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整理自《俞敏洪：我的成长观》，作者：俞敏洪。

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不光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也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祖国变得更好，都希望自己能发挥更大的力量，能够成为中流砥柱，为这个时代添砖加瓦，这就是我想说的：在充满不确定的时代，做确定的自己。

我们需要关注宏观经济，因为中国的宏观政策、宏观经济形势对经济发展，以及企业家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甚至决定生死存亡的作用。一个政策可能激活一批企业，也可能结束一批企业。就自身感受，我讲四个方面。

第一，现在杠杆作用、4 万亿元激发企业活力这样的作用其实已经过去了，再往后国家光加大投资杠杆，不太可能激发中国企业的整体活力。所以现在政府去杠杆虽然痛苦，但这是一个必经之路。很像一个人病了本来应该好好养病，对症下药，但是吃的都是猛药，让人兴奋，让人感到好像没病。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十字路口，要治病的话就要经历各种痛苦，要熬过这些痛苦。不光民营经济要熬，政府也要同舟共济一起熬。只要我们活着，保证我们的企业不死，未来就会等到更好的机会。

第二，企业利润越来越少，甚至收入越来越少。现在出口受限制，消费指数也在急剧下降。出口和内需都拉动不了企业发展。前一阶段企业家蒋锡培反复陈述要减税，主要强调在两方面减税，企业的减税和社保基数的下调，他认为这两项如果不减企业没法活下去。我们发现政府的减税政策是有的，但企业方面反而感觉交了更多的钱。2017 年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而财政收入应该大部分来自企业，这意味着企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向国家缴纳的钱更多。政府没钱，企业艰难。这样下去的话可能会出现循环危机：政府和企业没钱，还不起银行的贷款，银行的坏账越来越多，银行不再给企业放贷，企业也不愿意贷款，因为贷完款产品卖不出去，拿了钱不知道怎么花，最后有可能随着各种各样的情况出现，企业倒闭，大量人员失业，房地产泡沫破裂，引起社会动荡。这是大家最担心的，希望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第三，市场经济缺乏活力。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注入几万亿元投资后，企业和社会都已经没有了自我蜕变和造血的能力。现在大量企业出了问题，都不会想办法让自己更有活力、想办法创新、自我生存，而是指望着政府出新的支持政策让企业活起来。这很像我们养孩子，一直给孩子又喂饭又给安排各种各样的服务，长大了突然发现他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企业指望政府的支持，政府也希望帮助企业，我们看到政府出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希望加强民营经济的活力，解决中国经济的分配问题。但是中国出了一个怪现象：越有问题政府越管，但是越管企业越缺乏自我造血能力。

在教育领域，政府也出台了整顿教育培训机构的文件，恨不得一天之内把教育培训领域的混乱局面掰回来。政府的用心是好的，但实际执行过程一定要给予企业足够的时间，让企业有回旋和调整的机会。

第四，在外部，中美贸易问题是中国变成第二大经济体以后，美国霸主地位受到影响必然产生的结果。这毫无疑问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放弃了，国家没有安全感；不放弃，我们的钱就没法投入到经济中，而要投入到国防中去。这种感觉就是美国的冷战思维把中国又带入了一个旋涡。企业也受到影响，因为贸易摩擦的最后结果是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受害。而且有些中国的科技企业，在科技研发中的投入十分不足，中国企业在科技方面超越美国还有待时日。

但是中国经济依然会继续发展。我这里有四个词来解释：有人可用、有策可依、有圈可点、有技可发。

第一，中国人是极具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只发挥了 30%~40%，企业家在做企业的时候并不是无所顾忌地投入，因为他们投入的同时在害怕，害怕政策的不确定性，害怕投入以后的各种变故。所以政府应该创造一个让企业家全情投入的环境。中国人才池很大，近十几年大学扩招以及每年五六十万留学生，这样的人才池还没充分用起来。真把这些人百分之百放心用起来，我觉得中国还有 30%~40% 的经济增量。人才是最宝贵的东西。

第二，政府手里还有牌，这个牌不是再刺激几亿元，不是过分监管，而是给出真正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法规和政策。如何保护企业家？如何保护企业家的创新热情？如何为企业家开道铺路创造方便？这些必须变成政府的核心思维，而且这些思维必须直接涉及观念的改变、思想的改变。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最高层领导支持市场经济改革的思想往往是对的，结果下面执行的时候却是反的，或者是走弯路的，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企业家群里也讨论过休谟的现代文明三原则。休谟是与乾隆同时代的人，这三个原则是：财产的稳定占有，经同意的转让，遵守契约。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企业家感到安全，这种安全是对于财产的安全、对于人身的安全、对于企业发展的安全，这是政府必须要做的事情，民间是做不到的。

各级政府应该勒紧裤腰带，先过一段时间苦日子，让企业家先把财富创造出来，就像过去 40 年，再想办法让企业家更多地贡献给社会。企业家手里没钱了，政府就拿不到钱。企业家不富有、人民不富有，国家怎么可能富有呢？真的应该让政府“小”起来，让更多的政府工作人员下海创业。我发现中国真正能创业成功的人很多是有政府工作经验的人。鼓励政府里有经营头脑的人出来创业，同时还能减少政府行政开支，把钱用在老百姓身上。政府的巨大的体制性财政花费，让老百姓真的有点喘不过气来。

第三，世界已经形成了互相依存的关系，美国怎么折腾，世界都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我们要做的是让中国的产品获得世界的认可。而要实现这一点，中国有两大优势：第一是中国的制造业尽管没有赶上德国工业 4.0，但现在依然是全世界最大的；第二是中国的市场，不管是外部市场还是内部市场依然是全世界最大的。同时，一定要让世界更加信任中国。取得世界信任交易成本就会下降，中国企业的活路就会多出无数条。

第四，科技会改变世界，我们的科技整体水平是落后的，包括基础科技的研发，但我们的科技应用水平并不落后。不过，我们科技应用水平通常做得不太好，在基础科技方面整体提升投入也不够。未来科技的应用不仅是对国内。我们的科技应用、大部分互联网公司做的都是国内的生意，而且都是做的和人们的物质欲望、交流欲望相关的生意，像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大公司，一定要更多地走向世界，创造出真正影响全世界的科技产品来。对中国的科技公司而言，真正升级为世界重要的经济体才是重要的。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极有可能催生出世界级别的产品来。中国有大数据的优势，人工智能是基于大数据的，但是到底能不能干起来就看企业家的高度如何了。如果高度不够，依然只想着满足老百姓的简单需求，那中国科技赶超世界还是遥遥无期。

这四点我认为是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发展的原因，但是到底能不能做到，要看政府和企业家的共同努力。

关于企业家如何做，我再讲一个故事。

明武宗年间，宁王朱宸濠要造反。王阳明在路上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宁王造反了。他手下说：“你等着，等着皇帝下命令，让你去打宁王的时候你再去。”王阳明说：“我怎么等得及？如果我等了，宁王造反成功了，我们还活不活了？”他手下告诉他：“你现在去，没有得到皇帝的诏书，就算你把他打败了，皇帝也会责罚的。”王阳明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该为国家干的时候就干，在没有得到皇帝命令的情况下王阳明把宁王打败了，最后果真差一点被皇帝杀掉。后来幸亏有人帮王阳明说了很多好话，他总算活下来了。王阳明的一生就是光明的一生，知行合一，凭着良心来干事情，绝不干违心的事情。在各种利益和顾虑面前，我们企业家能做到吗？

我觉得，政府也要有大格局，要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政府千万不要做得过且过、寅吃卯粮的事情。没有大格局就一定会出大事。企业家要做有情怀的事情，而不是捞一把是一把。现在之所以大量民营企业陷入困境，一方面是国家的宏观政策确实有所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很多做企业的人干的就是捞一把是一把的事情，哪儿赚钱往哪儿冲，哪儿赚钱快往哪儿冲。大量的人进入房地产行业，赚完钱把房子卖掉，钱放到口袋里就好。如果政府短视，企业家捞钱，怎么可能好起来呢？

此外，还要建立互信机制。互信，是政府和民间互相信任，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难，但是这里面主导权在政府，不在民间。企业家和员工要互相信任，现在企业家和员工也是不互相信任的，各种劳资关系很紧张。合伙人之间也不互相信任，创业公司因为合伙人打架散伙的事情比比皆是。我现在对投资有一个感觉，最好不要投几个人合伙的，一个创始人的反而容易成功。有三个以上合伙人，搞不清哪天就“打架”了，而且中国合伙人之间“打架”好像是必然现象，不是偶然现象。还有国际社会与中国的互相信任，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有一段时间建立了良好的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互信机制，但是好像又出现了问题。出现问题我们就要去寻找问题的根源，重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从企业做起就是诚信经营；政府方面，要遵守国际规则来布局中国的未来，取得信任是最重要、最核心的。

现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和防范太厉害，做事情的潜在成本高到了不可估量。教育培训行业是相对比较简单的行业，我的时间至少有1/2 用在处理各种各样的潜在成本上。我相信很多企业家都是这个感觉，法规不清，契约精神缺乏，社会道德下降。比如曾经曝出来的高铁上霸占座位的事件（当事人被网友人肉搜索以后我估计他未来的日子也不好过了），当事人就是从小到大没有人教育他什么叫契约精神，什么叫社会道德，什么叫遵纪守法。大家都不守规矩，就会互相争抢，就不可能互相信任。互信机制不解决，道德规范、契约精神、法规问题不解决，潜在成本将会永远存在，我们永远走不上现代化发展的真正轨道，走不上超越世界发展的轨道。

在再出发的路上，我想说三个词：与时俱进、洗心革面、高瞻远瞩。与时俱进就是要和世界发展方向同步，不管是商业思想体系，还是商业运营体系，不要逆世界潮流而动。同时还要与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同步，我们做的事情是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事情，这点非常重要。关于洗心革面，有一句话叫作：任何过去让你成功的特质都可能变成让你失败的原因。我现在深深感觉到过去我把新东方做成功的品质，现在正在成为妨碍新东方发展的原因。为什么？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结构的发展，使得你用过去的方法来对付未来的事情是对付不了的，所以企业家“洗心革面”就变成了重要的话题。所谓的高瞻远瞩，我总结了四点。第一，企业家的眼光要远一点。第二，做事要踩着点，佛教中有一个观点是急事慢做，不要那么匆忙。一个政策出来，大家像疯了一样，再一个政策出来，大家又像被泼了一盆凉水一样，这样是不行的。企业家做事也不要有了一点钱就发疯似的投入，最后发现自己的企业要倒闭。很多创业公司拿到了投资后乱发展，最后把自己整死了。第三，资源要用到点。有些企业拿到了钱以后就开始乱用，后来发现困难来临的时候手头没钱了，资金链断裂，最后企业不得不倒闭清算。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活得长一点，只要活得长，我们就会有未来。

最后我要说，成功的道路从来都不是笔直的，但是懂得根据地形灵活上升的人一定能够到达生命的顶峰。大家要有信心，这是最关键的，这个信心就是我们一直在向上走。

书名：《俞敏洪：我的成长观》

作者：俞敏洪

出版时间：2020年12月

作者简介

俞敏洪，1962年生，江苏江阴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85年至1991年任北京大学外语系教师，1993年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2003年成立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2006年9月7日，带领新东方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现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洪泰基金创始合伙人。

俞敏洪：在充满不确定的时代，做确定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