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经济日报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打造对外开放新优势，率先建立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东部地区积极构建“商品＋服务＋数字”多元开放体系，充分发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协同开放平台作用，在推动外贸扩量提质、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深化制度型开放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第一，稳外贸的压舱石。东部地区通过构建“传统贸易＋新业态”“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双轮驱动体系，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始终保持外贸基本盘稳定。2024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为34.95万亿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79.7％，合计进口了超全国85％的原油和消费品，出口了八成以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家用电器和锂电池。2020年至2024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增加0.1个百分点。截至2024年6月，全国172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位于东部地区的有95个，22个自贸试验区中位于东部地区的有10个。上海洋山港、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多年居全球前三位。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电子商务区域发展大数据分析报告》，排名前五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均位于东部地区，占全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的48.69％；排名前十位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中80％位于东部地区。

第二，吸引外资的主阵地。持续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对外资吸引力不断增强。2024年，东部地区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为51759家，占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总量的87.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7079亿元，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85.7％；江苏、上海、浙江、广东连续多年居全国前四位。全国超九成的百亿美元级外资项目落户东部地区，如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等。

第三，引领制度型开放的排头兵。通过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等平台，在投资贸易自由化、金融开放创新、跨境数据流动等关键领域实现制度性突破，形成一批全国首创性改革成果，构建了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型开放体系，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东部经验”。

货物贸易自由便利方面，在“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制度框架下积极探索提升货物贸易自由便利水平。例如，上海实施了全国首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首创海关、税务、外汇等22个部门“一网通办”。

服务贸易自由便利方面，海南等先行先试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运输、金融等领域作出更高水平的主动开放安排。东部地区在允许外商独资设立医疗机构、设立外资控股证券公司、开展文化艺术品“保税展示＋交易”等服务贸易开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投资自由便利方面，率先更新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实施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构建公平竞争制度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例如，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出全国首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带动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缩减70％以上。

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方面，在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跨境投融资政策、跨境贸易结算、推进金融改革等方面先行先试。例如，深圳前海在深港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积极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总量管理试点等。

人员进出自由便利方面，在推动外籍人员入出境和停居留便利、境外人才就业创业便利、放宽专业人才执业限制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例如，海南率先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

也要看到，东部地区整体开放水平依然有提升空间，比如服务业领域的准入限制较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市场集中度过高、出口结构单一、综合竞争力不强、高技术服务出口滞后等。

未来，需进一步支持东部地区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压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削减人员、资金、数据等要素流动壁垒，提高外籍人才就业和落户便利程度，在临时商业访客的签证发放、允许境外人士参与我国资格考试等领域加大开放力度。深化自贸账户本外币一体化试点，探索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更高水平金融业开放。推动形成数字化商品贸易规则，支持探索对个人信息、重大数据进行分类管理，对健康、职业等敏感数据实行跨境传输评估许可，对非敏感数据率先允许其自由流动及非本地化存储。在国企、补贴、知识产权保护等“边境后”政策领域有选择地借鉴国际规则标准，在电信监管框架、市场准入等领域逐步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规则，加快新兴领域和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区域开放室主任、研究员）

卢伟：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