇认为，前者跟近年来专柜频繁涨价有一定关系，后者则更多地与其品牌认知度广，以及相对比较保值有关。“虽然经济增速放缓，但大家还是在买，只是更多人会选最保值、长期具有流行度的单品了。”

爱马仕也是人们追涨购买的一个典型，作为爱马仕入门款的Evelyne大象灰斜挎包，2024年相比2022年均价增长33%。“这类型的包会在现在的经济情况下成为一个保值品选择。”徐薇说。

不过，个体二手商老孟感觉，如今被关注和疯抢的包也只剩爆款，其他的货变得更难卖了，尤其难卖掉的，是那些昂扬、夸张的颜色。他有一整面墙的红色包，即使价格打了折，一个月也卖不出一个。

二手奢侈品平台只二CEO祝泰倪奇曾表示，他正在减少一些小品牌的回收。大数据显示，一些便宜品牌因为不保值而流通性持续下滑，现在，人们都倾向于选择标准色（通常是黑色）、好流通的强势品牌。而花哨款式都属于扩张消费时期会选择的产品。

在长楹天街开办的为期三天的快闪店，老孟带了约五千万的货来，打了不小的折扣，最后只卖了一千万，大部分的人排队进去后，只是频繁地比价、查价，就走了。麦小姐在闲鱼卖自己的包，发现大部分时候遇到的都是二手贩子，不是真买家，“能卖掉的还是那些流通款。蔻驰、MK那些包都出不了，连Gucci都难出了。”

事实上，相比专柜，二手市场的价格往往更能反应真实的市场行情——老孟抱怨，虽然香奈儿专柜一路涨价，但它的二手价格并没有一路跟涨，相反，价格一直停留在疫情之前，毕竟，会买二手包的人还是普通中产，他们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承担溢价。“这是供需决定的。”

无人问津的包就像卖不出去的房子一样，会随着卖不出去的持续而不断降价，但越降价的奢侈品，越没人敢买。这一年里，最赔钱的包之一，是爱马仕鳄鱼包——洪晃曾在一篇《只知Birkin不知Jane》的文章里写道，“我认识不止一个女人，可以为一个Birkin包去杀人。如果是个鳄鱼Birkin，那是可以开始大屠杀的。”这个故事如今已经调转过来。

2023年初，爱马仕出了一个稀缺尺寸的鳄鱼皮birkin，当时，有非常多二手商争抢囤货，甚至溢价收购，原价四五十万的包，炒作的价格一度过百万。然而，一季度之后，市场情况急转直下，这些包全部都压在二手商手里。到七八月份，她再去询价，这个包在同行交易中已回落到了60万左右。

“这跟最近一年北京、上海的大宗资产的价格变化非常类似。富人会重新对他们的一些核心资产进行梳理，包括卖掉一些房产、贵重的包包，而不是再花钱去买入。那么，等这种资产的价格掉到一定程度，水分其实也去掉了一些，也不会再往下降了，但是有价无市。富人不买了，但中产还够不到它。”徐薇说。

包的世界里，有一个稳定的财富的金字塔，最顶尖的富人几乎不卖包，再往下，是卖包的普通富人，再往下，才是买二手的人，随之财富递减、年纪递减。《2020年中国二手奢侈品市场发展研究报告》显示，76%的二手奢侈品用户为35岁以下。据只二公布的数据，老卖家提供了70%的上架商品，59%的人年收入超过40万人民币。老孟说，有钱人在包上花的只算小钱，他们还会购买奢侈品牌的衣服、领带、丝巾、帽子、马鞍、餐具，甚至垃圾桶和狗窝。

老孟去过很多富人的家收包，海南黄花梨的床、桌子，摆满茅台的酒柜，车库里库里南的车停一排，理查德米勒的表摆了二十多块，各种克拉数的大钻戒。他们不会把包当奢侈品，有的已经用得成色很烂。漂亮的展示柜里，被整齐摆放的基本上只有爱马仕鳄鱼皮，香奈儿都是混乱堆叠着。很多爱马仕年份都挺老，2013年、2014年买的最多。不少富人告诉他，对于奢侈品，他们只是刚有钱的时候才感觉需要。

买包不光是因为喜欢，有的客户上千万一年地在专柜消费，只是为了保持在爱马仕或香奈儿的VIC身份，像北京这样的地区，买家竞争尤其激烈，每半年就要重新更新VIC的名单。

品牌的VIC体系，是一种高度筛选的身份象征，是奢侈品在阶级性上表现到极致的体系，也是奢侈品牌一种抓住客人的手段，成为VIC，会得到专属的贵宾室接待、节日和生日会收到定制的高端礼品，其中包括被邀请至国外看秀、参加品牌的时尚晚宴，与品牌的形象大使共进晚宴。这些场合也为他们提供了扩展人脉、维持身份的机会，不少VIC也成为了网红。

为了保住自己的身份，有的人每两个月上新就去买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老孟几乎每个月都会接待一到两个VIC，他收到这些包和鞋时，上面往往还包着膜和包装纸。有客户打趣说，自己不是VIC，是VIP中“P”。

所有的二奢老板都珍视这样的卖家客户，收包时，老孟经常在算好的价格上加几百，他把这当一种情绪价值服务，“你说我收人家十几万的货，给人加三五百，为什么她能那么开心？她不是差这一点，她就是需要情绪价值。比如蔻驰的二手，很多商家都不收的，收这个包我可能赔钱，但我是觉得，这个人能买五个蔻驰，也要花一万块钱，十几年前能实现蔻驰自由的人，也不是一般人，你赔一点钱，交个朋友，以后别人有好包才能卖给你。”

不过，把包卖掉，很多人并不是不买了，换包有喜新厌旧，但隐形的规律永远是“升级”，而升级的终点往往只有香奈儿和爱马仕。有人把爱马仕银扣喜马拉雅鳄鱼皮出给二手商人，这是一款在某些地区要累计消费上千万才有资格排到的包，二手价在上百万。她解释，把它卖掉，是因为自己已经买到钻扣了（二手价200多万）。

什么样的人在买二手包？

这么大量的、不少看起来很过时的二手包，真的能被市场消化掉吗？怀着疑问，我来到徐薇的公司红布林，这是位于北京东北五环顺义的一座科技大楼，同一栋楼里，另一家科技公司正在造车。这是国内最大的二手奢侈品回收公司之一，提供寄卖和回收两种服务，已有数百万件商品从这里循环出去。

每一个寄来的二手包首先抵达红布林的处理中心，这是一个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开阔空间，从收货，到过鉴定，再到上架编辑，有一套标准化流程。再一转，我们就到了库房与直播区，这里就像一个博物馆，密密麻麻陈列着各色的旧包，货架之间则点缀着数十个直播台。

每天中午开始，若干皮肤光滑白皙的年轻女主播在货架之间坐下，客户只要在手机App前点单，平台就会像打车派单一样把包派给一个女主播。说着，公关给我指了一个位置，这里业绩最好的女主播，曾经是央视记者。卖奢侈品不能仅展示商品，她们还需要讲解它古老的艺术文化。

不过，让中国买家对二手包感兴趣的最主要原因，是便宜。只二CEO祝泰倪奇曾表示，中国买家对传统二手时尚行业背后承载的环保、减碳、循环利用、社区互助等主题兴趣不大，更关注的是“性价比”。

根据红布林的统计，经常买二手包的用户主要是30岁左右的女性用户，一二线城市居多，职业分布比较广泛，主持人、律师、教师占比较高。同样，对商家来说，选择收哪些二手包，需要考虑一二线城市的35岁以下人群的喜好。

在老孟收包的现场，一个年轻男学生带来两兜男包，说都是家里收到的礼品，然而最后，他不得不带回家一兜子，因为没有那么多男性在求购二手男包品牌，“用他那些登喜路包的都得60后了，60后不会消费二手奢侈品的。”

《中国二手奢侈品市场发展研究报告2020》提到，我国二手奢侈品市场规模仅占奢侈品行业市场规模的5%。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达到20%以上。8年前，天津人老孟进入二奢行业，发现当时大众普遍对二手不太接受，也很怕被人知道自己在卖包。“当时来买的客户总是问，这些卖包的人是不是因为没钱了才把包卖了？这种包多便宜我也不买。我的顾客90%都是做生意的人，本来就讲风水。”

徐薇曾试图游说某60后业内著名投资人来投资，该投资人投过中国许多知名企业，她只投“大的东西”。电话中，她全程表示质疑，不相信二手会变成大的消费趋势。徐薇给她解释，因为年轻人需要出入一些社交场合，有背好点的包、戴贵点的手表的需求。投资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再攒点钱买新的呗。最后这个投资就散架了。

在我们采访前一天，日本三井集团的投资人正好来红布林拜访，这个投资人投了日本最大的二手交易的平台。投资人对徐薇感慨，日本在七八十年代也曾经是全球奢侈品的第一大消费市场，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几年，就逐渐成了最大的二手奢侈品供给中心——当经济增长放缓，而年轻人已经习惯了好的品牌，很难接受直接意义上的消费降级，这时候，一些替代性的消费选择会出现，二手是其中一个。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到处充斥着“买下纽约”的豪言，社会的消费信心高涨，人们挤满纽约、巴黎的奢侈品店，有的地区曾一度人均持有14个LV包。“因为东亚文化里的权威制是非常显著的，我们特别需要代表身份象征的东西。”

眼下，徐薇相信，二手观念会慢慢渗透市场，“中国过去经济快速增长，出现了本土一代的超级富豪们，奢侈品牌给中国市场做了很多的定制款，所以我们市场上会有很多的硬货。跟日本投资人交流中提到，前些年，二手奢侈品市场的供给端，很大程度转移到了中国市场。接下来，国内市场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最大的二手供给中心。”

在徐薇看来，中国职业女性与包的故事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长——事实上，在最早一批女性职场人赚到钱时，大部分人还不敢消费奢侈品。21世纪初，徐薇考上北京大学，大二时，她去香港大学交换念书，发现香港简直就是个“花花世界”，那时候北京还没开发三里屯，没有SKP，半年后结束交换，她运了一大箱时髦不贵的香港本土品牌的衣服回来，但回来之后再没穿过，太“先锋”，露肚子、露肩膀，走在校园格格不入。

再后来，她去东京、纽约、伦敦出差，着迷于街上的人们各式各样的穿搭，“我觉得是一种自我表达”。研究生，她考上英国牛津，用奖学金买了她的第一个大牌包。十年后，她再回到北京，那已经是2010年，她还是疑惑，“中国的女孩子一直都在学习、辛苦地工作，我们挣钱的能力也不亚于全球的一线城市，但我们的穿搭和审美为什么还是这么趋同和保守？”

不过，就在她发出感慨不久，消费大爆炸的时代来了。但她也发现，另一种审美的日渐趋同也开始了，在社交媒体与算法的影响下，人们喜欢的包的品牌、款式正在变得雷同、整齐划一，这是另一种保守。也是因此，她有了做二手的愿望。

写这篇稿子的日子里，我听了太多的职业女性买包的故事，它有充满华彩与鼓舞性的一面，但我也逐渐被一种匮乏感包围，我感觉到意义感的稀薄。消费似乎成了我们重要的公共生活，对于努力的人而言，名牌包包恰逢其时成了承载意义的自我奖赏。买包的女人都知道，买包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穿出去让别人看，而是我们想要向自己证明，我配得到它。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如此迫切地想要证明这一点？

不过，老孟的一席话也让我对买包这件事有了另一种理解，“人是要一直挑战自己的，你要一点欲望都没有了，就没意思了。你觉得背个帆布袋挺好，那你不需要赚那么多钱。人要往上走，奢侈品行业就是一个为了让更多的人往上爬而生的产业，让他们知道，只要努力，他就能够到一些他想买的东西，人每天是要进步的，不然怎么办呢？”

聊了3个小时，麦小姐已经离开搭建的现场，一手推着电瓶车，一手拿着电话，走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孩子已经由姥姥带着在家睡了。她的办公室就安在家楼下，这是为了照顾小孩和妈妈，妈妈前年做了两次心脏支架手术。

在闲鱼上架一年后，她已经成功卖掉了四个Gucci、两个爱马仕（的入门款）、若干爱马仕的包装盒子（这也有人买）。我们对话的前一天，她刚把一个Gucci丝绒包打包寄去西藏。她的第一件奢侈品，一千多的钱夹，已经500块卖掉了。

我发现那只香奈儿2.55也出现在了她的闲鱼列表里，但她说绝对不会卖，只是想看看市场上还能值多少。她买下这款包时，花了三万三，后来它不断提价，新款已经涨到八万多了。她告诉我，她在做的是“腾仓”，品牌升级，她只准备保留香奈儿和爱马仕。“虽然我的梦想清单里还有一个爱马仕，但可能有一天我存够钱也不会买了。”

而在那一头，西藏的买家已经收到了她的Gucci丝绒包，那是一个年轻的保险公司职员，另一场职场进阶之路开始了。

不缺钱的女人，为什么要卖掉她的铂金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