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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春，耄耋之年的邓小平来到上海。

从88年算起，是他连续第三个年头来这儿过春节了，他说这里的气候很像他的家乡。

新春佳节，上海一如往常地热闹。

欢庆之余，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始终记挂着一些东西：82年以来，南方沿海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但上海的脚步却慢了下来。

所以，他提了个问题，“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

启程回京时，上海的市委领导们前来送行，邓小平和他们说：“你们提出来开发浦东，我赞成。”

回到北京，邓小平对几位负责的中央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几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浦东的命运彻底被改写。

1. “新”：金融先行

1990年4月18日，加快开发浦东的政策决定传达给了全世界。

不过，让很多人费解的是，同样是国家重点发展的地区，深圳叫“特区”，但浦东被称为“新区”。

据官方记载的历史回忆，领导们当时特地谈到过这个问题，“全国不少的城市都要求成立特区，如果特区太多了那就不特了”，所以最后定了个“新区”的名字。意思大概就像浦东人的理解：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

大概浦东的“新”文化就是来源于此吧。

彼时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高速期，钱自然是各处都缺，所谓“经济特区”也都是政策上的支持。用总设计师在南边建特区时的话来说就是，“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搞。”

人在捉襟见肘的时候，总会有些出人意料的想法。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是90年代浦东的真实写照——一个落后的农村，穷。1993年，全浦东新区的财政收入只有12亿元，同年上海的财政总收入为242亿元，土地面积占整个上海22%的浦东收入占比不到5%，是典型的“吃饭财政”。

除了地，这里什么都没有。哦！对了，还有地。

于是，就有了浦东的神来之笔——“土地空转”，即资金空转、土地实转。

以金桥开发为例：

地方财政局通过上国投（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先开出一张2.4亿元的支票，然后把这张2.4亿元的支票交给金桥作为投资；

金桥再用这张支票向国土局购买土地，土地局再把这2.4亿元支票上交市财政局。

就这样，政府一分钱不用出，土地使用权就从国家转交到了开发公司手里。

在这个基础上，之后，开发公司再以土地作价，找到银行合资创办公司。

这手法堪称一绝，算是开了中国合资企业的先河，在那之后，浦东的中中合资、中外合资公司大量铺展开来。

单单钱有了保障还远远不够，真正奠定浦东未来的是“川沙会议”。

1995年3月，30多位政府决策专家和学者聚在浦东川沙一家宾馆里，讨论浦东的产业规划，“头脑风暴”三天三夜后，他们达成了一致：不复制深圳特区的制造产业，而应该发展以金融业为首的现代服务业。

会议的内容形成了后来的国务院“61号文件”，中国金融业改革就此以陆家嘴为起点向全国扩散。

1995年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把上海市分行迁到浦东陆家嘴。

紧接着，自家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券商，外来的日本富士银行、渣打银行等等大量的金融机构在这落地生根，曾经的烂泥渡变成了国际金融核心区。

2020年，面积不过31.78平方公里的陆家嘴，云集了10余家国家级要素市场和功能性金融基础设施、6000多家各类金融机构、30多万名金融人才。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寸土寸金”：285幢商务楼宇中，税收过亿的有102幢，超10亿的30幢，超50亿元的4幢。

美国离不开华尔街，中国同样离不开陆家嘴。

2. “敢”：莽夫志气

浦东30周年艺术展里面有一张1994年陆家嘴的俯瞰图，一眼望去都是低矮的房屋和青褐色顶棚，如同紧贴地面的苔藓。

但30年前，这里的人们就敢想、敢说，“我们对标的是国际一流金融中心，是纽约华尔街，是伦敦金融城”。

一无所有的时候，这样的志气令人佩服，不过办实业，光想和说没用，还得敢做。

大凡破旧树新，始终绕不开一个问题：利益的重新分配。

不怕没钱没人没时间，就怕各方的阻挠、记仇、穿小鞋，所以往往许多大事落得个虎头蛇尾的下场。做实事的，也担心一着不慎、前途无望，因此束手束脚。

但好在，浦东人的魄力足够。

1990年浦东刚登上快车道，外高桥保税区已经开始筹备，当然如预料之中的有许多麻烦。

比如，当时保税区想新建一个“生产资料交易市场”，这是用来干嘛的呢？

早先大环境没现在这么好，对贸易的限制比较多，国外的贸易公司只能通过代理才能与国内公司进行贸易往来，但代理资格不是谁都能拿到的，所以那时候没点背景根本做不了这一行，利润自然是极其丰厚。

而通过所谓的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外资企业可以直接在保税区的进出口平台和国内市场开展贸易。这一举措对外商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也动了一部分人的蛋糕，开发者们承担的的压力可想而知。

1993年11月，上海保税生产资料交易第一分市场开张，尽管具体政策和当初想的还有一定距离，但仍是破天荒的头一遭。

事实证明，做大事，没有“莽夫”还真不行。

再举个例子，外高桥保税区比较依赖港口，但当时900米的港口岸线只有一部桥吊，就是下面这个东西，用来装卸货物的，码头再大、进出口货物再多，这东西不够也没有意义。

所以那时外高桥被逼急了，和对振华港机厂商量：以你们名义向银行借钱，尽可能购国际上最好的机械配件，为港区再造一部桥吊，桥吊正常使用后，连本带利由港区一并付清。

一个敢担保，一个敢信，先斩后奏，还把数量从一个增加到了两个，大概向外资银行借了400万美元。

后来，第二部新增桥吊出了问题，有关方面来文指出这违反了外资管理法，必须违约。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办公室就此事写了简报交上去，没想到当时的市长徐匡迪、副市长夏克强看了之后非常赞同，此时就不了了之。

2020年，外高桥一天的经营收入达到60亿元，超过一座金茂大厦的造价。

30年间，外高桥保税区的经营收入从1993年的11.6亿元到2020年前三季度的16210亿元；进出口额从3.2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前三季度的1137亿美元；税收从1.6亿元增长到647亿元。曾经的农村形象也完全改头换貌。

没有“敢”这种莽夫般的气魄，就没有现在的上海自贸区、现在的浦东。

3. “快”：中国速度

1996年年末，一只调研小组从虹桥机场出发，飞往旧金山，随后转华盛顿去迈阿密对外贸易区，再从洛杉矶赶往墨西哥自由贸易区、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跟着向北折返1800公里到美洲第二的ZOFRI自由贸易区，最后回到上海。

全程时间只花了2个星期，这个小组完成了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研究考察，而像他们这样的小组还有不少。

这些小组回到浦东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条例》出炉，并在1997年1月1日实施，中国大陆的第一家保税区从此才算是登堂入室。《条例》实施后3个月，外高桥保税区出口加工项目外资量同比增长2.5倍，已投产的加工企业出口额也增长近三成。

从开始研究、出海考察到政策落地，时间不到一个月，快速发展的浦东是在和时间赛跑。

步入正轨的保税区最早实行“先入区，后报关”方式，不但大大缩减了运输时间，还降低了物流成本。

这种“快”还体现在政府，浦东开发之初，就是全国最早开展“一门式”服务的地方：各委办局派代表驻扎在开发办旁，一扇门进去，盖完所有图章。大大提高了企业和政府办事效率。

“一天能批四五块地，15分钟完成一项审批，盖出一个章。”

作家伊北说的一句话很有味道：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放在浦东就是，政策好、办事快，好企业就会涌来。

早些年的张江科技园名不见经传，园区内还是一片的菜地，除了一块带有“科技”二字的牌子外一无所有，但不妨碍好公司选择在这落户，比如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的几位老人在回忆当年落户张江的经历时说到：“选择上海、选择张江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动作很快，做决定的速度也很快。先决定项目，再补办相关手续，这是当时张江的思路。”

张江的定位一直都是集成电路，95年的时候国家庞大的909工程，投资额高达100亿元，而承担909工程的上海华虹集团就落户在了张江。但张江真正以半导体闻名全球，多半还是归功于中芯国际扎根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中芯国际在张江的建厂仅仅13个月就完成了，国际上建立一座半导体制造厂一般需要花费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30年来，曾经的一片芦苇荡，已成为中国的“科创地标”。现在的张江坐拥300多家研发型科技中小企业，聚集了约38万各类科技人才，其中不乏诺贝尔获奖者、海外院士和中国两院院士。2018年，以张江为核心的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总产值达到1450亿元，占全国的五分之一。

正是浦东人在方方面面的“快”造就了现在的张江和浦东。

4. 结语

1990年，浦东的税收是12.28亿元；2020年，3754亿元，305倍。

1990年，浦东的GDP是60亿元；2020年，12734亿元，211倍。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从烂泥渡路到国际金融城，从阡陌农田到张江科学城，从偏远芦荡到离世界最近的地方，“站在地球仪旁思考”的浦东真正诠释了什么是改革开放。

而立之年，浦东新区已经不“新”，但风华正茂！

回忆浦东：3个字，30年，30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