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和快捷，但由于难以降解，塑料也给地球造成了污染和危害。丢弃在自然环境里的塑料瓶经过450年才能降解为二氧化碳、水以及其他矿物质。在其漫长的降解过程中，塑料会改变土壤、水体的物理结构，影响生活在其中的动植物生长，还会使人体和动物体内长期积累微塑料。

2024年4月22日，联合国官方微信在国际地球母亲日发文称，塑料污染已是地球和人类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联合国计划在2024年底前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治理塑料污染的政府间协议。不过，各国对于如何治理塑料污染目前仍未达成共识。

欧美发达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商业化生产可降解塑料，曾将其视为解决塑料污染的良方。中国部分地区从2020年以来开始推广可降解塑料，例如海南全省推广一次性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禁止销售使用一次性普通塑料制品。

中国的可降解塑料产能规模在2020年和2021年快速膨胀。按照当时的规划，中国相关产能到2025年末将是2020年的10倍以上。但是，由于经济性和环保方面的质疑等多种原因，可降解塑料相关产能近两年的开工率和新增产能速度远低于当时预期。

公益环保组织反对大力发展可降解塑料，因为其在自然环境里并不能快速降解，对环境的影响与普通塑料无异。学术界的态度有分歧，环境领域的学者认为，当前并不具备可降解塑料快速降解的条件，应限制其发展；塑料所属的高分子领域学者称，伪降解与真降解不能混为一谈，新近产业化发展的可降解塑料是真降解产品，在自然环境中三年内即可降解。

争论中找出的有限共识是：在塑料使用难以避免且难以回收的领域，例如农用地膜，明确具备降解条件的情况下，可优先使用可降解塑料。

但在现实中，可降解塑料的使用路径和降解条件非常多元复杂，其实际降解情况并不可控。只有特定产品在特定领域的特定条件下使用，可降解塑料才具有环境友好的效益，而且需要多个政府部门的共同协同以及监管。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业人士建议，在不具备可降解条件的情况下，应谨慎生产和使用可降解塑料；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让可降解塑料的生产者承担回收或降解职责；同时加大新技术的研发，使塑料的降解路径更明晰。

一、1500万吨产能规划大部分落空

可降解塑料在一些地区被认为是治理塑料污染的良方，相关产业规模在2021年、2022年间快速膨胀。

塑料的降解，从宏观上看是最终分解为水、二氧化碳，以及矿物质等；从微观上看，实质是分子量降低的过程。塑料是一种人工合成、分子量在1万至100万之间的高分子材料。自然存在的物质分子量一般较小，水和二氧化碳的分子量分别为18和44。广义的可降解塑料包括所有可由外界因素推动降低分子量的塑料。

中国2006年发布的可降解塑料的国家标准（GB/T20197-2006）指出，可降解塑料包含热氧降解、光降解、生物分解和可堆肥降解四类。生产光、氧可降解塑料的厂家往往为不知名的小厂商，产能统计没有明确数据。生物分解和可堆肥降解塑料的两大主要产品是PLA（聚乳酸）和PBAT（己二酸丁二醇酯和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的共聚物），相关上市公司有超过十家。

清华大学教授温宗国团队2022年调研的数据是：2020年，PBAT在中国产能约29.3万吨；至2021年底，PBAT产能已达68万吨，在建产能128万吨，另有规划产能约965万吨。2020年，中国PLA类可降解塑料产能约22万吨，在建产能超过60万吨，若规划项目能落地，2025年中国PLA产能将达380万吨。

按照上述数据计算，PBAT和PLA产能到2025年总计超过1500万吨。但是，这两大类产品的规划产能并未落地，已建成产能则出现较多闲置。综合《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信息，目前可降解塑料相关产线的开工率在10%~30%之间。

可降解塑料目前的具体产能和产量没有权威可靠的统计数据，有两项数据可做参考：中研普华研究院统计称，中国2023年PBAT产量为22.1万吨；观研报告网称，2023年中国PLA产能为26万吨，同比增长18.18%，在建产能120万吨。

长鸿高科（605008.SH）是生产PBAT的龙头企业。该司2020年决定投资建设60万吨/年的PBAT/PBS/PBT生产项目。该项目一期12万吨/年于2021年12月建成投产，后续尚未有投产信息披露。该司称其PBAT/PBS/PBT生产规模居全国前列。

海正生材（688203.SH）是中国首家、全球第二家商业化生产PLA的企业，其市场占有率居国内首位。该司现有PLA产能为6万吨/年，2024年上半年生产纯聚乳酸2.47万吨。该司年产15万吨PLA的扩产项目，一期7.5万吨产能原计划2024年6月竣工，现延期至2025年3月。

经济性较差是可降解塑料产业发展不如预期的主要因素。据《财经》记者调研，可降解塑料的生产成本一般是传统塑料成本的1倍以上。而且，可降解塑料产品机械性能（强度、弹性）相比传统塑料较差。

以可降解塑料为原料生产相关产品的下游企业，对未来的产能规划持谨慎态度。

可降解塑料的下游产品里，吸管是人们常见常用的品类。全球最大的吸管生产企业义乌双童集团，从2008年开始生产可降解塑料吸管。当时市场对可降解塑料的需求较少，该公司产量极低，以出口为主。到2020年以后，国内市场突然爆发式增长，该司2021年、2022年的可降解塑料吸管销量相比2020年增幅超过10倍。2023年以来，增幅回落到百分之几十。

目前双童集团生产的可降解塑料吸管、纸质吸管和普通吸管的数量比例为1∶1∶1。该司总经理李二桥对《财经》记者说，以普通吸管的成本为1个单位算，可降解塑料吸管成本约为2.5~3，纸质吸管为2。一般是大型连锁企业采购这种成本较高的可降解塑料吸管。

山西生产可降解塑料制品的龙头企业纽维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15年开始以可降解塑料生产一次性餐具等产品。该司负责人马志宾告诉《财经》记者，公司于2019年和2022年扩大了可降解塑料制品的产能。但2023年以来，产能开始出现闲置，因为市场增量有限，且新进入者越来越多。目前仍有一些产业园邀请公司入驻，但现在已经不宜再扩大可降解塑料的投资。等待政策进一步明确后再决定是否继续扩大可降解塑料产能。

二、可降解塑料频遭质疑

可降解塑料产业发展较预期放缓的另一个因素是：降解性能和相应的环境影响受到质疑。

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垃圾减量项目主任孙敬华做北京塑料污染治理调研时，将一根标注为PLA（聚乳酸）可降解的塑料吸管埋在了办公室的花盆里。半年后，吸管的外观没有任何变化。

孙敬华拿着她在北京商超、餐饮店搜集的各类标注着可降解塑料的吸管、餐盒、包装袋，对《财经》记者说，这些可降解塑料制品使用后并没有进入可快速降解的环境中，最终是与其他垃圾一起进入了填埋场或焚烧厂。可降解塑料产品缺乏有效管理，部分伪降解产品会变成塑料微颗粒，造成更严重的环境污染。建议对可降解塑料进行科学评估，避免用“有问题的替代品”替代传统塑料。

清华大学化工系高分子实验室主任郭宝华教授从事高分子材料研究30余年，经历了可降解塑料从无到有的过程。郭宝华对《财经》记者表示，上世纪90年代商业化生产的可降解塑料是在光、氧作用下，通过加入相关助剂，促使塑料快速降解。这类可降解塑料在自然环境中不能实现全环境域降解，在无光、低温环境下很难降解，不能满足废弃后消除环境影响的要求。

郭宝华说，以PLA、PBAT等为代表的生物降解塑料产品，是以自然环境中的微生物为媒介，使其快速降解。这类塑料称为全生物降解塑料，废弃遗撒到环境中不会造成环境负担。

光、氧降解塑料已经在很多国家被认定为是“伪降解”的材料，但全生物降解塑料的降解时间、程度，存在较多争议。

全生物降解塑料实质是以微生物推动降解，目前市面上有超过20种相关产品，其中有三类产品的规模较大：一是主要以植物淀粉为原料的淀粉基塑料；二是使用可再生的植物资源（主要是玉米）提炼生产的聚乳酸（PLA）聚合物；三是以石油副产品为原料生产的二元酸二元醇共聚酯（PBS，PBSA，PBAT，可称为PBS类塑料）。

据零萌公益、自然之友等多家环保组织调研，在北京，大型超市大多以全生物可降解塑料袋替代了传统塑料袋；餐饮门店的外卖打包袋则有多种新兴的替代材料，例如光、氧降解塑料，无纺布，铝塑复合材质等；而对价格最敏感的农贸市场，“新限塑令”要求禁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的期限是2025年底，因此目前还在大量使用传统塑料袋。

《财经》记者采访了十余位来自环保界、学术界，以及生产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的企业界人士，他们共同的观点是：光、氧降解塑料制品应该被禁止使用，它们没有减缓，而是加剧了塑料污染。但是，对于生物降解塑料的使用，这些人观点迥异。

反对生物降解塑料者的理由归纳起来是：大部分市面上的生物降解塑料需要工业堆肥条件才可以完全降解，但工业堆肥设施只在少数国家有大规模的发展。绝大多数的生物可降解塑料最终流向与普通塑料相同，进入填埋场、焚烧厂，或流入自然环境。在自然环境中，生物降解塑料到底多久可以完全降解，不同性状的产品在不同的自然环境结论都不相同，缺乏具有普适性的权威验证。

三、生物降解塑料靠谱吗？

生物降解塑料目前明确的降解路径是堆肥降解，包括工业堆肥和家庭堆肥两种。两者的规模、条件可控性和温度不同，可降解的产品也不同。工业堆肥的温度要求维持在50摄氏度~65摄氏度，家庭堆肥的温度一般低于45摄氏度。

家庭堆肥模式在全球范围分布非常分散，工业堆肥以及上下游产业链只在少数国家比较完善，例如意大利的工业堆肥设施基本可以覆盖全国产生的有机废弃物，并且产生的堆肥也有后端市场可以售卖；在美国、西班牙等国，工业堆肥设施存在于少数地区，没有覆盖全国。中国以及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适合大规模处理可降解塑料的工业堆肥设施。目前的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的工艺不能有效处理可降解塑料。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与中石化2022年9月联合发布的《可降解塑料的环境影响评价与政策支撑研究报告》称，中国可降解塑料接近97%的比例流向受控焚烧与卫生填埋设施，直接进入自然环境的可降解塑料占比约3%。但是只有不到0.01%可降解塑料进入真正可降解的环境，即工业堆肥与厌氧消化的发酵降解设施。

上述报告称，可降解塑料的测试周期为180天，而且仅以工业堆肥条件作为可降解塑料评价标准。实际中，中国厨余垃圾处理设施消化的时间周期一般在20至40天，且厌氧发酵是主要的方式，而生物可降解塑料所需的条件多为湿式厌氧消化条件。

该报告的负责人温宗国团队现场调研的结论是：目前进入工业堆肥、厌氧发酵等生物质处理设施的可降解塑料，绝大多数与传统塑料一样会被作为杂质由设备分拣出，没有进入生物质降解发酵环节，无法实现其降解特性的环境优势。

生物降解塑料工业堆肥后生成的物质也有争议。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是近年备受关注的一组化学品，广泛用于很多产品，包括一些可降解塑料制品。自2019年起，美国的多个堆肥相关机构，包括“有机物回收权威”（BioCycle）组织，美国堆肥协会（US composting council）等，都在堆肥厂的产品中测出了高浓度的PFAS，其中一部分来源于可堆肥塑料制品。人们已认识到PFAS对健康的风险，中国把PFAS已列入2023年版的《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

欧盟关于生物基、可生物降解和可堆肥塑料的政策框架称，由于生物可降解塑料制品中可能含有毒添加物，可能会对工业堆肥设施的产物造成污染。进入工业堆肥设施的塑料应该保证没有混入普通塑料，否则会发生交叉污染。

中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可降解塑料的工业堆肥设施——这是《财经》记者采访的十多位可降解塑料相关人士共同验证的信息。不过，来自企业界、学术界，以及标准制定机构的多位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即使是在自然环境下，生物可降解塑料的降解时间也远远快于普通塑料，一般在半年到三年之间，即可完成降解。

一位可降解塑料领域的权威人士在其北京办公室对《财经》记者说，在这个楼的实验室里，以及楼外的露天环境中，他的团队做过多次生物降解塑料的降解实验，它们基本会在一到两年的时间内完成降解。

该人士及其团队发表的一篇基于2020年7月25日至2020年10月25日期间实验的论文称，以PBAT为主要成分的生物降解地膜在埋土降解试验环境中能够发生降解。生物降解地膜在培养60天后表面出现了大量裂纹和微观孔洞，120天后可完全降解，但降解速率的大小与无机填料种类及配比有关。

该人士参与制定了2006年实施的GB/T20197-2006《降解塑料的定义、分类、标志和降解性能要求》，和2022年6月实施的GB/T 41010-2021《生物降解塑料与制品降解性能及标识要求》（下称生物降解塑料新国标）。

这是中国仅有的两项有关可降解塑料的国家标准，均为推荐标准，非强制标准。生物降解塑料新国标指出了在淡水、海洋、工业堆肥、土壤等多种环境下，检验生物降解塑料降解性能时，需要的时间、实验手段和方法。该标准对降解结果的要求是：材料生物降解率应大于90%以上；且材料中组分大于或等于1%的有机成分实际测得的生物降解率应大于或等于90%。

就职于推动循环经济转型的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贾柊楠博士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国际上认证可降解塑料的降解性能测试普遍是在实验室模拟条件下进行的，很难反映真实世界的各种变化。例如，海水可降解塑料认证实验一般模拟20摄氏度~30摄氏度的海水环境，但在现实世界中海水温度随着季节、时间会有很大变化，实验室结论并无法说明可降解塑料在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中真实的降解速率。

“即使可降解塑料在自然环境里一年至三年内可降解，这个时间也足以对动物和生态造成负面影响。而且我们也无法控制这些可降解塑料在自然中的具体流向。”贾柊楠说，个案实验结果并不能作为推广可降解塑料的证据。

四、适度发展，部分替代

主要以石油为原料的塑料产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各类环境污染问题凸显，塑料污染也引发了更多的关注。欧美发达国家率先投入了可降解塑料的研发。

到20世纪90年代，可降解塑料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标志性事件是：陶氏化学1997年成立了嘉吉和陶氏化学合资企业，开始生产以玉米为原材料的生物可降解塑料。该合资企业于2001年开始生产PLA。2005年，该司更名为NatureWorks，至今仍为全球PLA生产领域的龙头企业。

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BASF）是全球最早规模化生产PBAT的企业之一。该司1998年开始生产基于PBAT的可生物降解和经认证可堆肥降解的塑料产品。

中国公司对可降解塑料的关注较晚，基本上进入21世纪后才开始研发和生产。随着近年来各界对塑料污染的重视，中国生产和消费可降解塑料的规模逐年提升。在PLA和PBAT的生产领域，中国公司和国外品牌目前在市场上均有一席之地；在下游产品领域，中国的相关产品则是以国内企业生产为主。

放眼全球，欧美发达国家先期研制出可降解塑料之后，大多经历了一波较为积极的推广和发展阶段。但在近几年里，除了意大利继续推广并基本建成了可降解塑料产业链，曾经推广过可降解塑料的国家，逐渐开始对可降解塑料的发展持谨慎态度。

欧盟对可降解塑料制品目前没有强制政策，总的来说是建议谨慎使用。综合欧盟相关法规的内容是：可降解塑料可在农用地膜、咖啡过滤袋、部分果蔬包装袋上使用，前提是保证其在两年内可降解，并且要谨慎搜集和处理这些垃圾。

在中国治理塑料污染的政策中，可降解塑料是替代塑料制品的选择之一，但并未被视为最主要的替代品。

200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2008年5月，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及国家工商总局发布《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这两项文件被业内称为“限塑令”。2020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多种一次性塑料。该文件被称为“升级版限塑令”。

“限塑令”未涉及可降解塑料。“升级版限塑令”的基本原则是：以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为导向，研发推广性能达标、绿色环保、经济适用的塑料制品及替代产品，培育有利于规范回收和循环利用、减少塑料污染的新业态新模式。

“升级版限塑令”对可降解塑料的提法是：在一些区域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推广使用环保布袋、纸袋等非塑制品和可降解购物袋。

长期关注塑料污染治理的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理事长毛达对《财经》记者表示，现实中，“可降解”对于不少商家来说，是比“可循环、易回收”相对更容易执行的替代品方案。中央限塑令政策发布后，各个省份都跟进发布了省级塑料污染治理方案，个别地区开始积极推广可降解塑料。

吉林省于2014年发布了中国首个省级禁塑令《吉林省禁止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规定》，禁止销售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和餐具，推广可降解塑料作为替代品。

海南省作为一个岛屿，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其治理塑料污染更加紧迫。因此，海南推广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积极性非常高。海南省于2020年12月1日施行《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全面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普通塑料制品。

据海南省禁塑三周年进展情况新闻发布会披露，2023年1月~11月，海南省实现生物降解替代品销售1.4万吨，较2022年全年增长27.3%。海南还发布了《海南省关于加快全生物降解材料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等专项配套优惠政策，省内全生物降解材料企业因扩大投资、技改提质等享受财政资金奖补约7145万元。

海南虽然在可降解塑料的生产和市场监管方面出台了一些强有力的举措，但是针对垃圾收运和后端处理、原材料管理等方面，还未发布具体规划。

上述权威人士表示，在治理塑料污染的过程中，可降解塑料不是无所不能的，也不是一无是处。可降解塑料在政策体系里的位置一直是明确的，即适度发展，部分替代。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人们认知的不断完善，生物降解塑料的产业前景是好的，但还需更多的配套和完善。如果要规模进一步扩大，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对于治理塑料污染的政策，企业界的理解在逐渐完善。李二桥说，之前公司的重点是攻关可降解吸管，现在开始更多地研发“可循环、易回收”的吸管，比如不锈钢吸管，在家庭、办公环境里，个人使用不锈钢吸管更环保。公司现在可以生产二三十种不同类型的可循环、易回收吸管。

巴斯夫给《财经》记者的书面回复称，该司对治理塑料污染的态度是：助推塑料产业从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的转变。公司正在调整塑料产品结构，更多地使用可再生或可回收原料替代传统化石燃料。

五、可降解塑料有没有未来？

支持发展可降解塑料的人士认为，在不可避免地需使用塑料，或者塑料难以回收的领域，可降解塑料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郭宝华表示，目前废弃塑料回收、焚烧和填埋的比重超过90%，另有超过7%的废弃塑料制品丢弃在自然环境中造成环境污染。对于不易回收、易于遗撒到环境中的塑料制品，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以全生物降解塑料做替代，防止塑料污染的发生。

业内普遍认为，传统地膜可以在部分农作物上被可降解地膜替代。据202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全球农业塑料年用量在1250万吨，其中地膜年用量约200万吨，中国地膜年用量在140万吨左右。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告诉《财经》记者，基于中国的自然资源条件和人口数量，为保障粮食安全，地膜的使用难以避免。但是，地膜回收难，且成本高，在局部地区，传统地膜残留已对土壤造成了较大污染。采用生物降解地膜代替传统地膜是一条比较理想的措施。

不过，目前的生物降解地膜对不同农作物和不同环境的适应并不相同。严昌荣说，使用生物降解地膜不能一哄而上，要因地制宜，不同区域和不同农作物对生物降解地膜的要求存在很大差异。总的来说，在目前技术水平下，生物降解地膜具有的替代潜力估计为20%，目前这一比例在2%左右。

在适合可降解塑料发展的领域，需要一系列的标准、规范、产业链管理等政策。此外，还应鼓励技术创新，研发更具环境普适性的可降解塑料产品。

在英国，英国标准学会在2020年10月颁布《聚烯烃在露天陆地环境中的生物降解》技术标准。英国初创公司Polymateria于2021年2月宣称研制成功“世界第一个聚烯烃生物降解技术”，可使传统塑料产品在自然环境中快速完全降解。该司先后获得英国、新加坡等机构超过3500万英镑的投资。中国也有多家公司宣布研制出了与Polymateria类似的产品。

在意大利，可降解塑料主要是用作厨余垃圾的收集袋，该国为此制定了较完善的法律框架。意大利自2012年颁布了一次性塑料袋禁令，禁止超市使用和售卖塑料购物袋，鼓励使用可堆肥降解塑料袋、纸袋和布袋作为替代品。2017年禁令再次升级，延伸至生鲜食品包装袋。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认为，规范可降解塑料产业发展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让可降解塑料的生产者承担回收、降解职责。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这一理念最早于1988年由瑞典隆德大学环境经济学家托马斯（Thomas Lindhquist）提出，它是指生产者需对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特别是对产品的回收、循环和最终处置负责来实现。

2020年，意大利推出了可堆肥降解塑料包装的生产责任延伸制度，专门对可堆肥塑料包装的后端回收处理做出规范。这一系列的措施让意大利成为当前唯一一个能够大规模收集和降解可堆肥塑料的国家。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在欧洲发展较成熟，不同的产业领域有不同程度的执行，有的是企业自愿，也有的是法律强制要求，还有的是以经济刺激的手段鼓励实施。近几年，东南亚地区也有多国开始推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发展。

国家发改委对十四五规划纲要做名词解释时，对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定义是：将生产者对其产品承担的资源环境责任从生产环节延伸到产品设计、流通消费、回收利用、废物处置等全生命周期的制度，要求生产者通过开展产品生态设计、使用再生原料、保障废弃产品规范回收利用和安全处置、加强信息公开等，落实其全生命周期资源环境责任。

201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把电器电子、汽车、铅蓄电池和包装物四类产品作为首批推行范围。

毛达表示，可降解塑料的生产工艺更复杂多样、流程更长，比电器电子等产品管理难度更大。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在可降解塑料领域应用的话，还需要更多的监管和配套政策。

如今，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考虑可降解塑料后端的处理问题。海南省提出的全生物降解材料产业未来重点发展领域和方向包括，要鼓励使用全生物降解塑料袋对餐厨垃圾进行有效分类、堆肥化处理，推动资源综合利用，探索全生物降解塑料“生产一销售一使用一回收”全生命周期管理新模式。

马志宾说，要继续扩大可降解塑料的产业规模，配套措施必不可少的，这需要很大的财力和人力投入，单靠企业是很难做到。

千万吨产能落空，可降解塑料还有未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