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当下城市与乡村生活价值的认知重构和认同转向，吸引了更多青年回到乡村。相较于经济利益上的吸引，对乡村文化与生活价值观念的重塑，驱使更多的青年主动离城返乡，投入乡村新经济、新产业模式和新生活方式的实践。返乡青年从“半城半乡”到“伴城伴乡”的生活方式的自我建构，又不断重构和复兴乡村文化及其生活方式。
同时，因身份认同与发展诉求方面仍存在一些“失落空间”，有可能引发返乡青年的再度离乡，使乡村遭遇“二次空心化”危机。需要通过更精准化的政策“赋能”维持并强化这种基于认知重构、文化认同和价值重塑的返乡驱动机制，有望统筹解决乡村可持续发展与高质量发展所面对的人力资源、意义世界、特色文化等问题。

生活方式是社会学经典议题之一。在现代社会，生活方式不仅构成区分社会阶层的重要指征，也构成吸引人口向生活质量更高地区流动与聚集的重要动因。个体对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和文化再生产，体现了吉登斯笔下高度现代化社会“超越匮乏型经济”之后具有“生活政治”意义上的微观建构性。

为抵抗全球化可能导致的地方特色消解和生活节奏的不断加速，20世纪末，西方社会出现一系列具有反思现代性意义的地方发展与治理模式，“慢城”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社区实践运动，在发源地意大利及欧美各国获得认可^[1][2][3]，并于21世纪初进入韩国、中国等东亚国家。通过保护地方文化可持续性和独特性，坚守绿色环保发展理念，“慢城”成为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村或城镇有着鲜明对比的、具有“替代性”意义的发展模式^[4]，并形成有特色的社会生活方式与市场消费偏好。

“慢城”已经从生活方式逐渐扩展为一种新型的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空间及其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乡村社会有机体。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推动下，“慢城”发展理念所倡导的乡村文化复兴与旅游发展切入了中国主流发展语境。慢城在振兴本土文化和支持小微经济方面具有独特的文化导向与政策主张，在绿色生态发展、村庄环境整治、基层组织激活等目标上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高度契合，有着较强的本土实践意义^[5]。

2010年，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落地中国首个“国际慢城”认证社区之后，不断吸引着外出人口尤其是青年群体的返乡回流。本文对该慢城核心区域南京市高淳区桠溪镇大山村进行了驻点研究，在对185户农户家庭进行有效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聚焦其中32名返乡青年[本文研究的“慢城返乡青年”，是指访谈时年龄20~40周岁，户籍属于或曾经属于慢城区域内的村落，返乡前曾在县城或其他城市连续生活3年以上（包括但不限于上学、打工、就业、自雇等），返乡后有在慢城长期工作和生活的打算(包括但不限于就业于本地用人单位、经营农家乐或其他业态以及待业状态等)的特定人群]，通过参与观察法、个案访谈法，重点研究返乡决策背后的行动逻辑、返乡之后的生活方式转变以及返乡后遇到的新的困境。研究发现，返乡青年对乡村文化认知的重构及其生活价值的重塑，需要有持续的“赋能”机制，使其成为乡村振兴的可靠的在地资源。

研究指出，农民工返乡不仅有其“谋生获利”的理性动机或经济动机^[6]，也有“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家庭生计两种驱动因素相互交织”的情况^[7]，在这种“情感与理性的交织”中^[8]，亲情乡情、故土情结、社会地位、自我实现等非经济因素是促使农民工返乡的原因。

另一方面，打工生活的意义弱化及尊严缺失正在成为推动青年农民返乡的重要行动逻辑^[9]，出于对城市流水线、机械化的工作以及对人身控制严格的时间安排反感，部分新生代青年对被异化的工作生活进行反思，渴望在精神与身体上获得自由，选择主动逃离城市^[10]。这些研究提示，青年群体能够基于对现实生活境况和主观幸福感进行反思，从“利益驱动”到“文化认同”，他们对乡村与自我的关系认知发生了重构，并持续获得了慢城生活方式的价值重塑的内生动力。

一、返乡青年：乡村振兴的认知重构与文化自觉

“慢城”折射了一种文化现象。文化融合了乡村性与都市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全球性，这无疑为离乡青年描绘出一种理想的返乡生活样态。

“慢”首先意味着对时间的“可操控”而不是“被操控”，即通过对自我生命时间和生活节奏的可控性来寻求“自我的意义”^[11][12]。另一方面，“慢”也意味着对时间的更优质利用，代表了一种更精致的、更有人文品味的、更高质量的生活诉求^[13]。同时，“慢”还意味着一个人有能力尊重自我个性发展、实现差异化的人生、过上“与众不同”的生活所带来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那么，究竟是哪些具体的因素促使青年群体能够基于文化自觉而主动返乡?总体来看，较好的文化教育与专业技术水平、较强的自我发展个性以及特定的家庭阶段发展需求，这三方面的共性特质，构成了返乡青年对“慢城生活方式”产生认同的内在驱动力，使他们呈现出不同于父辈及其他同龄人的文化差异性，并对慢城蕴含的生活价值理念有着较高的感受力与认可度。

1. 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水平

回乡青年是乡村与乡村振兴的文化链接。在访谈对象的既往工作经历中，有科班出身的室内设计师，有大酒店的前台服务人员，还有曾供职于台资体育用品公司的职员等。学生时代的受教育经历以及工作中的职业技能培训，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慢城青年的人力资本存量，城市生活中掌握的市场精神、商业意识、现代观念、经营技巧和人脉资源等，有助于他们在返乡创业和就业过程中形成一定的文化优势。

相比于中年返乡的农民工群体，新生代的高素质返乡青年更具有“现代性使者”的意义，他们能更准确地领悟到“慢城”和“慢生活”与乡居生活的契合，增强他们对于返乡创业的热情和认同。同时，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不仅意味着更优质的技术水平，也意味着更高效的信息交换渠道，更伴随着较高层次的参照群体及社会期望压力，这些对他们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反思生活价值的回归都会在无形中产生影响。

2. 较强的创业冲动与自我实现诉求

返乡青年的创业动机嵌入“慢城”发展逻辑。返乡青年群体具有典型的自我实现与发展诉求，如：不满足现状、追求个性与挑战、向往有钱又有闲、热心公共事务、渴望获得社会认可、对阶层向上流动的欲望等。相比于父辈，他们转变身份的希望更加强烈，以经营农家乐、网上销售农产品、小微创业等方式，深度参与慢城特色文化经济和旅游产业，实践着返乡青年的“创业梦”。

在访谈对象中，有人辞去每月4000元的工厂工作，专门到南京的厨师学校学习烹饪，之后返乡开农家乐饭店，积累到一定资金后，又与朋友合伙经营旅游大巴公司，扣除各项运营成本和分红，个人年收入达20万以上，实现了“老板梦”；有人主动陪同客人餐后到周边景点游览，免费讲解，并通过直播展示农家生活和田园风景，获得了许多鼓励和赞许，成为小有名气的网络红人；还有人通过成立合作社，扩大个人影响力，成功竞聘村委委员，事迹被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专题报道。

“慢城”不仅为乡村能人带来更多创业致富的机遇，更建构出村落与外部世界沟通的全新话语体系，对内激活了乡村基层社会组织方式，扩充了村庄公共领域的参与空间，营造出强烈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基础，并与返乡青年群体较强的创业冲动和自我实现诉求相吻合。

3. 特定的家庭时期与代际分工合作

青年回乡满足了他们对家庭生产生活的诉求。大山自然村是一个具有600年以上建村史的单姓氏宗族村落，全村人同姓芮，按《大山芮氏族谱》至今已繁衍至第29代。相对完整的宗族记忆和相对封闭的宗族村落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村庄的家本位思想。

返乡青年大多已步入或即将步入结婚、生子等重要人生阶段，返乡一方面可以更好地陪伴年迈父母，另一方面旅游业平日清闲、周末繁忙的特定工作节奏，也有助于平日里有更多时间用于照料年幼子女的生活和教育。在特定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家庭天然的内聚力、向心力、凝聚力，发挥着维持家庭结构完整的作用，并影响着返乡青年对生活价值的文化自觉与认同回归。

此外，“农家乐”的经营方式，提供了一种父代与子代合作经营、共享收益的家庭依赖关系—父代的宅基地、房产与庭院空间、制作美食的经验，与子代的营销能力、信息捕获能力、装修审美的时尚感等进行了较好的结合，代际分工合作也促使家庭成员间的良性互动。由于子代在经营活动中占据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人力资源优势，农家乐家庭的文化传递模式表现出反哺性，部分农家乐经营户的经营主体和家庭权威也逐渐从父代向子代过渡，并给返乡青年带来更多的自信感和满足感。

二、青年返乡：乡村生活的价值重塑与目标重建

慢城的本土化植入，是乡村文化汲取外部多元文化元素、促进自身文化创新与时代性发展的一次实践过程，实现了对乡居生活方式“慢城化”的文化赋意。对这种生活方式和价值内涵的认同，构成驱动青年群体主动返乡投入乡村振兴实践的重要内生动因之一。同时，在这种文化赋意的感召下，返乡后的慢城青年经历了从“离城返乡”到“半城半乡”再到“伴城伴乡”的生活价值与目标重建过程，体现出返乡青年具有较高的反思性和能动性。

1. 离城返乡：慢城生活的感召与想象

“乡愁”是新时期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涌入城市的乡民对传统生活模式的依恋和对当下城市生活的失重感相互交织融合而形成的一种困顿体验^[14]。“慢城”理念的逐步广泛传播，使当地年轻人重新审视城市打工生活现状并产生对比心态：一方面，在城市谋生令他们或多或少感到疲惫和麻木；另一方面，乡村环境的日益改观、百废待兴的创富机遇等，也令他们感叹“农村已不再是过去的一穷二白”。

地方政府在建设慢城的过程中，积极运用地方营销策略，尤其重视地方空间美学呈现，将慢城区域打造成为一处“极具风格的地方文化场域”，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乡村形象和独特的慢生活吸引力。这种更具文化想象、空间美感、生活品质和悠闲环境的乡村魅力，被那些暂时离乡打工的年轻人迅速捕获，他们心中对慢城的认同、理解与想象也更加具象化、近景化、可及化，构成他们“重新发现乡村美”的文化自觉过程，进一步加固了基于“乡愁”文化认同的返乡动机。

在大山村，返乡青年经营的农家餐厅和农家客栈，多设计成实木装饰和田园风格家具。最贵的一家新建成客栈，有着巨大面积的落地窗，窗外可直接欣赏到成片的稻田、花田与山景，院子里还搭建了中式凉亭、走廊、水池等。在返乡的经济利益驱动因素尚不明朗，甚至不足以替代原有的打工收入的情况下，慢城返乡青年拿出多年积蓄甚至借款投资经营农家乐，这种看似经济上“不理性”的行为，背后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对慢城的文化认同与生活想象作为一种返乡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经济层面的不确定性，感召甚至主导青年个体的返乡行为，从而构成相对于“工具理性”的、更具有“价值理性”倾向的动机内涵。

2. 半城半乡：生活品质的追求与调适

“慢城”理念逐渐改变了乡村风貌及其生活空间。进城打工和求学的农村青年，在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上已经几乎完全脱离了传统的农民身份。他们既不熟悉农活，也不愿从事传统农业，言谈举止和消费偏好已经非常“都市化”。

然而，包括大山村在内的慢城区域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休闲消费等方面仍与城市存在一定差距。在生活风格想象与生活质量的客观落差之间，慢城青年返乡之后的生活面临着重新安排和调适。随着家庭财富的快速积累，大多数年轻人都在高淳县城购买了商品房，有的还落了户口，以便于子女享受城里的公办教育资源。

与此相随的是，“白天在村上，晚上回城里”的“反候鸟式”通勤模式在大山村非常常见，“平日在城里，周末回村里”的“5+2”工作模式也使部分返乡青年可以兼顾县城朝九晚五的工作和周末、节假日在村里的农家乐经营等创业活动。

除了通勤模式的变化之外，返乡青年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悄然无息的变迁。由于经营农家乐多是现金收入，每日进账，家庭现金流完全不同于以往务农和务工情况下的收入模式，受访者普遍感到“手头上宽裕了”，同时也感慨“花钱的速度更快了”，满足个体消费需求与满足家庭积累需求之间开始出现紧张关系，主要是日常个人化的商品消费的增长，以及家庭大额支出方面的意见不统一，最典型的冲突集中在返乡青年对私家车的需求。

私家车对返乡青年来说，首先解决家庭交通代步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其次可以辅助创业活动（如农家乐集中采购、进货、接送客人等），提升经营效率；另外也代表着一定的财富与身份象征，寄托着返乡青年的个人成就感。此外，慢城返乡青年也逐渐开始为自己购置一些中高档的服饰用品甚至奢侈品牌，包括最新款的电子产品等，这一点往往会让前来慢城游览的消费者也感到惊讶和意外。

这些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体现出慢城返乡青年在“半城半乡”的生活调适阶段，渴望弱化乃至完全抹去乡村印迹，通过不亚于城里人的消费方式和生活质量体验，来获得外界的认同和自我内心的平衡。

3. 伴城伴乡：后现代生活的美学意义

“慢城”的生活美学价值逐渐彰显。随着大城市消费市场的不断细分，乡野、土特产、民宿等概念成为特定的消费标签。城里人羡慕农村“有天有地”的生活，近年来也愈加关注食品安全问题。这种对田园风光和农家美食的向往和追求，令诸如农耕、制茶、养蟹、蒸米糕、手工活、木匠活等传统的乡村工作种类被升华为一种充满美学意义和文化格调的行为方式。在支持乡村更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关照和城市消费文化导向的双重影响下，返乡青年对慢城文化自信的不断成长，开始用一种更积极、更自信的心态认识乡村的魅力和价值，重新看待农业的生产力和农村的生活方式，并以多元化的方式建构属于自己的“慢城生活风格”。

大山村农家乐专业合作社的青年创业团队引入多款适合亲子体验的手工体验项目，还原创开发了一款以手工酿造和蓝印花布包装为特色的“桂花酒”产品。随着网络直播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闲不住”的返乡青年更积极在周边农村农户和种植基地寻找可以销售的土特产，如螃蟹、老母鸡、土鸡蛋、早园竹等当地土特产和当地种植的草莓、蓝莓、葡萄等时令水果，不断拓展生意合作的关系网。

不同于“半城半乡”阶段的城乡两头摇摆心态，“工作在乡村，生活也在乡村”的“二次扎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的选择。随着现代化生活与休闲方式不断建设完善，乡村社区进一步朝向后现代社区发展，一种糅合了乡村性与都市性的更加弹性化的“后现代村居生活方式”正在慢城返乡青年群体中成为主流价值。

总体来看，慢城的到来，将大山村人置于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全球化的社会价值观体系中，全球性、都市性、现代性与本地生活之间不断架构起意义的“链接”，差异化、格调化、参与感、认同感、地方感、幸福感、心理减速、选择自由等一系列积极状态与日常情绪，正是构成慢城抗衡全球“速度社会”、带来个体“文化自觉”的集体心理基础，充实着慢城返乡青年对于“伴城伴乡”生活风格的个性化演绎。

三、新的困境：返乡青年角色定位与精神归属

慢城是一种依托于本地居民广泛参与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本质上来说，慢城自身的发展动力是来源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对于慢生活方式的认同与实践。

基于乡村社区而打造的慢城模式，如果不能突破乡村社会生活所长期形成的职业、身份、创业、创新、休闲和文化生活的困境，对慢生活方式或特色化的慢城生活价值体系无法形成持续有效的支撑系统，则仍有可能引发返乡青年的文化迷失和精神背叛，并驱使他们再度离乡返城。

1. 个体户之外：职业身份如何规划?

慢城的返乡青年的职业身份和职业心理需要有一个转变和调适机制。在大山村，农家乐的运转为依靠家庭内部劳动力简单分工的“粗放式经营”，对家庭内部劳动力资源重度依赖，存在家庭生计模式的单一化和旅游淡旺季收入不稳定等问题，农家乐集群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模式或适度规模的合作模式。

而除了农家乐这种个体经营方式之外，整个大山村乃至慢城区域内也没有其他可以精准吸纳返乡青年职业化发展的正规社会组织和市场单位，返乡青年面临现代职场核心竞争力缺失的问题，也难以用市场化的工资方式客观估算出自己的劳动力价值。

世界各地慢城模式的成功案例，均离不开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地区居民等多个参与主体的参与协作，将“慢的哲学”融入到本地化的日常生活中，实现对地方社会和本土传统、文化、历史、社会、自然资源的总体性保护与开发利用。

如果长期缺乏相匹配的职业生活、文化氛围和社会系统，一旦返乡创业的经济驱动力有所减弱，移居城市的引力相对加大，慢城返乡青年对慢城生活的文化认同和参与热情会很快耗尽，出现再次离乡，引发乡村社区的“二次空心化”。

2. 宅基地之外：创业空间如何获取?

返乡青年终究是在经济上寻求发展机会并建立与家庭生活的平衡感。因此，返乡更是一种创业或重新创业的生产过程。

受慢城区域土地管理政策限制，返乡青年创业大多是依托宅基地和自住房空间，以农家乐餐厅为例，扩大生产规模和进行生产再投资的渠道十分稀缺，大多数农家乐只能在有限的宅基地空间内通过翻新装修、加盖凉亭等方式进行内卷化的“精耕细作”，无法摆脱小规模、分散化的“小农式”生产属性，大量集聚的同质化经营业态也必将导致一部分农家乐在市场竞争中走向边缘化。

此外，由于整村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返乡青年难以直接从村民或村集体直接租下相对整片的可利用空间，反租政府手中的土地，成本又过于昂贵，即使有一些好的创业创新项目资源，起步阶段也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使得部分原本怀揣农业创业梦的慢城返乡青年，在较高的创业成本和试错成本面前容易产生退缩心理。

总体来看，依托农家乐的收入增长存在“天花板”，而个体不断追求事业成就的冲动仍然存在，慢城返乡青年身上这种“无处安放的闯劲”极有可能驱使他们再度离开乡村。

3. 八小时之外：闲暇生活如何回归?

“慢城”是一种休闲导向的生活方式转型在空间上的投影。在发源地意大利，起源于“慢食运动”的慢城运动，尤其强调反对食物、商品和日常消费的“标准化”，而更多地致力于保护本地独有的食物、商品和日常生活^[15]。

除了致力于忠实于慢食哲学的生态美食、保护农业多样性原则外，大部分国外的慢城还在城市管治和日常生活实践层面进行了丰富的设计，例如设计专供行人和非机动车使用的慢行系统，禁止一切车辆进入历史街区，每天全镇统一午休，等等，各种奇思妙想能够变成当地居民的共识，成为慢城居民的共同行为准则，也构成慢城生活风格的文化内核与不可替代的趣味之所在。

而我国的慢城在集体共识、公共生活与文化仪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具有后现代生活方式建构能力的返乡青年群体，在慢城当地仍然只是一个相对小众的人群。尽管他们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影响力和组织力，但慢城不可能只是返乡青年的慢城，更多生活在其中的人和更多的利益相关主体，包括外来资本正在不断争夺和“解构”慢城的文化经济价值。

就返乡青年自身来说，随着最初的想象和激情逐渐褪去，诸多未曾想到的困难和局限展露在眼前，乡村地区的治安卫生、公共服务、医疗教育、休闲方式等与城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加之较远的城乡往返距离，都在逐步动摇返乡青年对乡野慢城生活的日常守望与坚持。

尤其是在城市购房的年轻人，除了旅游旺季来村里经营农家乐之外，业余时间更倾向于在城里度过，高档消费和文化娱乐体验类消费则更倾向于到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随着农家乐经营的逐步稳定和模式化，更多的年轻经营者开始雇佣年长的亲戚和周边村民来帮忙打理生意，自己只通过手机与客人远程沟通预订事宜。

可以想象，慢城社区若缺少了生活在其中的主人魅力，仅仅沦为游客餐饮接待点的“农家乐村”，不仅对于返乡者来说正在失去最基本的个性、趣味和风格特质，而且对于慕名而来的游客来说也恐怕将失去最本真的吸引力。

四、扎根乡村：对返乡青年的多元赋能与政策嵌入

返乡青年既有“慢城情结”，也需要政策激励。基于政府对“慢城”发展规划与建设的新理念和文化旅游产业导入，青年返乡有了最初的“慢城情结”。青年群体基于对慢城价值文化的认同，形成了初始的返乡驱动力，返乡实践行动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文化自觉与自我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身份转换、财富增长、认同重塑和自我实现。

青年返乡能够直接充实乡村振兴的本土人才队伍，并在打通城乡生产要素流通、激活基层行动能力、传播时代精神和文明等方面发挥积极的带动效应。返乡青年对乡村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有助于他们在乡村振兴中持续发挥重要的中坚力量。相较于父辈的返乡农民工群体而言，返乡青年群体中蕴含着更多的发展后劲，构成促进乡村振兴和社会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

然而，青年返乡后依旧面临生活价值的持续重建问题，还需要有可持续的政策投入，从社区建设、创业支持、社会生活的创新空间以及持续的营销推广等方面，为青年回乡之后营造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场景，并以乡村振兴和社区重塑的过程，建设更能够让返乡青年长期留下来的“磁力效应”。

因此，从这个层面而言，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不应只关注地方政绩层面和旅游产业层面的利益驱动力，还应加大对返乡青年的多元“赋能”，予以返乡青年更多政策支持。

1. 赋能在地文化的品牌张力

慢城是一种全新的文化与社会生活形态。因此需要特别重视“慢城”的文化认同对固化返乡青年留驻乡村的凝聚作用，重视对乡土社会的价值观照与“文化赋能”，让这些基于慢城品牌而形成的“文化回波”，持续发挥在地品牌的张力。

尤其需要重视“回归经济”中返乡青年群体对乡村特色文化建设以及生活风格塑造等方面的敏锐度。可以通过引入社会力量和专业组织进一步挖掘并丰富“慢城”文化本土内核，积极引导返乡青年在乡野景致、休闲健康、农家风味、文艺戏曲等方面主动开展文化传播、文化创新与文化再生产，并给予一定的补贴和奖励机制，提升他们对本土特色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代代传承的使命感，将这种“慢城文化品牌”能够持续彰显其当下及未来的价值，从而不断获取更多的外部效应。

当然，在获取文化旅游品牌的经济效应时，也要注意避免将“慢”的价值过度商业化，从而导致慢城品牌的负面效用。

2. 赋能返乡青年的创新创业

慢城也是一种乡村旅游经济现象。慢城作为一种基于农村慢生活的文化肌理，通过慢城开发与建设，重塑了乡村的产业结构。返乡青年回乡从事农业休闲、农业旅游、农家乐、乡村民宿、农业产品生产销售等工作，也会遭遇各种经济冲击。

所以应重视返乡青年群体在创业创新和职业化发展方面的诉求，为返乡青年做好职业化再教育和各项政策服务配套，开展体系化的青年创业扶持工作，提供包括土地空间、启动资金、市场对接、融资对接、政策咨询、财税支撑、技能培训、创业导师帮扶等服务，支持各类基层非正式组织进一步专业化、协同化、企业化运转，引导农、工、商“三产融合”，形成“第六产业化”的产业链延长和特色产业集群，培育返乡青年成为符合“第六产业化”趋势的“行家里手”新农人。

3. 赋能返乡青年的在地社会生活

慢城作为乡村振兴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模式，需要持续培育全新的社会生活的结构与体系。慢城毕竟是一个乡村生活聚落空间，还远未实现城镇化的生活场景。对于返乡青年而言，过度偏离大城市的社会生活，会存在潜在的“乏味感”。

因此，需要着重去发掘和提炼“慢”的文化价值及其对健康社会的再建构能力，以此消融“慢城”与大城市的社会生活的落差感。持续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围绕“共建共治共享”乡村社区善治逻辑对乡村振兴的正向作用，积极鼓励返乡青年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热情，从大的政治制度环境方面予以优秀返乡青年更多的话语权，培育和健全返乡青年群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能力。进一步激发青年群体在城乡交流、涉外交流、公益环保与教育事业等方面的身份优势，顺应青年群体的风格偏好。

与此同时，还要以乡村精神文明实践所、公益组织、乡村书院、文旅融合空间等各种载体，把慢城乡村社会发展为具有城市社会生活形态的多元共享空间和公共文化空间，从而激活“慢城”里回乡青年群体对内、对外更多的社会交往和交流场景。

桠溪国际慢城是一个乡村振兴与回乡青年增长的“典型样本”。青年返乡的创业、生产、生活需要有更多的“乡村拉力”，这种拉力需要加快培育并重构青年对乡村生活的认知方式，成为整个社会重塑乡村振兴所带来的乡村生活价值观念体系。持续夯实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对青年群体的“拉力”，需要有宏观政策、商业模式更新、消费转型、乡村治理、社会参与、村落复兴等等全面要素的赋能机制。中国需要有更多的“慢城”生活样本。因此，围绕“慢城”的返乡青年的相关议题，还需要持续深入地跟踪研究与讨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特色文化城市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029)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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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青年与“慢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