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难毕业生：开学即毕业，毕业即失业

文 | 首席人物观，作者 | 秦安娜，编辑 | 江 岳

一场定时分离正在上演。

2020届毕业生将离开求学多年的学校，脱离学生身份，融入社会大潮之中。就像分娩的婴儿，被剪掉脐带，离开母体。

离别总是伤感、不舍、艰难，今年的毕业生更难。他们更孤独，疫情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令他们在论文写作、 升学就业、出国求学的过程中，只能更多依靠个体的力量。

薛宝钗说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地摊突然成为就业方向之一的2020年，“风”似乎难以寻觅。

日前，几所高校公布的毕业生就业率都不超过40%，疫情之下的就业形势，跃然于数字之中。对这届毕业生而言，他们离校的首项修炼，便是学会在贫瘠的土地中生长。

01 等待

5月初开始，鲁南晚上睡不到几个小时。通常凌晨三、四点入睡，早上八点已经醒来。心里惦念着毕业论文的事情，他睡不踏实。

漫长的白日光阴，他坐在书桌前，盯着面前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对SCI文献的回复。他已经写了20页的word文档，答复了评审老师的8个疑问。但剩余的几个问题，他无法回答，它们需要新的实验数据佐证。

这是无法在家中完成的实验工作。

二年半的清华生活，他几乎每日往返于寝室和实验室。受疫情影响，这些稀松平常的事情，如今已经变成奢侈。从腊月二十八离校之后，他有近四个月没有进过实验室。

2020年，因为疫情被困在原地，无法如期返校的毕业生有874万。他们聚在社交网络上分享各自遭遇：进不去的图书馆，登不上的校园网，没存几篇的参考文献，每天待在家里佯装学习，避免被父母批评。

对许多理工科学生而言，文献只是论文中的一部分，样本，实验和数据是毕业论文的重要组成。疫情期间，他们返回实验室无望。时间耽搁太久，实验样品也将面临过期不能继续使用的风险。

重新采买原材料，资金是一方面，额外花费的采买时间是更重要的成本，像鲁南的电池驱动材料实验，原材料的采买，需要耗费一个月时间。

毕业在即，时间成了最稀缺的资源，他们耗不起。

鲁南想要尽快回到实验室，半个月前提交的Paper（注：期刊论文），评审提出十余条修改意见，远超出他的预期，这在期刊论文中是大调整，代表评审对他硕士期间的研究成果并未完全认同。

在他的认知中，这篇只是发表在SCI二区，非国际顶级期刊的文章，不应该出现大调整。收到意料之外的结果，让他感到自己被否定，内心苦闷。

被困在浙江金华的靳航，在等待导师对毕业论文的认可。

他是一名编剧，影视行业在2月、3月两个月份全面停工，给予他更多可支配的时间。他一边写剧本，一边修改以网络大电影为主题的毕业论文。

疫情阻隔，他同导师都是线上交流，每次导师在微信发来一连串语音消息，他便知道论文又要修改了。

靳航性格中带有蔑视权威的特点，刚写论文时，读了导师发来修改意见，他不服气，觉得自己写的很好。但为了顺利毕业，还是决定按照导师的修改思路调整，他已经延期一年毕业，不想今年再有变故。

论文修改几稿之后，他反倒想通透了，能写好剧本，不代表他可以写好论文。他在心底认可老师的指导意见。

02 危机

远在昆明的安然，正在进行毕业论文最后的查重工作。

去年，受翟天临论文造假的影响，部分院校的“查重率”从原来的30%以内降低到20%，更严格的甚至降到8%以下。而今年情况有所调整，安然本科毕业的院校，“查重率”重新回到30%。毕业生的论文压力，被友好地降低了。

靳航经历过一次延期毕业。他把自己的不走运，部分归咎给翟天临。

他原本应该去年毕业，导师将他的论文提交系统时，突然发现无法提交。他在研一时，英语曾经挂科，又因为编剧项目错过研二的补考。而他争取的补考时间在论文答辩前。

英文补考比论文提交只晚几天时间，在往届这并不是问题，但是去年学校收紧毕业要求，他被留下了。

延期毕业是鲁南完全不敢想象的结果，任何会导致此结果的可能，都令他倍感焦虑。

清华每年有四轮毕业答辩，1月、4月、7月、10月，今年特殊情况，7月份的毕业时间调整为6月底和8月初。

鲁南原想参加6月的毕业答辩，但是他的毕业论文有5%的实验数据没有完成。疫情爆发之后，学生不能返校，实验测试没法在家进行，他只能等待。

初春，二三月份的时候，他还算淡定，待在家里，看着电视，享受硕士生涯最后的恣意。毕竟待完成的实验只需一周便可结束。

等到4月，他有些着急，如果月底前不能提交论文，就赶不上6月毕业答辩。但多方打听，他得到的结果仍是不能返校。

面对巨大不可抗力，人总是倾向于宽慰自己。鲁南很快接受不能返校的结果，他想，还有8月呢，只要能在6月8日前，提交论文，他还是能够如期毕业。

焦虑最终在5月初全面爆发——如果此时还不能回到实验室，他的毕业论文无法提交，会被延时毕业，期刊论文亦无法发表。如若这样，三年的硕士生涯，将成果为零。

优秀是一把枷锁，一旦感到不再领先于同龄人，便会催生出恐惧。鲁南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怀疑三年的硕士生涯是否真的有价值。

他意识到，研一时对未来的美好规划，可能过于全数落空。

他原计划硕士毕业后去国外读博士，但因为无法参加托福考试，不得不暂停——中国大陆的托福和雅思考试从2月起就取消了。

他感到懊恼。去年夏天研二结束时，原本是考托福的最佳时间，但他错过了。6月开始，他参加国庆70周年阅兵训练，失去了最好的备考时间。

让他懊恼的事情越来越多，最终扩展为对自己的全面否定，他开始怀疑自己读研究生的意义，本科同学毕业后创业，已经有不错的事业，他却依然只是一名学生。

他人即地狱。鲁南困在“自我否定的小黑屋”，手持显微镜，排查硕士学习经历的任何细节，不断追问自己为何当初没有做好。

“感觉自己太low了。”鲁南说道。

03 致谢

这场自我的无声鞭笞，必须要悄无声息地进行。鲁南不想让父母担心，他们经营小生意，每天的工作已很劳累。

他想做一名坚强，能够独立处理好自己事情的儿子，便只能独自背负毕业压力。

所有要求都需要做到完美，但完成者倍感煎熬。

鲁南向期刊论文的共同作者征求意见，向师哥们询问处理办法，得到的反馈均是必须做增加实验，才能回答期刊评审的所有问题。这让他更绝望，他痛恨自己为何没在春节离校前，将实验做完，免去此后的诸多麻烦。

将近3天的自我反思之后，他决定给导师打电话寻求帮助。之前他一直避免这样的做法，这位山东小伙，仍旧不习惯因自己的问题而麻烦他人，但眼下的困境他己不能独自解决。

两人通话近40分钟。导师对他的硕士生涯给予认可，告诉他一定可以毕业，不要过于担心。导师的肯定给予鲁南一颗定心丸。

有时候，并不需要太多的宽慰，支持与鼓励，仅仅是被承认，被认可，就已经能够带来源源动力。

鲁南接受了导师的建议，向学院提出返校回实验室的申请，进展比他预想得顺利，他被获准一个星期的使用时间。

阔别实验室近四个月后，鲁南得以再次进入。四天的测试完毕，实验仪器上的数据，显示一切正常。他悬着的心，放下了，他知道自己可以如期毕业了。

6月1日，他将论文交给导师，同时也表达了最深刻的感谢。

就在鲁南为返回实验室奔波、焦虑之际，他的师姐江晋，正在准备答辩前的最后工作，她选择6月毕业。

学校采取线上答辩的形式，答辩场地布置精简，一张会议桌，十几把座椅，每位老师的面前，摆有两瓶矿泉水，墙壁上悬挂“清华大学博士答辩会”横幅。如此而已。

江晋的答辩时间排在上午11点，她对线上答辩的方式略感抗拒，没有面对面的交流，对着电脑讲述毕业设计，让她感到陌生和别扭。“像是对着空气讲话。”

不过，很多毕业生喜欢线上的答辩方式，可以在电脑上开个小窗口，或者在桌边粘贴些字条，方便在回答老师问题紧张时，作为提示。

江晋的答辩进展顺利，但进入尾声时，意料之外的情况出现了。

她在致谢环节情绪失控了。感谢导师时，她的声音明显能听出些许哽咽，感谢同学和实验室工作人员时，她刻意放慢语速、控制情绪。感谢父母时，她已经没有办法抑制感情，泪水已在眼眶聚集。

防止自己在镜头前落泪，江晋迅速退出答辩视频。镜头切出之后，她坐在电脑前，独自平复心情，5年的博士生涯，至此远离她的生活。

04 就业

2020届的春招来得比以往更晚一些。

整个春招期间，安然感到校园大使群里发布信息的频率降低了。2月、3月，大使群里几乎没有动静。4月开始，负责招聘的HR开始在群里扔招聘岗位的要求和报名方式。

去年5月，安然成为昆明某公司的校园大使，帮助企业在学校发布招聘信息，大使群是昆明几所高校的校园大使同企业HR沟通的交流群。秋天，她直接入职了这家公司，开始为公司招聘员工而奔波于学校各处。

对于不太知名的企业，线下招聘依然是最有效的方式，能让求职的毕业生们更直接了解企业。

今年，这些工作只能在线上进行了。

受疫情影响，今年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日前，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公布一组数据，截至5月25日，该院本科生就业率为35.17%（其中签约率仅14.48%）、研究生就业率为48.53%。学院通过微信公号向广大校友发出呼吁，希望通过校友直荐的方式推介毕业生。

认证为广东工业大学副教授的微博用户乐云，发布消息称广工毕业生1.1万余人，截至5月9日，整体签约率达到30%，如此惨淡的就业率，在100多所广东省属高校中竟然排名第一。

5月中旬，靳航接到老师关于三方协议签署情况的询问，他所在的学院有不成文的规定，不签三方协议不能拿毕业证。

他就读的编导专业，学生多以项目为主要签约方式，而非熟知的雇佣关系，但是高校要考察就业率，老师希望给到学生足够压力去签署三方协议。毕竟学院一年的毕业生有时不足10人，1个、2个学生不签署协议，整个学院的就业率都会很难看。

原本自愿的事情，带上强制的色彩，便会令人心生不满。

去年，靳航的同学杨潮做过一件中二事情，便是带着同寝室的好友，奔赴院长办公室， 谋划一场抢毕业证书的起义。

通向四楼院长办公室的每个台阶上，杨潮都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成功。

随行同学并未被告知此行目的，被留在门口。杨潮独自走进院长办公室，猛然发现学院书记也在，以一敌二，他也未生出退意。房间内一度情绪激动，声音高亢。留在门外的同学说，他曾想冲进去，把杨潮拉出办公室。

整个交涉过程持续近半个小时，以杨潮接受院长和书记的批评教育和两手空空离开作为结束。他没成功，但是中二少年觉得自己胜利了，他向学院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并且在一周后，收到院方即便不签三方合同也可以拿毕业证书的承诺。

但此时杨潮已经签署了三方协议。

疫情也能暂时阻隔了意见分歧。关于毕业后的去向，鲁南在春节期间与父母有过并不顺利的沟通。父母想让鲁南成为公务员，自他本科开始，父母的期望便一直如此。

但他志不在此，不能同父母争吵，也无法说服对方，鲁南选择逃避，避免同父母谈论就业话题。

然而，疫情让他出国读博士的愿望遥遥无期，最后，他只能选择满足父母部分期望，找一份可以在北京落户的工作。

05 离开

早上6点，江晋已经起床，先帮妈妈浇花，再做一些瑜伽运动，答辩的大事儿解决了，她有心情做些闲情雅致的事情。

过去5年，她每天早起的重要事项是登陆Google Scholar，查找最新的研究方向，思索如何将新的研究内容融入到自己的实验测试中。

现在她不用为这些事情烦心了。

整个6月，江晋的重要日程，只剩月末返校参加毕业典礼，原定的欧洲毕业旅行已经不可能成行，她一直想去德国参加的行业会议也因为疫情取消举办。

结束那场毕业典礼，她将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靳航的离校倒计时，还有一个难关需要闯过。5月27号，他收到论文答辩的分组消息，不幸被分配在“魔鬼组”。该组老师以善于提出学生难以回答的深刻问题著称，靳航觉得自己”命悬一线“。

对于毕业的庆祝仪式，他没有太多想法，能找几个好友一起吃顿饭就行。

去年的毕业季，除了戴硕士帽和接受毕业证书，靳航经历了整个毕业流程。他陪同学参加答辩，跟同学一起毕业旅行，一群人租个别墅，组局互杀，喝酒谈天。

今年毕业，靳航只想在答辩完成后，赶紧收拾东西离开学校，返回项目组。4月末，他接到一个新的影视项目邀约，他负责剧本改写。影视寒冬，他格外珍惜每一份工作机会。

安然也放弃了从昆明骑到西藏的毕业骑行计划，变成与同学在校外聚餐。毕业骑行没有同伴，自己一人也索然无味。

这注定是一场特别的毕业季。

没有校园林荫小道上的跳蚤市场，没有校门口小饭店里的曲终人散，没有篮球场食堂前的最后留念，唯一能让这些年轻人“团聚”的，只有制图软件。

波普之父安迪.沃霍尔应该要庆幸自己早出生了50年。不然他以复制粘贴方式，用大众熟识的可口可乐、玛丽莲.梦露形象创造出的艺术品，恐怕是要败给中国各高校的“云”毕业照们。

相比沃霍尔，年轻人在风格探寻的道路上更前卫。他们摒弃大众熟识的元素，以Q版的身形，飞扬的姿态，搭配每位同学的大头形象，对传统拘谨姿势的站立式毕业照，进行了审美挑战。

他们并不精致的P图技术，让毕业照多了粗糙的鲜活生命力。

将“凭空想象”的离别场面发挥更彻底的，是南京邮电大学的“云拨穗”项目，身穿毕业袍的机器人载着毕业生本人影像的显示屏，缓缓走向校长。随后，校长为“机器人”拨穗，将毕业证书交到机器人手中。

无中生有、暗度陈仓、凭空想象……正如抖音热门BGM里的关键词，略显魔幻现实的场景，无厘头的情节，毕业生用调侃、戏谑、搞笑解构离别情绪，为悲情增加喜剧元素。

它们专属于2020年。

（文中鲁南、江晋、靳航、潮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