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军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批评家及其批评方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先锋文学兴起,一批与先锋文学同步兴起的文学批评家与之共舞。苏童、余华、格非、马原、孙甘露、李洱、毕飞宇、洪峰、吕新等一批60后为主体的先锋文学饮誉文坛,作为70后的我们这一代人,在大学里读的最多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进行这种语言形式实验的先锋派小说,又名新潮小说。

读研时,我和同学一起交流阅读余华小说,一一说出余华众多中短篇小说的名字,问对方看过没有。中国60后作家的先锋文学对中国70后小说家、读者,乃至80后、90后作家、读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先锋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转型,但是其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

当博士毕业,我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蓦然发现吴义勤、施战军、张清华、王光东、洪治纲等老师的学术研究是一开始集中于先锋文学研究,以先锋文学为核心向外扩展的,即以同代人文学研究为中心的。这给我很深的启示。我恍然大悟:当代文学批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向度就是同代人文学研究。从此,我开始了以对徐则臣、魏微、鲁敏、朱文颖、金仁顺、刘玉栋、艾玛、东紫、常芳、梁鸿、宗利华、李浩、李修文、计文君、朱山坡、石一枫等人的70后文学研究。

我之所以持续进行代际研究,就是因为发现代际研究有着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时代、社会与作家更加紧密的社会关系结构,给代际研究研究提供了深层精神关联和内在逻辑性支撑。

当代中国教育的大众化推进了作家教育、思想、创作,带来了整体一致性的精神背景。70后一代人是大多数接受完成中小学教育的一代人,也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成长的一代人。正是基于教育的普及性、大众化,70后作家接受了更完整、系统的教育,在为创作提供更丰富、多元艺术营养的同时,也有了更多共同性、共鸣感的思想底色和精神背景。

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让70后一代人的生命体验有着强烈的不同类型文明的穿越感。我们很多70后同代人感觉自己是生活了好几个时代的人,童年往事好像是别人的、上几个世纪的事。70后经历了从集体生产、土地联产承包单干、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互联网经济等一系列经济发展链条,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后现代文明的不同类型生产生活方式,有着跨文明、跨文化的多文明文化的生命体验。这是中国社会发展,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前所未有的文明跨越,即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所言的“加速社会”。

代际研究既是一种外部研究,也是一种内部研究。代际研究一方面关注时代、社会、群体、文化、教育的因素,另一方面关注这种外在模式、外在因素下的群体与个体、个体自身的生命、情感、心理、伦理、价值等内在性问题。代际研究是以“同代人”为方法的研究,以自身个体的生命体验、时代感受、社会经历为出发点和研究基点,去思考、理解和诠释文学作品的“这一个”人物形象及其时代,提出解决时代、群体与个体困境及其问题的可能性路径。

代际研究是最真实、最具有“感同身受”、最切近、最具内在性的研究。今天的天气如何,空气指数,社会氛围,时代流行语,以及个体对时代最真切的体验,这些同步性、即时性、当下性的事实、氛围、情绪等建构了“时代温度、湿度、色彩度”,是一个时代的既巨大而又无比细微的“精神呼吸”。这正是同代人的代际研究所能提供的无可替代的“最逼近、最新鲜、最真实、最丰富”的文学史料。

代际研究的优点和长处在于一种整体性研究,有利于对时代中心经验、时代精神乃至时代问题的整体把握和宏观审视,推进对一些时代性共性问题的解决。毋庸讳言,代际研究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如何发挥代际研究的优势,回避乃至弥补研究局限,就成为代际研究必须思考的问题。

在人工智能的新智媒时代,代际研究以其整体性、时代性、情感性、真实性、内在性而获得越来越大、独具魅力的研究品质和价值意义。

(作者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70后作家群的代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