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 巨型公司的出现，几乎是伴随经济增长的一个必然现象。答案并不陌生：技术革命。
2. 除了传统的规模效应大者越大之外，新的平台型公司还长出了另外两个能力：一个能力叫网络效应，另一个能力叫数据智能。
3. 无论是被分拆的标准石油，还是保持了完整的微软，在接受过反垄断调查之后，都变得更加强大了。
4. 在历史上，人类“驯服”巨型公司，依靠的无非是公众舆论的压力和政府治理水平的进步，但是在今天，由于政府和监管机构已经很强大，所以要格外谨慎，以免扼杀了平台公司能带来的增长和创新。

世界范围内正在迎来一场新的反巨型公司浪潮。在美国，热闹喧哗的总统大选之前，几大互联网平台的CEO和创始人们先后接受了国会的质询。在中国，商业领域最劲爆的新闻，是蚂蚁集团的IPO被暂缓进行。

监管的举措自有其考量。但是，在这两个行为背后，都涌动着澎湃的公众舆论，以及围绕着平台公司和巨富的喧嚣辩论。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这些大型平台公司对社会的外部化影响，这一点在美国讨论很多的是，包括脸书、谷歌和推特这样的公司在假新闻上发挥的作用，这在中国并未凸显，但肯定也会存在；

这些新兴平台公司进行大规模的数据收集，随之带来对数据所有权和个人隐私权的讨论，这一点在中国和美国都存在；

对于大型平台公司垄断的讨论，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如何监管和治理这些新型公司的讨论，这一点同样在中美都存在；

以及，由于大型平台公司呈现出的大者越大强者恒强的态势，引发了人们对于贫富分化的担忧。在美国，贫富分化问题已经被认为是四年前特朗普当选总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像赫拉利的《未来简史》这样的书里，未来也被描绘的有些灰暗，拥有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大型平台一骑绝尘，而绝大部分人会陷入像今天的美国制造业工人那样的绝望境地。

这些问题是否注定无解？应该怎么对待这些巨型公司？要回答这些问题，可以回到历史中去看一看：为什么围绕这些巨型公司的问题会出现，以及在过去，这些问题是如何得到解决的。

一、巨型公司为什么会出现

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巨型公司为什么会出现，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吗？

对于是不是必然会出现的问题，答案是一个响亮的yes。巨型公司的出现，几乎是伴随经济增长的一个必然现象。

如果熟悉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你肯定已经了解下面这个判断：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增长，其实只是最近300年才发生的现象。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都熟悉那条突然变陡峭的经济增长曲线。无论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人类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1800年之前的发展曲线都是非常平缓的，仅仅是在1800年之后，这条曲线才开始非常陡峭地向上。尽管在1800年之后，人类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经历过像1929年大萧条那样的经济危机。

1800年之后的战争和萧条，在陡峭的增长曲线上，只带来了很小的波澜，几乎没有影响整个人类财富的增长速度和增长规模。也是出于这个理由，股神巴菲特才会说，从长期来看，想做空美国经济，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答案并不陌生：技术革命。具体而言就是，从英国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主要发生在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一直到今天，全人类仍然受益于工业革命的成果。这些成果包括但不限于把绝大部分地区联系到一起的铁路和公路网络；仍然在扮演主要动力来源的石油和内燃机技术；钢铁和因为钢铁而产生了很大进步的建筑和制造技术；电和在电的基础上出现的种种家用电器和工业流水线；水、燃气和暖气网络……

与工业革命同时出现的，是一群美国巨富。这个名单包括石油巨头洛克菲勒、钢铁巨头卡内基、航运与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铁路与电报大亨古尔德、金融巨头摩根、汽车巨头亨利·福特等等。其中一些巨头创办的公司，直到今天仍然属于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公司行列。比如从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拆分出来的埃克森美孚，皮尔庞特·摩根创办的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同样，是由于监管的原因分裂成这两家公司），摩根主导成立的通用电气，以及亨利·福特创办的福特汽车。

为什么这些人能够成为巨富？为什么这些人创办的公司能成为巨型公司？这与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逻辑有关。

没有人会否认，技术发展是具有不可预见性的。举个例子，在洛克菲勒进入石油业的过程里，石油行业不止一次遇到危机。这些危机包括人们认为石油的储藏已经不足、石油的用途有限等等。但是像洛克菲勒这样的企业家，凭借着远见或者说乐观，不断投入资本到这个行业，再加上他自身拥有的企业家才能，最终在推动这个行业发展的同时，也统治了这个行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人。

技术的不确定性注定了只有少部分人可以押中技术增长的宝，注定会让个别人享受到技术创造出的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同时，经济发展的一个逻辑是：强者确实会越强，因为有规模效应的存在。

仍然以洛克菲勒为例。洛克菲勒意识到，无数分散的小炼油厂只会造成浪费和石油价格的不稳定。于是，他决定不断兼并小的炼油厂，以此来稳定油价，并杜绝浪费。有了规模之后，他还可以在跟铁路公司的谈判中，享受到更低的运费。有了更多的利润之后，他又可以投入更多的钱去研究更为先进的石油提纯技术。

规模带给他方方面面的优势，无论是成本上的还是在行业上下游的议价能力上的。这些优势会转化成利润，而利润又能转化成进一步的优势。如此，形成一个不断加强的正反馈循环，结果就是大者越大强者恒强。

二、为什么平台会越来越强

标准石油在当时是一个人们前所未闻的巨型公司。这个公司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特权或者独家经营权，就像之前荷兰或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那样。它的确跟一些腐败的政治家有联系，但是这在当时的美国其实司空见惯。

洛克菲勒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人，标准石油公司能够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司之一，不是因为他享有什么独家经营权，是因为他在技术的不确定性中押对了宝，他在所有人意识到石油是工业革命最为基础的产品之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然后在这个领域不断投入；是因为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的逻辑中本身就有的大者越大强者恒强逻辑；还因为洛克菲勒做了一个重要的组织上的创新。

这个创新被称为托拉斯，已经成为垄断的代名词。其实通俗而言，就是洛克菲勒通过控股公司的形式，不断兼并整合，把分布在美国不同州的石油公司合并起来，形成了一个巨无霸公司。据说洛克菲勒曾经很愤怒地说过一句话：“你们称之为垄断，我称之为创新。”无论这句话是否真的是洛克菲勒说的，它的确有几分道理。

不过，今天的大型科技平台公司的竞争力之强，让曾经的标准石油公司、纽约中央铁路、卡内基钢铁公司、福特汽车公司都会相形见绌。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在于，除了传统的规模效应大者越大之外，新的平台型公司还长出了另外两个能力：一个能力叫网络效应，另一个能力叫数据智能。

网络效应远比规模效应要强大。最强大的工业公司也不可能做到一统天下。以工业时代最强大的汽车工业为例，规模效应发挥到极致，也仍然有数家汽车公司在市场上并存和竞争，比如美国的通用、福特、克莱斯勒；德国的宝马、奔驰、大众；日本的丰田、本田、日产等等。而网络效应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真的能够在市场上形成一家独大的格局，比如电脑操作系统的微软、搜索引擎的谷歌和百度、社交网络的脸书和微信。

网络效应的存在，让市场上的头部玩家可以占有70%甚至90%的份额，而其他可能仅仅是因为运气不好或者时机不好的竞争者，只能分享剩余的10%到30%的市场份额。

当然，今天不是所有的大型科技平台都享有纯粹意义上的网络效应。最典型的就是电子商务公司，亚马逊并没有像脸书那样的网络效应，淘宝也不如微信那样几乎可以做到免于竞争，但是，它们的股价和市值也都越来越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有强大的数据智能能力。越多的商家在亚马逊和淘宝上开店卖货，越多的消费者到亚马逊和淘宝上买东西，让这两个平台享有了规模效应，还得到了商家的经营数据和用户的购买数据。

先进的算法技术加上越来越多的购物数据和经营数据，自然让平台越来越了解消费者的购物习惯，以及商家的经营状况。这是为什么亚马逊和淘宝能够越来越了解你，总能推荐你想买的商品给你的原因，也是淘宝的关联公司蚂蚁为什么能不需要任何抵押物，也不需要派人做信用调查，就可以给商家发放贷款的原因。

关于大的科技平台为什么越来越强大，股价和市值越来越高，有很多的理由，但是，网络效应和数据智能可能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因为有网络效应和数据智能的加持，其他公司根本不可能是它们的对手。网络效应让一个平台对它的用户拥有极大黏性，数据智能让一个平台的学习能力远超过其他物种。网络效应意味着如果你想停止使用脸书和微信，那就意味着你跟朋友和同事的沟通成本急剧上升，意味着你可能被隔绝在社交关系之外；数据智能意味着，一个传统的商店想要跟亚马逊和淘宝竞争，就像一个围棋选手意图挑战AlphaGo。

三、治理巨头或如何与巨头共处

我在文章的开头提出了一系列跟这些巨头相关的问题：如何处理巨头公司的外部性问题、数据的所有权和个人的隐私权问题、巨头是否会压制创新问题，以及跟巨头相伴出现的财富集中度问题。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一个问题：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类，如何与巨头共处。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破除一些对于巨头的常见误解。

误解之一：巨头享有的市场地位，要归咎于特权。

在最近针对蚂蚁集团的批评中，就有一种声音指出，蚂蚁集团获益于权势集团。其实看了前面的文字，你就会知道，今天像蚂蚁这样的平台公司，由于它的数据智能能力，传统的金融巨头在它面前并不是对手，它完全没有必要去借助于数据智能和网络效应之外的力量。即使大的科技平台真有必要去进行政治游说，那也是为了克服非竞争因素的其他障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美国，谷歌成了在华盛顿最积极和投入最大的游说公司之一。

误解之二：巨头能够聚敛起巨大的财富，是因为他们对普通人进行了剥削。

事实上，巨大的财富之所以出现，绝对不是因为对财富进行了重新排列组合。这种排列组合的生命力是非常脆弱的。巨富产生的逻辑，其实是整个社会创造出了海量的财富，在其中，有一些人分享到的财富比其他人更多。从这个意义上讲，财富并不是在集中，而是有些人、有些公司在财富的增量中，分享到了更多而已。

现在回到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巨型公司和巨富的外部性问题？或者说，如何跟巨头和巨富共处？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共处”。巨型公司本身不仅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产物，在巨型公司之所以形成的正向反馈循环中，它们也在推动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从历史上来看，尝试“驯服”巨型公司，存在两条路径：公众舆论的压力和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

先来看第一条路径，也就是公众舆论的压力。对于洛克菲勒那一代的巨头，或者用更贬义的称谓“强盗大亨”，其实最开始的压力正来自于公众舆论。出版业巨头麦克卢尔，以及更加知名的报业大亨，比如普利策和赫斯特，是那一代巨头的同时代人。其中像普利策与赫斯特还因为出版报纸，并且革新了报纸的商业模式而赚到大钱——这种商业模式的革新简单而言就是降低售价扩大读者群，然后通过广告赚钱。

对于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比报道新兴的巨富们更能获得读者注意的了。这些报道中有对巨富们奢华生活和流言蜚语的报道，而更有杀伤力的则是对巨富们的丑闻和黑幕的报道。其中最有名的系列报道，是调查记者艾达·塔贝尔对洛克菲勒和标准石油公司的报道。

塔贝尔的父亲以前是一名小的炼油商，在标准石油公司崛起的过程中破产。塔贝尔的报道中，有些细节后来已经证明是不真实的，但是在当时却掀起了公众对洛克菲勒的怒火。她的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主导着大众对洛克菲勒的刻板印象。塔贝尔把洛克菲勒的形象，从一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和美国英雄，变成了一个欺压中小企业主的强盗大亨和残酷竞争者。

找不到任何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如果没有公众舆论的反弹，洛克菲勒后来向慈善事业的转型是否会如此彻底。但是毫无疑问，在洛克菲勒的下半生，他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慈善家之一。他和另一位同时代的巨富卡内基，甚至在慈善领域展开了一场竞赛。北京的协和医院，当年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助的。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希望在中国建立起一所世界领先的医院和医学机构。

第二条路径是政府治理水平的进步。政府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组织发明，它的目的正是为了保证人类社会能够有条不紊地进步，并且在进步的同时，还能尽量做到公平，照顾好公众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个别人的利益。

在洛克菲勒和卡内基那一代巨富和巨型公司崛起的时候，对应的美国政府的治理水平其实并没有跟上。当时的政府可以说是今天市场派经济学家理想里的小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基本上什么都不管。

1907年，当美国经济面对着系统性危机的时候，是皮尔庞特·摩根出手，拯救了美国的金融系统，使其免于崩溃。在那之后，监管的治理水平才开始提升，并且在摩根财团成员的参与下，创办了新的监管机构美联储。

绝大多数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制度，比如最低工资标准、失业保险制度、食品卫生制度等等，全部都是在巨型公司出现之后，政府治理和监管水平不断提升的结果。当然，其中最著名的用来对付这些新型巨头公司的是反垄断法。从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到比尔·盖茨的微软，都曾经接受过反垄断调查。其中标准石油在当年被要求分拆，而微软则幸免于难。不过，无论是被分拆的标准石油，还是保持了完整的微软，在接受过反垄断调查之后，都变得更加强大了。

今天围绕着垄断和反垄断仍然有很多争议。但是，反垄断确实是对于巨头的一个有力威胁，让它们不敢过于肆无忌惮地去打击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比如就有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微软最终幸免于被拆分，但是反垄断的威慑确实让微软转移了注意力，让之后的互联网公司可以在免受微软威胁的情况下发展。

四、在我们的时代

时至今日，我们又开始面对如何与巨型公司共处的问题。也许这个问题并没有最终的正确答案，但是我想，以下这些论断或许可以成为讨论这个问题的基础：

第一，这些新型的巨头，这些科技平台公司，它们不仅仅是受益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它们本身就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它们也在推动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它们之所以看上去大者越大，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的能力，而非特权。从这一点看，我们没有必要过于仇视这些巨头。

第二，治理机构和监管机构在面对这些新型的平台公司时，需要一个可能还比较长的学习曲线。区别在于，今天的治理和监管已经不同于最初面对标准石油和摩根财团时的治理和监管。今天的治理和监管完全有能力给这些新型的巨头带来破坏性的伤害。这未必是好事。这也是为什么治理机构和监管机构如此小心翼翼的原因。

第三，新型科技平台公司的外部性影响中，很多都跟个人有关。在今天，个人无可避免地要同这些平台公司打交道。这些平台公司也的确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和好处给到个人。比如我们可以更方便地跟朋友保持联系，也可以买到更加便宜的产品，享受到更便利的服务。

但是，在不断给出自己的数据、享受到这些便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平台公司和监管机构身上。如果我们被假新闻和假的社交网络内容欺骗，其中有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沉浸在买买买或短视频中不可自拔，其中有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过度借贷消费，让自己陷入到一场财务危机中，其中有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想被愚弄，那我们就要承担起成年人该有的责任，而不是两手一摊，把所有责任都推给监管，把所有罪状都加给平台。

第四，平台和平台的缔造者需要意识到，平台不受约束的发展，必然会遇到来自监管和大众的反弹。而缓解这种反弹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自己主动地把更大的社会的维度纳入到平台发展的考量中，而不仅仅从商业的角度来思考。直白点说就是，平台需要承担更多的在商业之外的责任。

总之，巨型公司的出现，可以说是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它们本身就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并且也在推动着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今天的平台型公司格外强大，是因为除了传统的规模效应之外，它们还具备了网络效应和数据智能的能力。

在历史上，人类“驯服”巨型公司，依靠的无非是公众舆论的压力和政府治理水平的进步，但是在今天，由于政府和监管机构已经很强大，所以要格外谨慎，以免扼杀了平台公司能带来的增长和创新。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也要意识到，自己不能单纯地只是把责任推给公司和监管。

垄断与反垄断下，我们该如何“驯服”巨型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