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农民日报

“跟你说话，怎么不回答呢？”

“我没听见，我以为是电视的声音。”

10年前，高冬梅第一次上户，手足无措。在客厅里，雇主说了半天话她都没有回应，因为她一时没有分清耳边的普通话是电视里的人还是雇主说的。刚从山西运城老家来北京，此前的生活中，这样的话只存在于电视里。

一个空间，似有一个巨大的鸿沟。猝不及防到了一个“普通话的世界”做家政工，让本就普通话不好的高冬梅因这个惊慌失措的开端，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哑巴”。

这个场景，成为2023年北京第三届家政工艺术节的身体舞剧《分·身》中的一幕。这部身体剧，是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鸿雁”）邀请92名家政女工，连续36周，将自己多年的经历翻涌、咀嚼、碰撞而来的。流动，家庭负担，分身乏术，疼痛，压抑，缺乏保障，被歧视……排练期间，家政工们很多次情绪失控，泪流满面。

第三届家政工艺术节的身体舞剧《分·身》演出现场。

“她们是历经千山万水，才来到你面前的。”“鸿雁”的创办人梅若，曾经也是感到“接不住”生活的人。因为一直顺遂的成长经历虽然让她学会了知识和技能，但依然没有学会怎么面对复杂的生活。

要生活，因为人都是活生生的人。

“我不是在社会上资源特别稀薄的人，但依然觉得在生活中举步维艰。我就想，那些资源更少的女性，是怎么样面对自己的人生的？”一直从事公益工作的她便想到了那些和“生活”最近的这些女性——3000多万来自农村并在一个家和无数家中撑起生活的家政工，并在10年前创办了这家专门致力于家政工赋能服务与创新就业的公益机构。

“我稀里糊涂，六神无主，充满恐惧……越过高山，穿过河流，历经风雨只为生命相遇……”采访中，梅若唱起这首和家政女工们一起创作的专辑里的同名歌曲——《生命相遇》。

可以说，这是一个女性和千万女性，在支撑家庭生活的过程中，用生命经历互相“撑”起的故事。

一个家和很多家

“三八妇女节”这天，“鸿雁”组织的是一场以“家政女工的疼痛和疗愈”为主题的生活剧场活动。家政工们体验各种游戏，感知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当时可能没有察觉到的疼痛，然后通过声音、动作以及她人的互动去疗愈。去年的这一天是她们的工作日，第二天她们迫不及待赶到这里，一起做了版画。在那个属于劳动妇女的节日里，她们用刻刀和油墨，把自己最想说的话刻了下来。

这间并不宽阔的活动室，去年共组织过100多场活动，约3000人次家政工来到这里。

梅若曾经拍摄过关于家政工的纪录片。也是在望京，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夜，她和家政工们一同住在一家家政公司里。她站窗边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窗外，望京作为巨大的商业中心和生活区，万家灯火，车水马龙；一张是窗内，一地的家政工们挤在地板上，在坚硬和燥热中甚至都挤得无法平躺。

“鸿雁”组织家政工姐妹在北京朝阳公园做食物健康的活动。

五块钱可以睡地上，十块钱就可以睡上下铺，但床都是空的。很多人觉着，没有上户挣钱，能省就省，有休息的地方就不错了。“当时有一个非常让我难过的场景，有些晚来的家政工没有地方睡了。我发现其中一个大姐就躺在走廊厕所的外面，她当时正拿着手机和她的孩子视频。”梅若说，“我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突然觉得原来人可以这么没有尊严。”

高冬梅为了供儿子上学，牛会玲因为丈夫生病去世、儿子结婚而负债，马秋玲有三个孩子，而且初到北京时儿子才上幼儿园……每个出来做家政工的女性背后，都有一个需要她们支撑的家。而且梅若和同事们调研过，几百个接受问卷调查的家政工里，有一半离开老家的原因是家暴。

她们为了家，离开了家，又进入无数的家。

“我是一个妈妈，我有两个娃娃/一个长在城市，霓虹闪闪车灯亮/一个生在家乡，星星点灯蛐蛐唱……”在第二届以诗歌和音乐为载体的家政工艺术节上，她们集体唱作的《鸿雁妈妈》，真实地表现出她们从乡入城并与家分隔的流动、沉重和无奈。

到了城市中，她们像是千万家庭中的“隐形人”。

因为家政工的工作场所是雇主们的家，雇主是主人，作为“外来者”的她们会感到格格不入。而且家是雇主生活、放松且最为私密的地方，但家政工们却需要时刻保持工作的严谨性，分清生活和工作的界线。雇主消费的是她们的技术、服务，然而家政工尤其是住家家政工的吃喝拉撒是和雇主在同一个屋檐下，她们要隐匿自己的很多行为，甚至情感。并且家政服务是没有严格标准的，干不干净、好不好吃因人而异，甚至因雇主不同的心情而异，这使得家政工越来越觉得自己像工具、消费品和“隐形人”。

牛会玲曾在一家雇主家做过几个月的住家阿姨。那时一顿饭要上下楼送好几趟，但体力消耗对她来说不是主要问题，而是她的“无形”让人难受。比如家里吃不了的食物都放到烂掉，也不会有人让她去吃一点，她扔的时候十分心疼。女主人每天回来，都是目不斜视地径直上楼。牛会玲觉着很压抑，后来选择不干了。直到辞职，女主人都没跟她说过一句话。

“鸿雁”的公众号里还分享了一个故事：一位家政工曾照顾一位80多岁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长达两年时间，春节时雇主不让回家，但临近大年三十时却跟她说：“给你放三天假吧，想去哪玩儿就去哪，这三天不要待在我们家了。”她说她听到后感到很心寒，春节哪里还开门啊？对于一个常年住家的家政工，她的生活是极为封闭的，跟外界几乎没有任何连接。对雇主来说是临时给家政工放了个假，但对家政工来说像是被突然赶了出来，茫然无依。

梅若

梅若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劳动价值和劳动者的尊严，提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她说：“家政工的职业劳动的背后，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曾经，她被催着结婚、生子，从内蒙古老家到了北京，生活扑面而来，“但我发现我是接不住的”，没有老人帮忙，丈夫在外地工作，没有熟人社会和社区支持，“有次搂着孩子醒来，我恍惚觉着这个世界就剩我们两个了，孤零零的，很慌。”

“绵密”，梅若在形容相对好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时，几次用了这个词。所以她创建了“鸿雁”，名字就来自她老家的著名民歌。她希望那些孤零零的离乡离家的家政女工们，能在北京有个心灵上的“家”。

隐入“家务”中

电影《好东西》中，有个声音蒙太奇的场景：邻居用专业设备录制了妈妈做家务的各种声音让女儿辨识，煎鸡蛋被听成下暴雨，吸尘器吸地是龙卷风，妈妈掰芹菜的声音像熊猫吃竹子，往盆里扔菜好比海豚跳入大海，咕嘟咕嘟熬粥的声音是岩浆……那些平日里被完全无视的妈妈干的家务，在声音的放大和女儿的想象中，平凡变得雄浑，细碎成了江海。

一直以来，在劳动的性别分工中，家务劳动多由女性承担，而且家务相比于公共劳动，被认为是缺乏价值的。哪怕在家务劳动的市场化中，很多家政工作也被很多人看作是“伺候人的活儿”，家政工被叫作“小保姆”“佣人”等。

忙碌的家政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卜卫老师总结：“家政工在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中被三重边缘化了。第一，我们的社会习惯赋予公共领域的劳动更高的价值，在传统观念里，家务劳动似乎没有价值。今天我们应该看到，家政工是一个工种也是一个专业，与所有公共领域的工作一样重要。第二，家政工大都是女性，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工延续了家庭的职能，容易使女性被歧视、其劳动被贬值。第三重边缘化来自家政工的身份，她们是进城打工者，较难享受同城待遇。”

边丙珍来自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朝那镇马寨村，在2019年被全国妇联评选为“全国最美家政人”。即便她在这个职业中获得了最高荣誉，也依然有不被认同的无奈。

“我的事迹传到了网上。首先看到的是我爱人学校里的老师们，老师们都说：‘你的老婆成了大红人。’当老师们把手机拿给我爱人看的时候，他说：‘不认识，不知道。’”边丙珍不解，“一个丈夫因此就连自己的妻子都不敢承认了，像我干了什么杀人放火的事一样……我很迷茫，为什么这个行业就这样见不得光呢？”那几天，有句话让她非常感动，甚至为之流泪，大概是：多少次默默的付出，多少个辛勤的背影，这一次，请您转身，让大家看到最美的您！但是即便媒体宣传，“从北京到甘肃，到平凉，再到我们的县城，可谓声势浩大。本以为真可以转过身来，可是一阵风过后，尘埃落定，一切依旧。”

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听见这些城市里的“隐形人”，提升家政工作的价值感和社会认同，梅若和同事们策划了很多有意思的活动。她不仅希望通过活动为家政工们提供能量和支持，更希望利用艺术、传播等方式去影响更多人。于是，便有了关于家政工的艺术节。

艺术节第一次举办是在2017年，那是一场主题为“百手撑家”的摄影展。之所以从“手”入手，是因为梅若和同事们发现，在平时的接触和很多身体即兴舞动的活动中，家政工的手很容易被辨别出来。因为在常年搓洗衣服、洗涮油污、提拎重物等家务劳动中，她们的手变得粗糙有力。

5位摄影师用一年多的时间，在北京、上海、济南、西安等城市中，拍下了100多位家政工的几千张手在劳作的照片。“百手”，顾名思义就是一百双手，象征着家政工数量之多，又谐音“白手起家”，表现家政工凭借一双双勤快的手在城市打工。“撑”，体现吃力，又有种向上的感觉。“家”，是身后的小家，也表示家政工们通过自己的服务让雇主的家正常运转。

“让家政工形象得到一次重新洗礼，希望当下社会对家政女工劳动价值和体面工作有崭新的认识。”这是做这个展览时的宏大愿景。

从摄影展的“被看见”，到第二届用诗歌和朗诵“被听见”，到第三届时《分·身》的演出，这些年“鸿雁”一直在探索，不断提升家政工这个职业的社会认同度，也希望家政工们能尊重自己。

正如边丙珍后来说的：“要想得到尊重，请先接纳自己。我们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报酬，有什么丢脸的？这只是一份工作，跟所有的工作和职业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要大声说出来，要改变外界对我们的看法，从接纳自己开始，认可自己的劳动成果。”

身体之重

如果说《分·身》是在艺术形式上去探索和接纳自己，那么“鸿雁”日常的身心照顾活动，则是带家政工们去好好照顾自己。

身体是家政工们在城市工作的最主要生产工具，她们在无数家庭中靠体力日复一日地重复劳作。在此之前，她们多在农村干农活，做家务。看孩子、照顾老人、洗洗涮涮等都是体力活，加上逐渐增长的年龄，她们的身体常会出现各种问题。

“看见隐形家务，看见女性”，是在去年国际家政工日（6月16日）到来前，“鸿雁”联合“单读”举办的一场对谈活动的主题。《我的母亲做保洁》的作者张小满在活动中分享说，打扫卫生的时候，妈妈会用到各种各样的漂白剂，导致她的手关节有很多有痛感的红点。给她买护手霜也不怎么用，因为水一淋就掉了。她也不怎么用手套，因为戴手套干活不方便。“我发现基层劳动者普遍不太去保护自己的肢体，他们会穿很破烂的鞋、不戴手套，这是为了更麻利地去干活。他们得把活干完，才能拿工资。”

劳作重复且沉重，而且很多家政工对于让自己休息却有不配得感。马秋玲来北京的头两年从不允许自己停下来，“我觉得作为一个母亲，我出来打工，把孩子留在家里，孩子没有得到我的照料，我却在这里休息，我会很愧疚。”当然，这背后还有更深重的对于休息就没有钱的恐惧感。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肖索未老师分析，这种心理的出现是因为女性出门打工的同时，还认为自己得承担对家庭的照护责任，所以到城市后因无法照护自己家庭的愧疚感会导致她不选择休息。“必须要挣更多的钱，作为自己未尽的照护责任的补偿。这其实是自我剥削。”

“鸿雁”的公号中有一篇题为《疼痛非无声》的文章非常吸引记者。文里说：“疼痛，是家政女工们日常面临的状况。”“这些疼痛往往是慢性的，长期弥散在她们的生活里，钝钝地消磨她们。”“忍耐，确实是家政工们惯常采用的方法，也是女性常被教导要拥有的‘优良美德’。”

家政工们认为忍一忍就过去了的，还有更年期。很多家政工的年龄都是中年及以上，更年期是她们说不出什么感觉但却正在经历的蜕变。忍过去，是绝大多数人选择的策略。

正是察觉到大家在身体之痛上的困境，所以梅若和同事们逐渐把“身心健康”纳入到工作板块当中，“以较小的成本、现有的资源，通过学习知识理念，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找到简单、可持续的方法去照料自己的身心健康。”

把身体感受表达出来、转移注意力、拍打、艾灸、八段锦……而且“鸿雁”还组织大家读《炙热的你：关于了不起的女性更年期的一切》，去了解更年期，找到对应的让自己舒缓一些的方式。

关注自己的身体和身体反应，也是反过来从内心开始爱护自己、看重自己的过程，正如“鸿雁”说的，“把爱自己的实践融入日常”。当家政工们身体有力量时，也会觉着内心很强大。

推己和及人

有平台曾邀请梅若录制一次演讲。“稿子很快就写好了，但是你知道十几分钟的演讲，录了多久吗？”梅若捂着脸笑了起来，然后竖起手指头：“四个多小时。”

但是通过这次经历，梅若发现穿越一次极限，就能认识甚至获得更好的自己。她将她的生命经验代入到家政工身上，“我觉着我们的家政工也能突破自己。”所以2020年10月，梅若和同事们将7位家政工请到舞台中央，为她们录制了人生中的第一次上台演讲。

第一位录制的家政工就是边丙珍，她一共花费了12个小时。但这个过程让她知道，原来自己可以做到。

这就是梅若的方法，穿越自己的生命经历，去牵起更多人的手。

就像10年前，“鸿雁”还没建立时，梅若的人生正经历低谷。在孤立无援的感受到达极点时，她突然意识到先要做好自己，不能放大自己的悲情和对他人的依靠，“真正站在自己为自己做决定的位置上时，我觉得轻松多了，而且觉着我应该是天生在这个位置上的人。穿越千山万水，和她们相遇后，我能带给她们我的经验。”

有一年，“鸿雁”为家政工们录制专辑时，一位叫王青春的家政女工让梅若印象很深。高冬梅是做了半年“哑巴”，王青春则是失去高音。梅若便想探究她为什么不敢唱、唱不上高音。原来，王青春是“家里头最不被看见的老二”，从不大声讲话，看见人都只有笑容，没有笑声。从事家政工作后也尽力在雇主家“隐身”，只是默默做事，最日常的话就是小声说“好的”。梅若感慨：“或许很多人在经历了一生之后，竟不觉得自己有过‘高音’。越基层的女性，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被认定人生应该如何度过。”梅若鼓励她不断打开，让她唱出了自己从不敢唱到的高度。

“自己”，于所有人而言是非常珍贵的词。对家政工来说，她们像绝大多数女性一样，一生中要扮演女儿、妻子、母亲等多种角色。多重角色让很多人感到分身乏术，也在排序中将自己靠后放。女性的这些角色多为照料者，具体到家政工，她们的工作也是照料工作。也就是说，她们一直都处在和人的关系中，怎么做自己，怎么处理一段关系，考验的是一个家政女工的能力。

梅若说：“家政工作，本质上是一个做‘人’的工作的。”

小心翼翼，是家政工描述自己在工作中的感受时最常用的词。因为她们通常孤身一人深入到别人的家庭中去工作，再加上城乡阶层的差距、家政工职业认同度低等原因，她们往往高度紧张。

不仅如此，她们还要隐匿自己的情感。“不知道多少回，刚刚哄睡了雇主的孩子，都等不到钻进被窝，一边洗脸一边哗哗地流眼泪。我的孩子现在是不是也睡着了，他吃没吃饱，踢没踢被子，学习又累不累呢？”一位家政工曾说。思念、价值感低等情感波涛汹涌，但作为专业的服务者、“工具人”“隐形人”，她们不该表露出来，甚至还要微笑、谦和等。所以很多家政工们会感到压抑，甚至出现心理问题。

这些，都是社会学中所说的情感劳动。

与此同时，站在雇主的角度来说，像梅若说的：“其实谁家里来一个人都不舒服，坦白说你的二姨三姨来了家里，长期住着也会出现很多问题。”

梅若和同事们经过长时间地观察调研，发现很多家政工和雇主之间出现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忽略了双方作为“人”的本性。

梅若说曾经有位大姐，哪哪都好，大家也都觉着她很好。但有天半夜她接到这位大姐的哭诉电话，说她干不下去了。原来，这位大姐照顾的是一位受伤出院的老教授。在上户时，她接收到教授儿女的指令是好好看着老人，不能再让老人摔倒。所以大姐时刻不离老人半步，但老人却感觉被监视，失去了自由。并且这位大姐悉心的照料让教授感到自己的无能和老去，最终使两个人发生了口角。

“两个人都没错，技能是职业培训能做的，而我们要做的是让家政工们有沟通能力、适应能力。更好地关照自己，发展出这种能力，才可以促进她跟她的照顾者之间的关系。”梅若说。

做好自己，同时也要推己及人，因为大家都是想要好好生活的“活生生的人”。梅若历经千山万水，在穿过自己的生命体验去影响千万家政工。同样，家政工们也将推己到千万家庭中的人们。

这是女性和女性间的力量，是人的力量。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巩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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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女工，“百手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