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丨梁建章黄文政，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2020年6月24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https://xw.qq.com/cmsid/20200624A08VPT00），回应我们之前的质疑（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20-06-23/doc-iirczymk8466753.shtml）。我们感谢李铁的回应，也愿意与李铁继续探讨人口问题，希望这种探讨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下面是本文的两位作者对李铁的最新文章，从不同角度进行的回应：

第一部分梁建章回应

李铁说，我们的文章把他的关于劳动力长期过剩的观点改成人口过剩，会引起误导。确实，李铁没有使用人口过剩的字眼，但他曾多次表示“中国人口过多”。例如，2017年1月26日，李铁接受《财经》专访时认为：中国人口总量过多，依旧是主要矛盾。（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7-01-26/doc-ifxzytnk0092298.shtml）2018年9月，李铁在接受和讯网采访时表示，中国人口基数很大，面临的人口问题是劳动力过剩，而不是短缺。（https://www.sohu.com/a/254751189_639898）

在最新的回应里，李铁也多次提到人口过多，就业不足。就我理解，就业不足与劳动力过剩同义，这虽然不等同于人口过剩，但李铁显然把就业不足与人口众多联系在一起。如果李铁说“中国人口过多”不等于“中国人口过剩”，我认为这种说法只是玩弄词语。现在我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中国的劳动力是不是长期过剩？

要加快城市化不能靠减少人口

不可否认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有几个亿的农村人口还没有进城。对比其他和中国发展水平差不多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的城市化率滞后至少20个百分点，这和中国的城市化策略和户籍政策有关。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非常认同李铁的要加快城市化把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建议。但是仅仅因为中国城市化滞后就认为中国人口过多，那是非常错误的。城市化滞后要靠加快城市化解决，不能靠少生孩子来解决。很多二线城市也已经开放了户籍，甚至越来越多的二线城市还加入了“抢人大战”，出台鼓励落户的政策，随着年轻人口越来越稀缺，“抢人大战”有望愈演愈烈，所以根本上还是要增加年轻人的总量。按照现在的推进放开户籍和土地政策的速度，中国每年提高1-2%的城市化率完全没有问题。那么现在出生的小孩，等他们长大工作时，中国的城市化率早已经达到80%的正常水平。但是如果到那时才知道中国人口不是过多，那就晚了。

中国人口或者劳动力是否过剩？由于人们对“过剩”的具体定义并不一致，所以这个问题可以换成两个更具体的命题：一，如果中国每年多生了一百万人，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人失业？二，如果中国每年多生一百万人，是不是会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中国的综合国力？

一，如果中国每年多生了一百万人，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人失业？

李铁似乎认为中国如果多生了一百万人，就会有更多的人失业。这个观点无论是数据还是逻辑上都不成立。失业和人口数量的多少没有显著相关关系。没有任何经济理论支持人口多会导致失业的理论。所有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人口多会导致需求大，于是工作机会也变多。整体而言，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为中性，但略偏正面。这是因为人口越多，求职者与工作机会越容易匹配。过去30多年，中国人口从内陆到沿海，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都是从人少往人多的地方迁徙。这也印证了，人口越多，就业反而可能越充分。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分析过，在全球180个有数据的国家和地区里，人口密度越大的国家失业率明显更低。其中，地广人稀的阿根廷和俄罗斯，失业率分别为10.6%和4.3%，远高于地少人稠的日本（2.3%）和德国（3.1%）。而在中国27个省区里，人口密度与城镇失业率关系微弱。如果不考虑人口密度最小的情况相对特殊的几个民族自治区，人口密度与城镇失业率呈明显负相关。

李铁认为资本和技术替代就业的大趋势会加剧劳动力过剩。我认为，资本和技术在替代部分传统产业岗位的同时，也会促进新经济新产业的发展，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需求。比如，2019年5月16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在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报告认为，未来在工业、农业和建筑业为主的行业中取代26%的工作岗位，但以服务业为主的行业中创造38%的额外就业机会，实现12%净增岗位。

二，如果中国每年多生一百万人，是不是会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中国的综合国力？

李铁在回应文章中，质疑了我们关于“人口越多，市场越大，人才越多，就能产生更多的科技创新”的观点，他举例说：“但真实世界中的情况并不一定如此，比如，印度人口就多，南亚和东南亚人口也多，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国家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或者是说这些国家也会成为世界的创新中心？”然后又举以色列的例子说：“以色列仅有900万人口，却得以成为科技创新强国，就是一个例证。”

我们认为，李铁这样论证，是在选择性使用证据。比如，从世界各国人均GDP排名可以看出，人均GDP的高低，与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或人口密度没有必然关系。世界上既有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种地广人稀的富国；也有日本、韩国这种人口密度很大，但依然很富裕的；还有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这种人口密度很小，却很贫穷的，以及孟加拉国这样人口密度高的穷国。如果一位计生支持者拿孟加拉国与澳大利亚来比较，从而得出人口少有利于提高人均GDP的结论，就是在选择性使用证据。

因此，在比较不同国家的市场规模和创新力时，应该拿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比较，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比较。同样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尽管菲律宾的人均GDP比印度还高一些，但由于印度人口远多于菲律宾，所以印度的市场比菲律宾大得多，创新力也比菲律宾强得多。

我们还可以比较同样是北美洲发达国家的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的国土面积相差不大，人均GDP也相差不大，但人口相差近十倍，显然是人口多的美国的市场比加拿大市场大得多，美国创新力也比加拿大强得多，综合国力也强得多。

以色列之所以成为科技创新强国，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口数量少，而是因为以色列人口素质高。尽管以色列的人口素质高，但人口规模的劣势却是其最大软肋。如果以色列人口比现在翻一番，科技创新力会比现在强得多。全球犹太人有将近一半在美国，而在美国的犹太人的成就要远远超过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口，这其中包括美国知名的企业家（如谷歌和Facebook的创始人）。这还是得益于美国的人口多，市场大。

可见，在其他因素可比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市场越大，人才越多，科技创新力越强，也有助于提高综合国力，这一观点是成立的。

其他国家是如何看待人口的？

我们可以看看其他国家是如何看待人口的，是财富还是负担。就以李铁提到的以色列为例，尽管以色列自然环境恶劣，人口密度也比中国高得多，但一直实行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1948年，以色列人口仅有约80万人，而如今其人口已达900万人，在过去70年内，以色列人口增长了十倍以上。近年来以色列生育率达到3.1，是所有发达国家之中最高的。

李铁说：“再来对比一些人口少的国家，例如北欧的几个国家，目前在世界上人均收入的榜单中排名最高，它们从来没有因为自己人口少而去强化所谓生育问题。”难道李铁不知道，北欧几个国家都是鼓励生育的？比如，2019年1月17日新华社报道：北欧国家纷纷出台政策鼓励人们多生孩子。（https://www.sohu.com/a/289637053_267106）而且，北欧国家近年来的生育率普遍高于中国，比如瑞典近年来生育率达到1.9。事实上，世界上鼓励生育的众多国家之中，既有生育率比中国高的，也有人口密度比中国高的。中国是唯一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还在限制生育的，而且中国的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难道其他国家都错了？中国的很多城市都在抢人，难道他们都错了？事实上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太低了，只有中国的少数学者认为中国人口过多。根本上，这些学者只是还有残存的计划生育的惯性思维。

疫情和就业难问题

李铁在论证“中国劳动力严重过剩”时说：“仅仅在这次疫情引发的全球性危机中，中国至少丧失了几千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我们也认为应该高度重视疫情引发的就业难问题，但疫情引发的就业难，能得出“中国劳动力过剩”的结论吗？一般来说，经济繁荣时失业率低，经济萧条时失业率高。比如，在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美国失业率一度高达25%，难道能说那时美国人口太多、劳动力过剩？但那时美国人口只有1.2亿。而美国人口在2006年10月突破3亿时，失业率只有4.5%。

新冠疫情发生后，一些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与中小微企业共渡难关的帮扶政策，包括减免租金、延缓纳税以及允许延期缴纳社保等等，对于缓解疫情引发的就业难问题起到一定的帮助。我们认为，除了应该针对企业缴费部分给予阶段性的减免之外，对于某些受到重大打击的行业，如旅游、航空、餐饮等行业的企业，国家层面还需要考虑提供必要的低息或无息贷款，帮助这些企业渡过资金方面的难关。

那么，疫情期间放开生育是否会加剧就业难呢？我们认为，疫情期间放开生育反而可以缓解就业难，因为婴儿不是刚出生就能成为劳动力的, 至少要过十几年、二十年才能工作。现在出生的婴儿多一些, 至少可以刺激与此有关的乳品、医疗、纺织、服装、鞋帽、玩具、家政、幼儿教育、游乐等等行业的发展。况且，现在出生的孩子多一些，更有利于缓解将来的养老负担。问题是，由于现在人们的生育意愿普遍低迷，放开生育也未必能显著增加出生人口。

中国人口问题不是增长缓慢而是人口萎缩，尤其是出生人口迅速萎缩

李铁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放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我们认为，中国未来面临的不是人口增长放缓，而是人口萎缩，尤其是出生人口迅速萎缩。中国出生人口已经连续三年下降。在未来10年，处于22岁到36岁育龄高峰年龄段的女性将锐减30%以上，这也为近年结婚人数的快速减少及一孩数量的不断下滑所印证。随着二孩堆积生育趋于结束及育龄女性数量的锐减，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将很快会降到1000万以下。由于人口惯性的影响，人口在短期会缓慢增减，之后加速萎缩，最后进入雪崩状态。生育状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有滞后性，今天出生的孩子已经直接影响到几十年后的人口数量。只是人们常高估短期效应，低估长期效应。人口危机是典型的慢性问题，一两年内根本感受不到变化。但是如果从几十年的跨度上来看，变化将是翻天覆地、触目惊心。等到真正体会到切肤之痛时，一切都太晚了，低生育率的祸害在未来百年都可能缓不过来。长远来看，超低生育率是中国未来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最大危机。几乎所有的低生育率国家，都把婴儿潮当成社会福祉，生育意愿如此低迷的中国更应如此。

第二部分：黄文政回应

人口众多不是就业不足的原因

从李铁之前的言论和最新的表述来看，他似乎认为就业不足或者说劳动力过剩是因为人口过多。这是我们完全不认可的。劳动力是否过剩是相对于就业岗位而言的。人口多，虽然求职者多，但岗位也多。中国如果只有现在1/10的人口，只要城市化率和技术水平不比现在更高，就业岗位可能只有现在的1/11，因为那些人口大国才有的岗位不会存在。

我们上篇回应就强调人口规模对就业是中性偏正面的因素。因为人口萎缩会弱化需求和供给的匹配效率，而且年轻人口比例下降会降低就业市场的韧性和通畅性，人口长期萎缩更可能带来就业困难，哪怕会有短期和局域的招工难。

李铁回应的要点是，中国面临劳动力长期过剩，解决经济社会矛盾的重点是刺激增长，增加就业。在当下以就业为前提的分配方式下，这样说并不离谱。但缓解社会经济矛盾的根本之道是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并采用合适的方式将财富分配给全民。以就业为基本前提的分配方式，可以维持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却不能确保普遍就业。

不妨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假设人工智能未来取代几乎所有的工作岗位，让绝大部分人不再具有创造价值的技能，而成为过剩劳动力。那么是否必须设立大量不创造价值的工作岗位来维持名义就业，否则人类社会就面临崩溃呢？换言之，技术的巨大进步是否意味着人类本身变得多余？我们对这个问题曾做过深入的探讨。这个问题也许还不具备现实的政策性意义，但有助于澄清对经济过程中就业和人的价值的理解。

城市化本身促进就业

李铁称，"农村的劳动力过剩问题将长期存在，而不是所谓的人员凋敝，劳动力不足。"对此我们完全认可。我们其实从来没有以劳动力不足为理由来论述人口危机。上篇提到“农村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早已在城市打工，从事农业的大多是老人”，只是描述农村劳动力现状，不是说明农村劳动力不足。

至于李铁提到的中国农村户均耕地仅日韩一半，这与其说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多，不如说是中国城市化水平更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是日韩2-3倍，如果城市化水平达到日韩一半，农村户均耕地就会高于日韩。中国户籍限制和城市化策略，使城市化率显著低于其他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到2019年，中国人口还有40%居住在农村，但农业占GDP比例已低于9%，无法支撑这40%的人口过上媲美城市的生活。

只有进一步城市化才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改善目前在农村这部分人口生活的唯一出路。因此，我们非常认同李铁降低城镇就业和居住门槛的建议。城市化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议题。

但城市化滞后并不意味着人口过多。现在不少城市已放开入户，很多二线城市在实行优惠政策抢人，而人口的增减被视为城市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都认识到，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口是发展的正面因素。

针对城市化后的就业，李铁认为，“目前已经在城镇就业的2.9亿人口，尚因为户籍引发的利益问题还未完成市民化过程，若要吸收来自农村的2亿人口，新增的就业岗位从何而来？没有收入何谈消费？没有就业，特别是非农就业何谈增加收入？”

这说得好像城市就业岗位数量是固定的，农村人进城的前提是城市要产生新增就业岗位。实际上，农村人进城工作，衣食住行的需求本身就是工作岗位的来源。农村劳动力过剩，不是因为这些人是多余的，而是因为在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他们居住分散，让非农领域的广义交易成本远高于城市，在经济效率上无法与城市竞争。

城市化将这些人口集聚，加上政府在教育、资金方面的扶助，他们的工作效率和收入水平也会相应提高，最多一两代人后就能完全融入城市生活。现在的城市居民，往上算几代，几乎都来自农村。如果他们出生前就被视为潜在的多余劳动力被计划掉，中国的城市绝不会像今天这样繁荣。当然，城市化应顺势而为，不能拔苗助长，更不会一蹴而就。但这种自然过程的相对缓慢，绝不是把人口当成负担的理由。

人口规模效应的自然假设是其他因素可比

我们上篇文章提到，“人口越多，市场越大，人才越多，就能产生更多的科技创新。”李铁对此质疑：“真实世界中的情况并不一定如此，比如，印度人口就多，南亚和东南亚人口也多，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国家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或者是说这些国家也会成为世界的创新中心？”

坦率地说，李铁这个回应令人意外。在经济学中，这类表述的前提都是其他背景因素可比。人口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但不是唯一因素；历史路径、人口素质和教育水平、文化传统、经济制度甚至地理条件等背景因素都会有深刻甚至决定性影响。

因此，我们说人口越多，市场越大，人才越多时，自然的假设是这些背景因素是相对可比的。按规范性学术语言，需要控制背景因素，才能谈论人口规模效应。这也是为何从在同一国家内部或者相似背景的国家间的对比才能更清晰地看到，人口越多的地方，市场越活跃，创新能力越强。

市场规模和人才数量，当然与收入和教育水平有关。但在同等收入和教育水平下，难道不是人口越多，市场越大，人才越多？加拿大的人均收入和教育水平接近美国，面积比美国还大，但市场和人才规模都远小于美国，科技创新能力更是无法媲美美国，这很大程度可归因于加拿大人口远少于美国。

印度人口虽多，但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所以市场不大。即便如此，印度GDP按汇率位居世界第5位，按购买力平价位居世界第3位。印度在2019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印度的创新能力、军事工业、政治地位在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里名列前茅，这都得益于印度庞大的人口规模。在可预见的将来，由于各种背景因素的差距，印度在科技和经济上难望中国项背，但人口是印度相对中国的最大优势。这表现为印度的生育率和年出生人口都远超中国，印度将在几年内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李铁称，“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人口过多，就业不足，导致消费能力低下”，“这些国家放纵人口出生，财政无法支撑人口庞大的公共服务支出，贫困问题始终陷入在恶性循环之中。”

这里，李铁明显把相关性误以为因果关系了，而且他看起来并不了解，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后快速崛起，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发展都伴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

李铁似乎认为我们有意忽略发展中国家的例子。但早在六七年前，我们就系统分析过1950年到2010年的60年间，世界各国出生率变化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结论是高生育率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是偏负面影响，但长期是正面影响。我们有关人口的观点都是基于经济学研究和实证分析。我们也希望李铁采用规范性的方法分析相关数据来验证他他的判断，而不是基于表层的语义演绎得出粗糙的结论。

人口规模效应通过通畅性得以实现

为了反驳人口对创新有利，李铁还提到，以色列仅有900万人口，却得以成为科技创新强国，而人口较少的北欧在世界人均收入榜单上排名最高之列。其实，我们早在2014年就专门写过“犹太人的成功是否说明人口应该少而精？”（http://www.m4.cn/opinion/2015-03/1268002.shtml）一文，结论是犹太人的经验恰恰说明人口的重要意义。而在上篇文章的初稿中，我们也曾分析过欧洲人口小国，包括北欧和瑞士为何富裕，只是限于篇幅才略去。

简言之，人口对创新和经济的意义，是通过人员、信息、商品和资本的交流互动实现。所以一国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本国人口数量和质量，还取决于其内部通畅性和外部通畅性。从内部来看，本国的语言、法规、市场壁垒越小，通讯和交通越发达，信息和人员交流越频繁，即内部通畅性越高，规模效应越能体现。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好于印度的原因之一。此外，美国人口少于作为整体的欧盟，但创新和经济发展水平却高于欧盟，也可以从美国在内部通畅性上高于欧盟得到部分解释。

从外部来看，任何单个国家都是更大乃至全球经济体的一部分，因此与外部互动的通畅性是本国能否享受更大体系规模效应的关键。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全球数十亿人口的规模效应，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后积累的科技知识和管理经验。这也是为何保持国际互联网的通畅性对提升中国竞争力至关重要。过去数十年来，开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但很少人认识到，开放的意义完全可以从获得全球人口规模效应的角度得到解释。

以色列虽是主权独立国家，但与美国和欧盟在市场、科技、教育和安全上高度整合，因而有点接近于美国的一个州或欧盟的一个国家。以色列军队可获取美国最新军事科技，科学家可方便地参加西方的科研项目，科技企业可无限制地从西方招聘人才并把产品卖到西方。相比之下，西方通过瓦纳森协定对中国禁运所有高精尖武器，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和科技脱钩更是旨在进一步削弱中国的外部通畅性。

以色列与西方交往通畅性，除了得益于西方基于历史渊源和地缘政治的支持外，还归功于遍布全球的犹太人网络。这个网络也给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通畅性，让他们可以从更多的人口中汲取营养。如我们之前所论述，犹太人的科学和商业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主流文明之上的，基础是他们所寄居的西方社会拥有几十甚至几百倍于犹太人的人口。如果把所有犹太人集中迁徙到一片哪怕非常广阔而肥沃的土地，但完全断绝他们与外部的联系，他们所组成的社会的规模也远不足以支撑犹太人现在达到的成就。

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乃至犹太人的成功绝不是因为人口少，而是因为他们与远为更大人口规模的体系保持了良好通畅性，使他们可以享受这个体系巨量人口的规模效应。但由于内部通畅性要高于外部通畅性，美国犹太人能享受到的美国人口规模效应，要远超过以色列犹太人能享受到的程度。这可部分解释为何在美国的犹太人远比以色列的犹太人更成功。谷歌和脸书的创办人都是犹太人。如果他们在以色列而不是在美国，那几乎是不可能把企业做得如此成功，因为以色列本土的市场和人才规模远小于美国。

同样地，北欧国家在市场、科技教育和交流方面，是欧盟乃至西方的一部分，可以享受更大经济体的人口规模效应。比如，一架空客380客机有超过400万个零部件，由西方30多个国家的1500多家公司供应，其中很多位于北欧。诺贝尔科学类奖由瑞典科学机构评定更说明，北欧与全球范围产生的最高水平科学研究密不可分。此外，北欧经济发达的区域也是这些国家人口集聚的少数几个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

俄罗斯虽然本身人口远多于北欧，甚至比日本还要多两千万，但其相对独特的文化历史背景，使得它无法甚至也无意与更大经济体深度整合。俄罗斯与外部交往的通畅性，完全无法比拟北欧与西方其他国家，日本与美国甚至与中国的通畅性相比。比如，2019年，日本索尼公司的海外雇员占比为54%，而芬兰的诺基亚公司的海外占比高达94%，而俄罗斯则几乎没有任何国际化的公司。仅凭自身的1.46亿人口，俄罗斯如果不深度融入更大经济体，就算能保证100%的就业率，其在创新方面距离世界领先水平差距只会越来越大。但如果俄罗斯有10亿人口，那情况将完全不同。

中国人口规模优势难以持续

中国14亿人口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让中国在所有行业都可参与国际竞争。尽管有瓦纳森协定的限制，中国越来越多军事技术已经超越俄罗斯，接近美国。在民用方面，中国拥有门类最为齐全的制造业和最为完整的产业链，并在高铁、移动通讯、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开始领先世界。所有这些成就很大程度可归因于中国巨量人口规模。

正是认识到市场规模的重要性，中国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但因为内部通畅性高于外部通畅性，本国人口规模的价值远大于外部市场规模的价值。而且，其他国家的人口，最多也只能支撑中国产品的市场，但在文化、语言、认同上都完全无法与本国人口相比。而且，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外部市场融合难以提升本国的技术和管理能力。对中国自身的发展来说，增加外部20亿人口的市场远不如让本国人口少减少5亿更有意义。

还有，中国14亿人再多，也远少于全球76亿人。全球76亿人的经济体少掉14亿人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异，但14亿人与其余62亿人在信息和市场上长期隔离，将重创中华文明。中国需要世界甚于世界需要中国，只有保持开放并不断提升交往通畅性，才能更好地汲取全球76亿人中最好的营养。

中国目前人口虽多，但自然生育率却远低于西方国家。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中国出生人口在一两代人之后就将少于西方，两三代人之后甚至可能少于美国。如果彻底丧失体系性的人口优势，中国只能与周边和西方高度整合来保持经济和科技竞争力。即使西方可以放弃偏见完全接纳我们，中国也将被迫放弃政治甚至安全上的自主性。我们相信，这不是李铁愿意看到的前景。

人是负担，但更是财富

我们与李铁的根本分歧在于究竟是把人口看成财富还是负担。在我们看来，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对社会来说，人是负担，更是财富。人在工作以前是负担，但工作后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进入老年后多数又成为负担，但总的来说，人对社会的贡献要大于带来的负担，否则人类整体不会随着人口增长而越来越进步。

李铁似乎并不认可这种正面的人口观点，也不了解其他国家的理念。他在文章中竟称，“（北欧国家）从来没有因为自己人口少而去强化所谓生育问题。”实际上，北欧是发达国家中鼓励生育力度最大的区域，其扶助家庭的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3.5%左右，远高于经合组织2%的平均水平。北欧国家的生育率普遍高于欧洲平均水平，更是远高于中国的自然生育率。

而且，鼓励生育最成功的恰恰就是李铁用来说明人少也可以创新力强的以色列。尽管犹太人内部凝聚力强大，而且很优秀，但人口不多却是其软肋。在二战前，尽管在科技和经济上异常成功，但人口处于少数的犹太人却在各国受到排挤。复国以后的以色列空间狭小、土地贫瘠、几乎所有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要远少于中国，比如人均水资源仅中国的1/7。但扩大人口规模一直是以色列的基本国策。

除了从世界各国吸引犹太移民之外，以色列一直强力鼓励生育（http://www.thejerusalemfund.org/ht/display/ContentDetails/i/2374），在建国之初就对生育10个和更多孩子的母亲授予“英雄母亲”称号；1967年建立旨在提升犹太妇女生育水平的人口中心；1968年设立生育鼓励基金；1995年通过的国家健康保险不涵盖避孕和节育措施，同时慷慨支持诸如人工授精等助孕措施，数目不限。以色列人均助孕诊所数居世界首位。

以色列增人政策卓有成效。从1948年到2018年的70年，以色列人口从80万增长10倍到900万。到2019年，以色列的生育率高达3.1，在所有发达国家之中最高。即使不算正统犹太教派哈瑞德和阿拉伯人，以色列世俗犹太人的生育率也超过更替水平，在发达国家的主流人群中绝无仅有。以色列目前生育率是中国的两倍多，却依然强力鼓励生育，与中国生育限制政策形成鲜明对照。那种认为中国应该降低人口规模，走犹太人人少而精的路线与犹太人梦寐以求的人口目标完全背道而驰。

人口趋势决定未来

李铁回应的要点是，由于经济增速下滑，特别是疫情影响，就业岗位严重短缺，无法适应劳动力过剩的现实需求。我们不知道李铁是否思考过，中国劳动力数量在2015年就开始减少，现在每年新增劳动力数量大概只有2010年的60%，但为何近年就业岗位依然严重短缺？更进一步，中国人均GDP在2010年还不到发达国家20%，经济增速为何两年内就从10%的高位就陡然降到7%以下？

在这方面，我们建议李铁阅读周天勇和王元地在2018年出版的学术专著《中国：增长放缓之谜》。该书对中国经济增速变化非常规范性的研究，其基本结论是，中国近年的经济增速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0年代初出生人口的急剧下滑以及人口迁徙受阻。

这些结论与我们之前的分析不谋而合。在2015年之前，我们根据世界各国历史出生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分析得出类似的结论。简言之，一个人从出生算起，要20年才能完全进入经济循环，所以生育状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20年左右的滞后。这种判断也可以从数据上得到印证。如下图，从1979年到2019年的40年里，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与20年前的出生人口的增减趋势吻合。同样的趋势吻合也出现在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很难说是巧合。

【图1】

注: 出生人口数据来自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人均GDP增长率为(1+GDP增长率)/(1+人口增长率)-1。

经济的本质就是需求和供给的匹配，年轻人接受教育，成家立业、追求更好的生活，为此付出努力，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众多的人口有助于提升匹配效率，激发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李铁把经济放缓归因于人口过多，无异于厌食症患者误以为之前的正常进食导致身体不适，希望继续节食来改善因节食而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

李铁认为，“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放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不认为鼓励生育是解决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重点，特别是就当下而言。”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面临的并非李铁轻描淡写的人口增长放缓。由于人口惯性的影响，人口在短期会缓慢增减，之后加速萎缩，最后进入雪崩状态。这不是预测，而是从出生人口变化及其所反映的生育率趋势就能确定的判断。有关中国人口趋势的分析，我们在诸多文章中有详细论述（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rmh4251529/rmh4251529，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5750297339592519）。我们虽然一直在警示中国社会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但几乎所有之前的预测都依然过于乐观。

中国现在虽然占世界18%的人口，但每年出生人口仅占世界10%。在未来十年，中国育龄高峰期女性将萎缩30%以上，而自然生育率不到世界一半。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将使中国出生人口在一两代内降至世界5%。在强劲的低生育率惯性下，中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时间。等到最终稳定下来，中国每年新生儿占世界的比例，乃至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跌破3%。

目前这种人口趋势持续下去，将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釜底抽薪，过去几十年我们习以为常的日新月异和蒸蒸日上将走向反面。中国的复兴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就成为明日黄花。况且，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避免民族消亡必须要做的事情。

可以说，超低生育率是中国未来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最大危机。而且，无论是东亚各地的经验还是各种分析来看，低生育率本身是恶性循环，越晚应对将越难解决。在我们看来，国家级智库的真正价值在于为社会提供前瞻性的研究，对人口这种基础性的宏观趋势需要有起码的判断，而不应该被疫情这种相对短期的趋势迷惑，更不应该停留在几十年前的被事实一再否定的认知中。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的“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