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祸得福的福建

我岳父出身福清山村，谋生艰难，曾在南平（包括光泽、顺昌）工作17年、宁德8年、厦门2年多，之后又回到福州住了二三十年，可算是见识过了福建各地。福州到宁德不足100公里，但1980年代初坐车仍要花去几乎半天时间，无论是人还是货物，往来省内外各地都不方便。他不止一次感叹，那些年月哪里想过“共同富裕”？倒不如说是“共同贫穷”。

在谈到福建时，这是经常会被提到的现实：这个省份地形崎岖，交通阻隔，又人多地少，以至于老百姓常常得竭尽全力才能糊口。像安溪如今早已名列全国百强县，但时至1985年仍是全省最大的国家级贫困县。这一“脱贫致富”的神奇转变，常常被归结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但很少人提及的一点是，福建其实也是“因祸得福”——曾经对它不利的那些条件，在市场经济转型中，却可能变成它的优势。

福建平地极少，且几乎完全集中在沿海的小块平原上，这使它在沿海开发开放的时代，人口分布重心和经济中心趋于合一。历史上的“八闽”原本有五府州地处内陆，但现在已撤并为三；1851～1953年间，福建沿海的人口占比从70%上升到了76%，到2010年，内陆南平、三明、龙岩三市已仅占全省总人口的21%，2020年再度下降到19%。

没有一个沿海省份像福建的人口分布这样合理，像山东就截然相反，胶东半岛（青岛、烟台、威海）经济发达，然而人口仅占全省20%——在人口分布和经济中心分离的情况下，要让每个人都利益均沾，当然也就更难。

福建到处崇山峻岭，难以开垦，但也因此，福建的森林覆盖率是全国最高的，由于水土破坏小，生态非常稳定，福建的旱涝灾害很少。郑景云曾将全国划分为十个区，统计1471～1991年间五百多年的旱涝发生频率，发现闽浙沿海地区的旱灾频率接近于最低点。虽然百姓生活不易，但因为很少大灾，税赋又轻，福建历来很少爆发农民起义，也有利于财产的稳定积累。

山峦叠嶂确实阻隔交通，但也因此，福建僻处一角，自古远离战乱，并且有利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存。福建沿海的河流都是平行入海，构成独立的流域，天然就形成不同的地理单位，因而李孝聪在《中国区域历史地理》中说，福建有着突出的文化多样性，因为“全省范围内缺少一种具有正统性、稳固性、辐射性的领引文化系统。福建也没有能为全省大多数人普遍接受的方言、戏曲、民间信仰、民风习气。”

这使得福建呈现出一种与平原地带迥然不同的离心式心态，每个地方都发挥自身特长，各谋出路。本来中国文明的文化空间结构、群体行为模式都是向心式的，但在福建这样的边缘地带，却有强大的非向心性特点，这就很自然地导向一种分权化的地域均衡结构。实际上，与福建这种地形特点最为近似的，不是国内哪个省份，而是日本。

与此同时，福建因为土地瘠薄，个人谋生不易，历来倾向于聚族而居，又有着显著的向心性和凝聚力，至少族内维持基本的公平性，男女老幼各安其份、各尽其力，都有一口饭吃。这和像河南、河北这样平原地带散沙化的社会形态大不相同，虽然宗族有浓厚的保守传统倾向，但族内分工协作早就达到很精细的地步，即便未必总是平均分配，但至少照顾到个体的福祉，而宗族作为一个组织，其资本和力量在市场上也远胜单打独斗的原子化家庭。

正是因为福建从农业社会的角度来看，像是没多大价值的“穷乡僻壤”，结果又反而使得它避免了那种人口稠密的小农模式。无论是矿产还是物产，福建传统上都不算丰富，加之又交通不便，结果是直到解放前，公营企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很低，计划经济就算想搞，在这里也没有基础。

1949年后，福建沿海一度成了前线，1962年还有一发炮弹落下，炸死了在厦门大学操场上吃草的牛。可想而知，那只会把三线企业建在远离前线的内陆，绝对不会考虑东南沿海。福建一度连续26年国家固定投资全国倒数，其经济总量之所以长期在全国下游徘徊，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就在这里。

然而，等到改革开放时期，“前线”顿时就成了“前沿”，四大经济特区，除了三个在广东，剩下一个厦门就在闽南。在市场经济的全新大环境之下，福建原先的劣势突然变成了优势：它没什么计划经济的底子，也就没多大包袱，可以轻装上阵，本地原有的传统催生出极具活力的民营经济（福建民营经济占比全国第一），而多元化的各地特色经济，又使每一个地方都各尽所能，做到全省均衡发展。

山海经：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前些年，电视剧《山海情》曾火爆一时，讲述福建对口扶贫宁夏的故事，而脱贫的主要手段就是种蘑菇——这看着是农业，其实是副业，也需要和市场打交道的一系列商业技巧和头脑。对于祖祖辈辈习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这些都需要长时间的适应，但对福建人来说，却是早已有之的必备生存技能。

福建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在著名的“胡焕庸线”以南，福建耕地面积比例（10.97%）最低，甚至还不如北京（13.79%），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断言，该省“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群山连绵，却缺少高海拔山脉，也没有广阔的台地，更没有大平原的地区”。正因此，福建人自古就明白一点：单靠种地是养不活一家老小的，只能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从副业和工商业中赚钱。

早在宋代，闽北建州的“版本书籍，行四方者”就已经“无远不至”（朱熹语），当地良田极少，但雕版印刷所需的木材不缺（造纸也需要木材），在作坊中加工后，比单纯卖木材或纸张的利润高出至少数倍。闽西也一样，一度在外界眼里是封闭落后之地，但深山中的四堡却曾是清代书籍印刷、贸易中心。

另一种高附加值的物产是茶叶，英语里tea（茶）最初就是源于闽南语里对“茶”的读音，因为欧洲的茶叶，最初就是从闽南出港的。宋元时期泉州港被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称为“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当时拿来和海外贸易的物产，就有安溪的茶叶、德化的瓷器，其共同特点就是质量轻而价值高，并随着商品化而形成高度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晚清时期，闽江上游的闽西北山区茶、纸、木材等传统产品的生产与贸易获得相当大的发展，催生出一批专业化的城镇。直到今天，不同于很多省份的酒桌文化，闽南人谈生意都是先喝茶；从福州站出来，两边的灯箱广告也不是白酒，都是白茶、大红袍、茉莉花茶等各种茶。

中国社会历来的主流是农业文明，但福建社会的主流却属于海洋文化，明末大儒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早就说过：“海，闽人之田也。”中国的传统商业习惯与现代市场经济常常格格不入，但这在福建却不太成问题，因为当地人早就习惯了出海讨生活，并通过海上商业力量来带动本地劳动分工和经济职能分化，由此走向整个区域的经济整合。

经济史学者苏基朗曾在《刺桐梦华录》中分析泉州的经济兴起时说，当时“闽南的经济表现十分均衡，整个区域分享着空前的繁荣，经济机遇向闽南广大阶层敞开了大门”。他认为，繁荣有两种类型：广大社会阶层都受益的繁荣和社会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繁荣，而闽南的这种现象就是前者，可称为“区域内跨部门多元繁荣”。

福建人这种“靠海吃海”的海外开拓精神，在全国都罕有其必，近代90%的海外华人华侨都出自闽粤两省，在闽南的一些侨乡，外迁人口竟超过总人口一半，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海外关系。据说仅福清一地，近些年就有多达20万人在日本、美国、非洲、南美等地做生意。这也意味着，福建民间其实比当地经济数据呈现出来的样子更有钱，因为海外亲戚汇过来的钱不会计入GDP和本地居民收入，一些人就算不干活，靠这些侨汇，日子也能过得挺舒坦。

靠海吃海的是富了，靠山吃山的也不差。福建全省最穷的南平市，2019年人均GDP也高达74036元，高于全国平均（70892元）4%，福建也因此一度成为全国唯一所有地级市人均GDP都高于全国平均值的省份。虽然在省内垫底，但南平人其实生活也很安逸：人口仅260多万，各类资源倒是丰富，在自然结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实现了很好的相互作用。

不夸张地说，南平真正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疫情之前的2015年，仅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武夷山每年就带来1500万国内外游客，实现旅游收入200亿元；武夷岩茶、大红袍等也是远近闻名，2021年南平茶产业实现产值突破350亿元；优势更大的是竹产业，南平毛竹林面积644万亩，占全国十分之一，2001年竹产业产值401亿元，居全国第一。林产加工业向来是“南方林海”南平的传统优势产业，年工业产值占全市的四分之一强。不仅如此，山里的资源还带动了食品加工、旅游养生、生物等一系列产业。

这里的关键在于：福建没有特别薄弱的县市，下限极高，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首先就是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在市场环境下明确自己的专长，将本地能做好的领域做到极致。

“三核驱动”的多元均衡

当然，要做到均衡发展，也并不只是“依靠市场”一句话就完了，福建之所以能做到，还因为它的经济发动机是一个“三核驱动”的结构。

国内很多省份都只有单核（典型如四川）或双核（典型如山东），但唯有福建是“三核驱动”：省会福州、制造业重镇泉州和经济特区厦门三大核心城市各司其职、各有偏重，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离心式发展结构。2021年，这三大核心城市贡献了福建全省经济总量的61%、人口的5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6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51%，而人均GDP则基本不相上下。

福建各地的内在自足性很强，地域经济发展格局始终在其内部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之间来回调整，总有二元乃至三元中心，也正因此避免了经济活动过度集中、区域发展失衡的弊病。从经济中心占全省经济体量、省会首位度、人均GDP最高与最低城市差距等一系列指标来看，福建可以说是全国各省内部最为均衡、合理的省份。

◎2010和2022年，福建各市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的比值

2010年，厦门人均GDP一度高达全国平均的整整两倍，但到去年，厦门、福州、泉州这三大核心的人均GDP更趋于均衡——原因不是厦门经济放缓，而是它作为全省门户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2010～2020年间厦门人口暴增46%之多！除了厦门之外，福建各地的人均GDP都比全国增加得更快，宁德的进步之速更是惊人。这意味着，福建整体都在提升（过去五年经济增速6.40%，居东部地区第一），与全国其它地方相比更富裕了，但省内各地的差距却更小了——这简直是再理想不过的结果！

从上市公司的分布，也很能看出福建明显的“三核驱动”。2021年，除兴业银行、厦门银行、瑞达期货等上市金融机构外，福建全省的上市公司共计206家（40家H股、2家A+H股、164家A股），其中厦门（76家）、福州（57家）、泉州（35家）就占了82%，但剩下各市也都不缺：漳州9家、龙岩8家、南平8家、宁德5家、莆田4家、三明4家。

这里重要的是，福建基本上每个地级市都有一定规模且独具特色的产业，而在地级市内也同样分布着诸多特色产业。泉州虽然是闽南的核心之一，但其经济中心其实又分散在所属县域，石狮、晋江的纺织鞋服，惠安、泉港的石化，南安的建材家居（南安水头镇号称有世界最大的石材市场）。

抛开三大核心城市不论，龙岩有七匹狼，南平有南孚电池，宁德原本是省内基础最差的，近年来宁德时代也凭借锂电池崛起了，至于三明，除了原先的钢铁产业，也有永安林业这样依托本地资源兴起的龙头，当然还有开遍全国的沙县小吃。连一些偏远的小县，也都有自己的专长，如闽东的周宁是全省县城海拔最高的山区县，但上海的周宁商帮以钢材贸易著称；平潭曾是福州属县中最贫困的海岛县，但平潭人在打隧道这个领域全国知名。

福建由于向来人多地少，闽商因而更坚定地在非农业领域另谋出路，其吃苦耐劳、务实进取，勇于开拓高风险高利润行业前沿的性格，一向名声在外，像字节跳动的张一鸣、美团的王兴都是闽西龙岩人。虽然从城市经济地理布局来说是“三核驱动”，但闽商的行业生态则堪称“百花齐放”，民营小企业多如牛毛，税收数字肯定不如大中型企业，这么一来，政府财政收入一般，体制内工作的收入也就没那么吸引人了，却更好地实现了藏富于民。

以前，福建各地资金、人员、货物流动的一大阻隔是崎岖的地形，近年来全省也花大力气打通“血脉”，串起所有县市和主要城镇。1995年我去厦门大学读书时，上海到厦门的“特快列车”仍需要28小时；直到1998年横南铁路通车之前，福建出省只有一条铁路通道。让人惊讶的是，2018年居然是福建在全国率先实现市市通高铁；除了三个直辖市和地势平坦的江苏之外，福建也抢先实现全省县县通高速。毫无疑问，交通路网的完善，肯定也有利于区域的均衡发展。

为什么福建能实现共同富裕？全部秘密就在这里：多中心的格局之下，无论本地自然禀赋如何，都能通过充分挖掘各自的相对优势，在差异化的市场竞争中找到一条生路。所谓“共同富裕”，并不是搞平均主义，恰恰是去除那些人为的阻碍，通过市场配置来实现机会均等，让每个人、每个地方都尽可能地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和潜能。

福建逆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