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送报员

电报曾经是信息传送的重要手段之一，承载着千家万户的喜怒哀乐。可随着通讯发展，电报逐渐从生活中隐退了。1995年以前，北京的个人电报业务量最多时每月超300万封，而现在一天不过百余封。今年5月1日，随着杭州电报服务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北京西单联通营业厅还能发送电报。这则消息让电报重获人们的关注，让以“慢”取胜的电报成为情感连线，继续牵动人们的心弦。

探访

北京电报业务迎来小高潮

在中国联通西单营业厅，电报服务区位于大厅一角。服务台上摆放着厚厚一沓电报纸和一份填写模板。即便外面下着蒙蒙细雨，当天来发电报的顾客仍络绎不绝。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顾客大多是刚接触电报的“新人”，他们多是出于好奇专程来体验电报业务的。

23岁的关先生从香港来京旅游，他在行程中特意安排了发电报这个环节。“我之前从没接触过电报，特意来体验一下。”第一次发电报的他，准备发两封电报到广州——“欢迎乘坐1号线时光列车”是发给朋友的，另一封祝贺新婚幸福的是发给表哥的。

31岁的李女士今年博士毕业，她的5封电报都是发给同学的，内容是祝大家毕业快乐。“在用电脑和手机记录文字的时代，传统的电报象征着凝固的时光，有特殊的纪念意义。”李女士感慨地说。

60岁的孙先生将预先填好的二十封电报递给窗口的工作人员，又带走了厚厚一沓电报纸回家填写。“我以前在外地工作，不少同事都是老师。”孙先生说，近一个月来这些老同事联系他，请他代发电报给自己的学生。“马上就要高考了，他们想祝自己的学生高考顺利、前程似锦。”孙先生说，这段时间他每隔三四天就要来趟营业厅，每次都要发二三十封电报。

“杭州停止营业后，我们这里的电报受理量每天在80至100封，比之前增加了近十倍。”营业厅的工作人员吴薇介绍，仅4月30日当天，营业厅就受理了127封电报。她观察到，前来发电报的顾客绝大多数都是初次接触电报；5月20日和21日两天发电报的顾客也特别多，最特别的一封电报，内容竟然是一首诗。

陈宝凤

今年53岁的陈宝凤，如今是报务岗位上最“年轻”的报务员，她和54岁的赵刚是北京仅有的两位报务员了。她说自己2014年刚成为报务员时，电报的内容就已经以祝福为主了。“抒发情感的电报越来越多，结婚、高考等祝福类的电报占了很大比例。”陈宝凤说，收报人的名字也开始五花八门，有用别名的、昵称的，甚至还有英文名字，“如今的电报，虽然内容跟过去有些不一样，但它承载的功能和情感是一样的。”

陈宝凤说，和电话、微信等即时通讯方式不同，电报的延迟送达，现在反而成了一种仪式感，让人可以体验见字如面的郑重和浪漫。“相较于购物那种产生多巴胺的喜悦，发一封电报传递内啡肽产生的情感，更能击中内心。”陈宝凤说，让人高兴的是这两年许多年轻人重拾对电报的兴趣，让她觉得电报不会就此消亡。

揭秘

报务员最后的坚守

“一说起发电报，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还是像影视剧里演的‘滴滴哒哒’那种样子，那是无线发报，这种方式早被取代了。”陈宝凤解释说，早在她入职时，发报机就已经更新换代为自动系统了。“键盘上有F1、F2、F3、F4四个按键，按F1键是电报码模式，输入4个数字，对应的汉字就能在屏幕上显示出来；按F2键可以切换汉语拼音输入，可以直接敲出汉字。”

“当时白何廷师傅每教我发完一次报，我就会把已经完成的报样复印一份，在师傅强调注意的地方做标记，再把自己掌握不好的地方多练几遍。”陈宝凤说，日复一日，她将发报记录累积成一叠厚厚的册子，用了半年时间才能够自己值机独当一面。

陈宝凤盖时间戳

“以前各地都有电报业务时，我们彼此间询问某封电报的投递情况，不是打电话，而是发送用‘密语’拟成的公电电报，对方查询后也要通过公电电报回复。”陈宝凤说，这些“密语”一般由几个英文字母组成，不同的邮局有不同的“字母组合”，当时她要一下子记住上百个“字母组合”，还真有些吃力。

近年来，随着老员工退休，不少地方也逐渐关停了电报业务。“一直以来，北京就是全国电报的中转站，很多外省市的同行在退休前都会给我打一个电话告别。”为了方便更多人一起交流，陈宝凤建立了“中国电报”微信群。“那时电报业务很冷清，大家对未来都很迷茫，外省市同行将北京当作风向标，十分关注北京电报的近况。”陈宝凤说，大家在群里互相打气，有同行退休时，大家都会送上祝福，并与“接班人”互相认识。

“这次杭州官宣停止电报业务那段时间，从杭州发到北京的电报特别多，对方电报员就在群内对我们表达感谢与歉意。”陈宝凤说，几年来老员工退休、新员工进群，现在群里还有十多人。

展望

最后的送报员见证时代变迁

在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文史专家刘海波眼里，电报大楼是中国通信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1958年9月29日，北京电报大楼竣工后，当年北京电报总量从300多万封猛增至769万封。”刘海波说，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电报的业务量再次大幅增长：1978年，北京一年的电报总交换量有2300万封；1990年增至4400万封；业务最繁忙时，电报大楼一天的收发报量即达10万余封。

在电报鼎盛的时代，人们发电报全是因为有急事。“家有急事，速回”“儿安好，勿念”“母子平安”……陈宝凤的师傅白何廷，已经记不清自己发出了多少封这样的电报，每一封惜字如金的电报，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急迫与牵挂。

白何廷回忆，那时人们发电报特别考验文字水平。“有的人用文言文，有的人甚至自创了汉字的新用法。”白何廷举例说，比如一个“甥”字，意思就是“生了个男孩儿。”

白何廷记忆最深刻的，是刚参加工作值夜班时，赶上了唐山大地震。“电报大楼一时间被挤得水泄不通，传送带上的电报跑个不停。大家全靠电报和震区的亲人联系。”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营业厅前的送报员

1978年，王德源进入电报大楼被分配到“送报”的岗位。他回忆，当时骑辆摩托车跟现在有辆高档汽车一样，谁看了谁羡慕。每当送报员到胡同里送报时，摩托车“突突”的声音总会引来孩子追着跑。“那时要求很严，每公里耗时不能超过一分半，超时要罚款。我们一天要送四五十封电报，回到单位常常连口水都来不及喝，大半夜去送报也是‘家常便饭’。”

上世纪90年代，汉显寻呼机出现了。“刚开始这些新的通讯工具价格昂贵，电报受的冲击还不大。”刘海波说，直到1993年，程控电话普及率越来越高，打长途电话也越来越方便，电报业务开始逐渐减少。“90年代中期以后，电子邮箱、即时通信软件对传统电报产生了新的冲击，加之移动通信资费越来越低，电报业务量逐年大幅度下滑。2010年社会公众发电报仅200多封，已经不列入我们的统计指标了。”刘海波说。随着电报业务量的逐年减少，送报员的岗位也随之缩减，最后就剩王德源一个人了，他说也算是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落幕。

不过，中国联通目前没有关闭电报业务的计划，反而在尝试让电报“活”得更时髦——柜台旁不仅陈列着复古电报机模型、文创礼盒，他们还计划升级现有电报纸，让营业厅不只是通讯站点，而是成为年轻人打卡怀旧的地标。仅有的两位报务员退休前，也会另寻接班人。未来，北京联通还将尝试把电报融入特定场景，例如旅游纪念、文化活动等，赋予电报新的应用场景和意义。

受访者供图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北京每天个人电报量仍有百余封！发个“甥”字，您能读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