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从中国西部一所大学的新闻专业毕业，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进了地方报社，写稿、改稿、熬夜，很快熟悉了中国新闻行业最底层的节奏。

但北京的吸引力始终存在。

两三年后，我也像许多同行一样，背起行囊，来到这个距离硅谷最遥远却最痴迷硅谷的城市。

那时的北京，是个野心外溢的地方。中关村一带的咖啡馆常常坐满了人，风投与创业者肩并肩地低声讨论，时而摊开笔记本电脑演示个产品雏形，时而在纸巾上草拟一份股权结构。空气里夹杂着刚编译完的代码气息与炒热过的估值焦虑。

那是个记者可以直接拨通创业者手机的年代。一些如今再也联络不到的大佬，那时还会主动请记者吃饭，滔滔不绝地讲述他们的梦想。有时，讲得还太多了些。

你不知道第二天的发布会上，这家新公司会不会像新浪搜狐一样大获成功，也不知道一顿午餐能不能让你预见一个产品或技术潮流的开端。

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也没有熄灭信仰。我们一边目睹泡沫破裂带来的裁员和倒闭，一边又亲历了移动互联网重新点燃的火焰。

二十年后，一切都变了。

科技圈依旧存在，但它更安静，也更封闭，更谨慎。

见一个企业创始人需要提前和PR预约、层层协调、修改若干版本的采访提纲，期待的专访在最后一刻也有可能打水漂。

媒体不再是记录者，成了被公关引导的一部分，毕竟企业宣传要先看风向。

信息流动的速度没有变慢，但它的路径变复杂了。

野心勃勃的创业者仍在深夜点灯，但他们不再热衷讲述自己的故事。

与此同时，太平洋彼岸的硅谷也悄然转身，步入了一个新纪元。

如果说Web 2.0 时代的硅谷是由音乐流媒体、社交平台和照片滤镜定义的，那么今天的硅谷则是由神经网络、图形处理器和大模型架构建构而成的。

2000年代初，全球化让人微醺，如今，据说OpenAI楼里的气氛近乎修道：工时长，会议沉默，零食免费，但鲜有享乐。可以说，是亿万富翁版本的“苦修”。

作为美国科技之都，硅谷已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有人称之为“硬科技”时代，这种迹象随处可见。

曾几何时，还处于青春期的Facebook和谷歌，正在取代像Sun Microsystems这样的老牌公司，成为最酷的工作场所。早会是在彩虹色豆袋椅上进行的，午餐是免费寿司和拿铁，下午还有冷藏精酿。午后打完乒乓球出汗了？没关系，公司提供免费干洗服务。

那是一段“rest and vest”（休息和套现）的岁月，年轻工程师一边等着股票归属期，一边在天台晒太阳。

今天的硅谷，走下了那张躺椅。

社交软件的黄金时代已然过去，现在的主角，是那些能够训练数十亿参数模型、在H100显卡上实现高效推理的工程师。

在办公室会议室、黑客之家、第三波咖啡屋或Zoom会议上，了解神经网络、大型语言模型和图形处理单元 (GPU) 等术语已成为必需。与ChatGPT能够立即将任何图像转换为吉卜力工作室动画的能力相比，Instagram的照片滤镜简直就是旧石器时代的产物。人们讨论的重点不是如何使用HTML5编程语言构建应用程序，而是有多少H100显卡——运行AI程序的热门硬件——可以获得。

美国的科技中心也从硅谷的传统摇篮圣何塞、山景城、门洛帕克和帕洛阿尔托向北迁移到了旧金山，那里是人工智能初创公司OpenAI和Anthropic的所在地。从Notion到Chroma，初创企业聚集在城市南侧的新街区，人们管那儿叫The Arena（角斗场）。如同电影《角斗士》中的罗素·克劳一样，角斗场里的创始人们也在为争夺人工智能的霸主地位而互相厮杀，只不过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战场。

谷歌这样的科技巨头不再像以前那样大举招聘。那些在大厂工作的人，面临着管理层的密切关注，正在准备裁减无用的员工。

与此同时，Hayes Valley被戏称为“脑谷”（Cerebral Valley），那里是AI工程师午餐交流的集散地，餐桌上谈的是“多模态训练”，不是爱情和电影。

在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也在悄然变化。

曾经充满理想主义与技术乌托邦情怀的工程师群体，如今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自由保守派”声音。他们认为政府监管是创新的阻力，开始反对职场政治和全球化，把投资方向从社交、消费互联网，转向了军事、能源与航空航天。防务科技与无人机创业公司，开始出现在投资人争抢的清单上。

有人表示，全球技术共享使硅谷的科技领导地位面临被中国超越的风险。

招聘广告里，过去那些写着“要有讲故事能力”与“用户第一思维”的要求，如今被“分布式训练经验”、“高效数据标注流程”所替代。TED式的愿景演讲者逐渐离场，取而代之的是拥有PhD和硬核论文的工程师们。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硬科技”语境中，硅谷的派对文化仍旧顽强。

2022年底，ChatGPT掀起的浪潮尚未平息，Stability AI就租下旧金山的科学博物馆，办了一场数百人参加的庆功派对。科技、金钱、乐观主义、酒精与自负混合在一起，构成一种奇特的后人类气氛。

Uber把原先的办公楼分租给OpenAI，Meta对Scale AI投入了140亿美元。就连一度空荡的旧金山金融区，也重新人头攒动。

有人调侃地说：“我们又回来了。”可这个“我们”，不再是当年用Node.js写投票应用的“我们”。

它曾是梦想的熔炉，如今是智能的炼金术场。创业者不再执迷于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方式”，而是试图建构“一个超越人类的智能存在”。

对于那些曾在北京五道口深夜见证另一轮技术浪潮的人来说，这种陌生，竟也有几分熟悉。

刚刚去世的许倬云先生曾说：“我不认为历史是一成不变的周期发展。人类制造的制度即使表面上有一延续性，但是每一时代都会有一定的变化。”

从这个视角看硅谷，它早已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科技产业集群”，而是一个文化体制——一个自我生产信仰、价值和权力的文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技术并不是最核心的变量，秩序才是。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硅谷确实构建起了一种稳定而鲜活的秩序：以“用户增长”“连接世界”“打造更好生活方式”为核心价值，以VC机制、创业叙事和开放文化为制度工具的科技乌托邦。

这一套秩序如同中国汉唐之间的“天下国家”，不仅自信，还具有某种对外辐射力。北京中关村、班加罗尔、特拉维夫，均是其遥远的回响。

历史的逻辑在于疲惫与更新。

随着Web 2.0故事的重复、平台权力的固化、工程伦理的失效，这一套“讲故事的体制”显露出老化的迹象。

当AI时代到来，硅谷并非简单进化，而是完成了一次文明秩序的更替，从“消费互联网乌托邦”向“冷硬技术军备经济体”转换。

在某种意义上，它正在从“普世文化的中心”退化为“技术民族国家”的核心——一种更狭窄、更激烈的秩序。

但这并不一定就是悲剧。

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说：“良法美意如果长时间没有调整，也一样会有不适用之时。”

硅谷不是死去，而是卸下了曾经的叙事外壳，进入一个新陈代谢加速的新阶段。它从“改变世界”转向“重构智能”，从“连接彼此”转向“理解大脑”，从“想象生活方式”转向“模拟认知结构”。

这是另一个历史阶段的来临，其张力未必较前一个时代逊色，不过语言与语法已变化。

历史不会轮回，但精神会换壳。

硅谷改朝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