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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的自由受到较大束缚。当时，人们没有机会去创建自己的企业，只能被束缚在农村的土地上或计划经济下的各类僵化组织中。

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渐获得了开办企业的自由。面对这样的时代机遇，无数人投身到创业浪潮。当时，市场中存在太多的政策、技术、市场需求与劳动力成本红利，人们只是努力去抓住市场中的各种创富机遇，并没有关于商业伦理进行太多思考。从社会角度，人们对创业者也颇为宽容，将那些造富者视为英雄，也没有太对他们的商业道德进行过多苛责。

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当前中国商业格局逐渐成型，且各种红利都出现瓶颈。这时我们再回望过去40多年的商业历程，发现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其实存在着大量问题。

我们先不谈那些制造虚假伪劣产品的大量中小企业，即使很多知名的大企业也都存在巨大问题。例如，早些年有南德与德隆，近些年有苏宁、国美、恒大、宝能、海航、安邦、中植、乐视与康得新等一大批知名企业深陷危机甚至破产。而这些企业的创始人，有的身陷囹圄，有的出逃海外，更有甚者已经由于各种原因离开人世。区别于上述企业，中国商业界也沉淀出一批类似华为、海尔、美的、OPPO、vivo、比亚迪、宁德时代、万华化学、隆基绿能、迈瑞医疗与恒瑞医药等的优秀企业。

分析上述两类企业，它们各自有着明显的共性。其中，深陷危机的企业多是盲目追求规模与增长，依赖资本与关系驱动，热衷短期投机的冒进型企业。而那些长青企业，则无一不是恪守长期主义理念，遵循本质，依靠专业与管理驱动企业成长的稳健型企业。而在这两类企业截然不同的表现背后，则是这些企业创始人在哲学思考层面的巨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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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哲学，便是人们对于世界本质的思考，进而带来对“作为人，何为正确”的思考。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企业家又围绕“企业经营，何为正确”进行了一系列深层次的本质思考，这便是经营哲学。

其中，对于世界的本质，经过历代圣人先贤的思考，当前思想界已经逐渐形成一些共识。

第一，世界是变化无常的。

例如，自然灾害与风调雨顺是变化无常的，盛世与乱世是变化无常的，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变化无常的，好运气与坏运气是变化无常的，经济环境是变化无常的，人的命运也是变化无常的。理解这种无常性，人们就需要以平常心去坦然接受世界的各种变化，并尽量能够未雨绸缪，提前做出应对。

第二，世界变化遵循着一定的因果法则。

例如，人们刚出生时的家庭、身体、相貌与智力都有着巨大差别。有的生于富贵人家，有的生于贫苦家庭，但经历几十年后我们再回望，这些人的最终状态与最初状态往往会出现天壤之别。

这是因为富贵人家出生的孩子往往从小便生活安逸，不思进取，到晚年便有可能变得穷困潦倒；而贫苦家庭出生的孩子因为从小便经受磨难，自强自立，到晚年反而功成名就，生活富足。在这些巨大变化背后，是上述两类家庭的孩子采取了不同的人生态度与人生行动，最终种因得果，产生了人生状况的巨大反转。理解这种因果法则，人们就应该学会埋头种因，其中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

第三，世界万物是相互关联的，只有“利他”才是驱动世界进步的根本力量。

人类刚出生时只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幼儿，其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便是得益于父母无私地照顾。而父母的无私之爱，便是这个世界“利他”原则的最基本体现。由于父母对子女的利他，等子女长大成人后便会自然地孝顺父母。而父母之爱与子女孝道便构成了人类社会的道德基础。

在父母的无私之爱之外，一个人的成长还离不开老师、朋友、亲戚与社会外界的很多帮扶，而这些帮扶很多都并非源于期待回报，只是源于人类单纯的利他之心。这些利他之心会逐渐形成正循环，形成更大范围的无私，这些无私带来社会的持续进步。而能够保持无私之心的人，与世界运转的基本法则相吻合，其便会获得更多人的拥护与支持，人生就会更顺遂。只是考虑自身利益，很少具有利他之心的人，则与世界运转的基本法则相违背，人生便将困难重重。

基于对上述世界本质的理解，人们也就逐渐形成了一些普世性的人生哲学。例如，做人要依靠自身努力，不要依靠投机；要有利他之心，不要自私自利；要多贡献，少索取；要谦虚，不要骄傲；要多反思，不要自以为是；要多感恩，少去抱怨；要学会知足，克服贪欲......

将上述正确的为人哲学推导到企业经营中，便是经营哲学。例如：

（一）企业是一个由客户、员工、供应商、渠道商、投资者、社区、国家与国际社会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组织，其并非创业者的私有财产。所以，创业者不能为了自身利益而忽视其他相关者的利益，而是要时刻保持利他之心。

首先，企业存在的前提一定是要为用户创造价值的，如果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对用户有害，那么便是坚决不可取的。

其次，企业要能够为雇佣的员工提供合理的物质回报与精神幸福，如果企业是以压榨员工为代价，那么也是不可取的。

再次，企业不能为了自身利益，而无视供应商、渠道商与投资者等合作伙伴的风险，将他们置于经营险境。

最后，企业作为一个国家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组成部分，其存在的前提是受益于整个国家与整个国际社会所创造的基础，所以企业不能完全无视对于国家、对于国际社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二）决定企业长期发展的一定是为用户创造价值的核心能力，非政商关系、抄袭模仿与资本运作等投机手段。核心能力的构建，便需要企业付出不懈的努力，恪守“专业”原则与“创造”原则，打造出人无我有的创新技术与创造性产品来竞争致胜，而非通过其他短期投机方式求生存。

（三）技术周期、产业周期、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变化带来的企业经营环境变化迅速，企业要时刻保持危机感，而不能以一成不变的眼光来看待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这就要求企业在经营环境好的时候要保持长期视野，时刻注意成本控制，保持节俭，以应对外部环境突如其来的变化。

（四）企业竞争，是组织与组织的竞争，不能只依靠创始人的单打独斗，而是需要一批优秀人才的集体智慧。优秀团队的构建，就需要破除老板一言堂的现象，在企业内部构建透明与信任的经营文化，将员工视为合作伙伴，而非简单的雇员。

简单总结下来，利他主义、专业主义、创造主义、稳健主义与人本主义等便是企业家所应该恪守的经营哲学。我们前文提到的那些没落企业，大多数都是违背了上述哲学，而那些基业长青的企业，则多是很好地践行了上述哲学。‍‍

例如，在利他主义方面，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要求团队在与其他合作伙伴合作时，必须做到吃亏才可以；师从步步高创始人段永平的OPPO陈明永与vivo沈炜，都是要求公司秉持经销商与供应商利益优于公司利益的原则。‍‍‍‍‍‍‍‍‍‍‍‍‍‍‍‍

在专业主义与创造主义方面，无论是华为、比亚迪、宁德时代、万华化学、恒瑞医药还是迈瑞医疗，它们都一度面临着极高的行业技术壁垒，如果只是抄袭模仿，只能沦为平庸，但它们都是选择了深耕研发这条路，最终实现了在技术与产品上的巨大突破。‍‍‍‍‍

在稳健主义方面，上述最优秀的企业无一涉足经济波动影响较大的房地产投资与股票投资领域，大多数也都是采取了低负债经营的方式。其中中国新能源光伏龙头企业隆基绿能变有一个著名的经营法则，即“不领先，不扩产”。而反观德隆、苏宁、恒大、乐视、安邦、海航与中植等一批知名企业的没落，它们无一不是冒险激进的典型，无一不与资本运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一不涉及政商关系与投机性业务。‍‍‍‍‍‍‍‍‍‍‍

在人本主义方面，上述企业都是以人为本的企业。其中，海尔集团创始人张瑞敏还明确提出“人的价值最大化，人即一切”“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的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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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生涯早期，笔者长期从事管理方法论与工具的研究与实践，但逐渐发现再好的方法论与工具在一些企业都无济于事，根本原因是这些方法论与工具背后都是有着深层次的哲学思考。例如著名的平衡计分卡理论背后核心是长期与短期的平衡，结果与过程的平衡，绩效与能力的平衡；在阿米巴经营背后是水瓶式的透明经营哲学。而如果一家企业缺乏正确的观念支撑，那么再好的方法论与工具，也都无法在企业内部真正有效落地。

而有一些企业，其没有刻意去学习什么知名的管理方法论与工具，但在组织内部却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些自己独具特色，且效果良好的管理方法与工具，这便是因为这些企业天生具有利他、专业、努力、透明、节俭与团队合作的企业基因。基于正确的观念，那么在任何领域便都能推导出较为正确的方法与工具。

过去40多年，中国商业界出现的大量优秀企业与没落企业的分化，可以给到其他创业者们一些重要启示。就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逐渐改变过去高增长时代形成的投机与冒进思维，跳出对收入、利润与市值的狂热，而是多一些哲学层面的思考，关于“作为企业，何为正确”形成自己的原理原则。

当围绕“作为企业，何为正确”的原理原则去进行业务决策时，并不会让企业在短时间内取得多么显著的新成绩。但其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效果，便是可以帮助企业逐渐减少错误无效的业务决策，从而专注到更正确的事情上。当一个企业能够始终做正确的事情，那么长期便会形成巨大的复利效应，最终不仅企业活得更加健康持久，企业家、员工与合作伙伴也可以获得更多幸福，社会也将因为这样的企业更加美好。‍‍‍‍

中国企业家需要多一些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