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后，西山上白天的室外温度已经有十七八度，但昼夜温差较大，人们早晚还穿着薄棉衣，我们办公室因为阴冷潮湿，全天都开着电暖器。

八点，去公司办公楼人脸识别签完到，我和老牛相继回到变电所的办公室里。老牛坐在旋转式老板椅上，按开自动热水壶的开关，烧开水泡一杯茶，接下来拿起手机刷视频或者玩消消乐。刷到九点左右，老牛有些犯困，随即放下手机，椅子往后放倒，两条腿往桌子上一搭，开始闭目养神。不一会儿，老牛的呼噜声加上暖气片的燥热，熏得人昏昏欲睡。我缓缓放下手里的书，轻手轻脚地关好门去院子里散步。

做过水泥硬化的院子里空空荡荡，角落里只余一棵孤零零的杏树，我溜达到杏树下，干枯的树枝上刚刚鼓出了些花骨朵。看着这些按捺不住的生命，我又想起退休的三哥。

1

1985年，三哥十八岁，正在矿属高中上课，他妈火急火燎地跑到学校把他叫出教室，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三小，现在矿上有子女顶替父母上班的指标，妈妈现在可以退休了，你顶我去煤矿上班吧！今天矿医院安排体检，你去做一下，赶紧到单位报到去。”

三哥贪玩调皮，本来就对学习不感兴趣，在学校里最大的爱好是看古龙、金庸的武侠小说，经常在课堂上看得入迷，对里面的孤胆英雄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再感慨怎么能写得这么好。方才还在教室里走神的三哥听到老妈说可以不用念书了，没有过多犹豫：“反正也学不进去，去他X的，不上就不上！”三哥连招呼也没和老师打一声，径直走出了学校，准备上班去了。

算上三哥，他家里三代人都靠西山煤矿过活。解放前，他外公给阎锡山的五妹做过文秘，西山煤矿当年是阎家的产业，单位旧井口上刻的那几个字还是他外公写的。新中国成立后，西山煤矿百废待兴，为了恢复生产，国家从学校招来一批学生，又从部队招来一批复员军人，还招了很多从偏远地区逃难来的农民。三哥他爸是参加完朝鲜战争后从部队转业来的煤矿，三哥他妈为了方便也从市里转到煤矿上上班。那时的煤矿没有成立什么职能科室，几乎都是与生产直接相关的队组，三哥他爸被分配到运煤队当电车司机，他妈在机电队做电工。两口子就住在宿舍区两间简陋的平房里，馒头就咸菜养育了四个男孩。小时候，平房外有一条从山上流下来的小溪，三哥就爱在小溪边捞小鱼、捉蜻蜓，等到冬天溪水结冻，玩滑冰能玩上一整天。

80年代，西山煤矿初具规模，有了专门的医院、学校、文化馆，治安有公安保卫科，像是一个小型社会。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随着一系列改革政策颁布，国有企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井下生产热火朝天，一声炮响后，工人们跟抢险打仗似地用大板锹把煤铲到煤溜子上。那时的人们朴实，热爱劳动，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地赶生产。西山煤矿还面向社会招了许多农民来做轮换工——当然，外地来的大部分都被安排到井下采煤。

作为职工子弟，三哥的基础条件要好一些，去单位报到时，给了两个地方让他选，一个是工会，一个是机电动力队。老一辈总觉得写写画画不如学门技术踏实，所以三哥奉母之命，当了外线电工。

那年月，煤矿没有所谓的岗前培训，新工人要先做两年学徒，学徒期的月工资只有二十块六。学徒工一开始也不会被教怎么干活，主要是伺候老师傅。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去锅炉房给师傅们打热水，把倒好水的洗脸盆端给师傅们，等他们洗完脸再给他们打饭泡茶，师傅们上夜班的话，第二天还得给倒夜壶。这是矿上的惯例，老师傅们欣然接受，至于传授技能，对学徒工就是一种奢望。

三哥头几个月都是走着去单位，当时一辆自行车要一百多块钱，得不吃不喝攒半年。好容易攒够钱，三哥骑着新自行车去单位，去的时候一路上坡，蹬得灰头土脸，下班则是莽撞地飞驰而下，冲到坡下往往被磕得鼻青脸肿，因为都不知道有刹车这玩意儿。

学徒期快结束时，三哥一个在外地当兵的同学来信，可能是武侠小说看多了，三哥突发奇想，想要去看望老同学，但苦于囊中羞涩。他看到变电所的角落里摆了一堆废旧的铜电缆，自信觉得能拿来当盘缠使使。一个昏黑的晚上，三哥叫了两个朋友一起，从变电所后的土坡上翻墙而入，分工剪断废旧电缆扔到土坡上，准备悄没声地偷运走。但是好巧不巧，土坡另一边住着保卫科副科长，人家吃过晚饭准备上夜班，正好看到三个人在坡上鬼鬼祟祟。

于是，副科长大喊一声：“你们几个干什么的！”

三哥和一个朋友撒腿就跑，但另外一个“猪队友”却蹲在角落里若无其事地抽起烟来。副科长走到他面前，发现了地上的电缆，“猪队友”见装路人失败，准备开溜。副科长眼疾手快，一把将其擒住，带到矿保卫室连夜审讯。

第二天一早，三哥就被叫去保卫科，“猪队友”因为胆小，早就一五一十地把他们全都招了出去。因为这件糊涂事，三哥被推后了一年转正，学徒工又多干了一年。

在单位里，外线电工被称为“爬杆子的”，顾名思义，就是需要经常爬电线杆作业。这项技能，师傅们并不会手把手地教，而是采取最简单粗暴的自然淘汰法，有活了，就叫上徒弟们一起去干。起初，师傅们干活，徒弟们在下面打打辅助，慢慢地就递上脚扣让徒弟们上，至于能不能吃这碗饭，全看个人造化。三哥第一次上杆子，上去后腿直抖，半天也下不来。

单位里的外线电工主要负责矿里的高压线路及设备的架设安装、检修和运行维护，登高作业是家常便饭。十几米高的电线杆光秃秃，全靠一双脚勾住沉甸甸的脚扣往上爬，爬到一定高度后，杆子会晃动起来，一般人往下看一眼都不敢，更别说挎上安全带，放开手干活了。遇到作业条件格外复杂的时候，身体几乎要倾斜到跟地面平行，看着如同耍杂技一般。

除了勇气与胆量，登高爬杆硬性条件是良好的体能和毅力，电线杆下粗上细，越往上爬，杆子越细，每向上爬一截，就得弯腰用手够到脚扣调整一次间距。脚踩脚扣站在杆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脚掌上，这已经很吃力了，而外线电工们经常要在杆子上作业好几个小时，而且无论风吹日晒还是天寒地冻，都得咬牙坚持工作。

一次，三哥爬上杆子后，一只脚扣不慎掉了下去，没有脚扣一只脚就无法发力，活儿也干不成了，他干脆把另一只脚扣也扔了下去。三哥双手环抱杆子准备溜下去，因为害怕速度太快，两条腿紧紧夹住水泥杆，结果下地之后裤子磨出好几个洞，逗得老师傅们哈哈大笑。

那些功夫好的老师傅，下水泥杆异常轻巧，有时候一番操作下来，衣服上甚至一点土都沾不上。变电所院里栽着两根水泥杆子，一有时间，几个学徒工就被拉出来操练，轮流上杆子，爬到杆子顶端后，还要用绳子往上吊几十斤重的配件，学着放开手拆装。每次练习，每个人至少要在杆子上待满一个小时，这样腿脚上的功夫才能练出来。

外线组里有个大三哥十岁的杨师傅，平日里爱钻研学习，遇到不懂的问题还会翻书查阅资料，积累了很多现场实操经验。为了强化自身本领，杨师傅自制了几组铁杠铃来加强上肢力量，他对三哥说：“干外线不光得腿脚利索，手上也得有劲，（电线）杆子上的横担、瓷瓶都是好几十斤的重家伙，手上没劲可闹不成。”

三哥只把训练当成练功学武，积极性很高，爬杆子是每个人的功课，举杠铃则没有硬性要求，平日里只有他跟着杨师傅一起练上肢，其他人都跑到一边躲清闲。日积月累，三哥逐渐成为了单位里不输老师傅的爬杆能手。木头杆、水泥杆、钢杆，任何类型的杆子，三哥都能轻而易举地爬上去，在杆子上放开两只手，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操作。

三哥说，学爬杆子跟学艺一样，最适合的年龄就是二十来岁，没有顾忌学得快，年龄再大点就很难学了。

2

到了90年代，变电所承担起了整个西山好几个井口的生产、锅炉房、煤厂、风机房等供电和矿区生活用电。当年外线电工的工作条件极其艰苦，电缆的敷设几乎全靠人力，经常要去山上架电线。早上，三哥他们带上干粮，十几个人穿着军大衣挤在卡车马槽里，冒着冻嗖嗖的冷风就进山了。

铺设的电缆大都在山路上，有路可走时，十多个人沿山路把电缆往开拉，没路拉不动了，就拿手拉葫芦之类的起重机械工具，把电线杆、电缆和配件从一个山头一点一点地拽到另一个山头上。最难弄的当数水泥杆，底下垫上钢管，大伙用撬棍一点点地挪到指定位置，速度慢得像蜗牛移动一般。有次三哥正在移一根水泥杆，一旁堆在一起的水泥杆突然滚落下来，吓得三哥他们几个急忙四散跳开——成吨重的水泥杆若是稍微蹭住点人，后果不堪设想。

立好水泥杆，还要往杆子上架横担，七八十斤重的铁横担，三哥扛到肩上，一只手扶住横担，一只手护住电线杆，踩着脚扣一个人就能架上去，别人至少需要两个人配合才行。

在山上干活经常一干就是一天，三哥干得多吃得也多，中午在土堆上挖个洞，把铝饭盒架在上面，煮两包方便面，加一个饼子、一包咸菜，吃得干干净净，一口汤都留不下。

渐渐地，三哥上杆子时越发身轻如燕，用他的话说，“简直就跟耍一样”。但初生牛犊的三哥也为自己的鲁莽买过账——有次在杆子上干完活，他嫌从杆子上往下爬费劲，直接双手拽着电线杆的拉线就要溜下去，场面堪比成龙的动作电影，危险程度达到五颗星。偏偏不赶巧，拉线的中间有一根外露的铁丝，往下滑的途中，三哥被铁丝刮破了脸，当场鲜血直流，把身边的同事都吓坏了。三哥回忆说，万幸没有蹭到眼睛，此后他就相对收敛了些，不敢过分放飞自我了。

外线电工的危险性除了登高作业，还有高压触电的风险。一次，三哥在井口铁塔上换线卡子，由于井下是双回路供电，他检修停电的那趟线时，井下工人误操作把电返送回检修的那趟线，“嘭”的一声，火花四溅，大拇指粗的多股电缆瞬间烧得只剩下几根，万幸三哥在检修前已经接好了地线，才准备下手，整个人被吓得手脚发颤，半天都没缓过神来。

不光是检修供电线路和设备，像锅炉维修、路灯更换等只要是地面上与机电有关的工作也都会派外线电工去干。最忙的时候要数冬天，整个居民区的暖气都很差，几乎家家户户都点着电炉子，用电高峰时，裸露的电线像烧红的铁棍似的，晚上处理停电故障是常有的事。尤其除夕夜，家家户户用电量都到了高峰，有一个宿舍区的变压器，连续好几年只要一过年就会烧坏。

新世纪，采煤技术升级，井下用上了综采设备，替代了以前的“炮采”，西山煤矿的年产量从十几万吨上升到上百万吨。年轻力壮的三哥也为企业建设肆意挥洒着汗水，他们电工还经常会被其他小矿的叫过去帮忙，干完活儿能给一些钱，吃喝招待自然也不会少，每人一包烟，再去下馆子。外线电工们都能喝，但三哥酒量不行，偶尔被同事们起哄，大口大口干几杯。

最让他高兴的是接私活，2002年，矿区马路上换路灯，一个工头揽下工程后叫三哥去帮忙。安灯主要就是爬杆和接线，都是三哥的拿手活儿，他一天能安二十盏路灯，其他五个工人加起来都没他一个人干得多。工钱也不菲，工头每天能给三哥几张红票子，三哥都喜滋滋地揣进兜里了。

那几年，西山煤矿产能蒸蒸日上，职工人数将近五千人，带动了很多产业，矿区周边的街上，饭馆、歌厅一家挨着一家。下了班，三哥经常跟同事们唱歌、打保龄球，穿梭于灯红酒绿的夜场。三哥爸妈也不过分催着他成家，眼看三十好几了，三哥还只顾着玩耍。

直到2004年，三哥三十七岁“高龄”，才终于跟矿医院的一位护士喜结连理。小两口甚至连结婚证都没扯，只是简单地举行了婚礼，直到现在单位同事还跟三哥开玩笑，说他是“无证驾驶”。

其后，杨师傅升任变电所组长，老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但杨师傅却格外器重三哥，有时会专门把其他人支开，给三哥“开小灶”，教他怎么修变压器，讲电路原理。玩心重的三哥却不以为意，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转身就忘了。

杨师傅之所以这般良苦用心，是因为想让三哥接他的班。三哥也知道当组长的甜头——集体出去干活，多少能挣点外快。外面给钱多的时候，杨师傅会给手下的人每个分一点，钱少了就组织大家一起吃个饭。有段时间，他们去山里干活，用卡车拉回一整车的旧铜电缆。因为数量太多，杨师傅也不敢独吞，自己拿了一部分后，就把剩下的上交给了机电科长——当组长，不光是技术要能拿下来，还要和领导们打好关系。

2011年，杨师傅到了退休年龄，机电科长把三哥叫到办公室，问他愿不愿意接替组长的职位。三哥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机电科长便说：“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考虑清楚了再跟我说。”

彼年三哥四十四岁，论资历肯定能当组长，但组长要随时听候领导调遣，还得经常参与一些应酬，要在组员中树立威信，必须拉下脸安排手下的人干活。所谓“慈不带兵，义不养财”，三哥自由惯了，既不想受人约束，也不想约束别人。

一个星期后，机电科长又把三哥叫到办公室，问道：“三小，让你回去考虑，现在都过去一个礼拜了，你考虑好了没有？”

三哥说：“科长，院里的同事和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了，都是惯得不能再惯的朋友了，叫我咋管他们呢？组长还是让别人当吧。”

机电科长有些不高兴，说：“那你也不吭个气，不干就不干，我再找别的人选，非得等我问你才说了！”

三哥本来就是不知道怎么拒绝领导，才迟迟没有回复，这下三哥也有点尴尬，悻悻地走出机电科长的办公室。

三哥爱人家境殷实，但身体不好，两人结婚后一直没孩子，只能算是搭把手过日子，所以对三哥工作上的事也几乎不过问。三哥的几个兄弟相继都被母亲安排到国企上了班，老大在自来水公司，老二在铝厂，老四在铜厂，只留下三哥和快七十岁的母亲一起生活在矿区宿舍。母亲有退休工资，不要求三哥挣多少钱，只要求三哥每天按时回家，工作上的事情也就由他去了。

最后，是比三哥晚几年来变电所的老袁接了杨师傅的班，老袁比三哥大了有七八岁，来变电所之前干过几年电器检修工。他不爱说话，为人忠厚老实，领导安排什么就干什么，遇到工作不会安排给下面的人干，而是一声不吭地带头自己干，上杆子、拉电缆这些最苦最累的活，都是他冲在最前面。

当时煤矿井下生产正常，变电所免不了有跳闸断电事故，矿上要求外线组白天晚上都要留人值班，防止突发情况。白天事情多，还要时不时应付上面的检查，三哥就顺水推舟，让老袁带人上白班，自己带几个人上夜班。但是三哥一般下午六点到单位象征性地转悠转悠，到了八九点就跑回家休息了。变电所值夜班的女同事对此心照不宣，遇到突发情况，会及时给他打电话，三哥再上来处理故障。

人们常说“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当电工”，正是三哥此时的状态。

3

从2002年到2012年，煤炭市场经历了“黄金十年”，特别是2008年，一把“煤面子”最多时卖到上千元一吨，放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我那会儿刚从学校毕业来到煤矿，前后两批来的有很多矿工子弟，都是爷爷和父亲都在矿上的“煤三代”。当年，西山煤矿年产量一度达到一百五十万吨，在全市都属于香饽饽单位，老一辈的矿工都以能在矿上上班为荣，把下一代的希望也寄托在这座矿山上。

那两三年，矿上的煤场时常是空荡荡的，井下采出来的煤，一出来很快就被火车拉走了，每天早上都能听到火车发车的轰鸣声。因为每年上亿元的净利润，当地很多银行将西山煤矿视为VIP客户，给了很多贷款额度和优惠政策，本着做大做强的目标，矿里陆续向各大银行贷款了二十多个亿，分别用到了几个小矿的基建当中。

随着井下矿藏的快速开采，西山的水土环境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三哥家门前的小溪早就没了流水，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楼房。西山当时还有自己的火力热电厂，运煤、烧煤，整个矿区到处都是煤尘，一双鞋没穿两天就是一层灰，擦一把鼻涕出来都是黑乎乎的。

但另一方面，煤矿市场的红火给职工们带来了稳定安逸的生活。三哥闲不住，在院里开垦出了一小块地种菜，西红柿、黄瓜、豆角、茄子、葫芦……几乎能种的都种上了，他一有时间就钻进菜园子里浇浇水、松松土，还专门从变电所的旱厕里捞了粪来施肥。变电所的女工们一进院子，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茅粪味，看见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叫唤着要三哥给她们配防毒面罩。但菜长出来后，每棵菜长到什么程度，多久可以摘了，却是女工们茶余饭后最喜闻乐道的事。

没事时，三哥会跟值班的女工们打扑克，有时候晚上回到家后，无事可做的女工硬是打电话叫他上来“打升级”。偶尔打得兴起，连家也不回，值班室破旧不堪，连张像样的床也没有，三哥甚至能跟女工们挤在地铺上凑合睡。

那几年，三哥和院里的一帮同事都很开心。早上一进变电所的院子，工装都顾不上换，有人就打起了羽毛球。杨师傅在院里搭了个篮球架子，男同事们分成两组比赛，进球少的一方中午请大伙吃饭。三哥爱叫上大家上山摘果子、挖野菜，一群人说说笑笑，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虽然没有智能手机、WiFi，但大家聚在一起，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和做不完的事。

下班后，三哥爱骑着自行车去市里兜风，有时候叫不来搭子，他就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出发，好几次他一个人骑到中北大学，到了目的地后喝口水又骑回来，往返五十公里的路程，他只需要两个小时。

2014年，环保形势日趋严峻，加上设备老化等原因，西山的热电厂被强制要求关闭，三百名电厂职工等待安置。公司成立了一个新的队组——能源队，来安置一部分电厂职工，变电所也归到了能源队。

老袁也快退休了，能源队的老队长还专门把三哥叫到办公室谈了话，征询三哥的意见，是否同意老牛当组长。老牛是1993年电厂初建的时候以“子弟”身份参加的工作，到电厂后一直在电气检修班，他干活干脆利落，在电气检修方面也有天赋，又爱钻研学习，1995年就当上了班长，一干就是二十年。电厂关闭后，老牛费了一番周折才来到外线组，论技术，老牛是一把好手，但在变电所的资历和群众基础，老牛这个空降兵不及三哥。

习惯了自由的三哥并没有纠结论资排辈，大方地同意了队长的决定，只是变电所下面的员工们却不干了——他们都想让三哥当组长，因为三哥脾气好，好说话。有的员工私底下找到他说：“三哥，如果你要当组长，我们就联合起来跟上面反映，让你当组长。”

三哥还是一副自由散漫的心态，给组员们解释了好多次，自己无心仕途。老牛性格强势，脾气也不好，免不了跟变电所的员工起摩擦，但也懂得人情世故，唯独在三哥面前，总是要敬重几分。

接着，煤炭市场迎来前所未有的寒冬，煤场的储煤堆积如山，原先几天就发一次的运煤专列，变成了半个月都发不出去一趟，老一辈的矿工对很久都听不到火车轰鸣声感到非常不习惯。我刚结婚一个月，西山煤矿突然就发不出工资了。头几个月，工人们还能勉强上班，到了九月份，一大批职工子女上学要用钱，单位还迟迟发不出工资，企业内开始人心涣散。先是有少部分一线职工不来上班，逐渐地，生产系统无法正常运转，其他人员也开始罢工。单位不得已出台了每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政策，但这杯水车薪的日子也没坚持多久，最后一丁点钱都拿不出来了。

临近年底，罢工在家的职工，为了能过个年集体到厂门口讨薪，几百号人聚集在厂门口的国道上，一时造成了交通堵塞。这件事惊动了市政府，政府出动了警力到现场维持秩序，市领导亲自出面答应一周内发放一个月工资，职工们这才各自回了家。此次事件后，西山煤矿的一把手被撤职，通报了现状：目前在银行欠了二十亿贷款，单利息一年就要还一个多亿，深知企业困境的公司领导也无人敢接手这烂摊子，市里不得已从外地煤矿调来一个矿长来维持局面。

勉强坚持到了2016年，随着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去产能”政策，西山煤矿最终宣布关停。煤炭市场极度疲软，整个集团仅仅只有几个小矿断断续续地出煤，煤价低到两百元一吨，有时还卖不出去。全集团人都靠着隔几个月发一次的工资勉强度日，只留下一些中层以上的干部坚守，普通工人大多都到附近的物流园和海鲜市场打工，只能干点装卸货物的粗活。因为劳动力市场上涌现了大批西山的工人，一度还把搬运工的工资拉低了不少，原先装卸工一天两百元，西山职工给一百五都抢着干。新招的学生子弟吃不了这苦，有的人在办公室一边上班一边考研考公，无心学习的人，早就到外边另谋出路去了。

关停后，西山煤矿原本要把“三供一业（水、电、暖和物业）”移交给政府，就彻底宣告破产。没承想，移交工作阻力重重，我们变电所的变电设备与市供电局的供电系统不配套，如果要市供电局接管变电所，需要自费大几千万进行改造。改造费对于负债累累的西山煤矿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另外，西山煤矿在筹建几个小矿时，以本矿作资产抵押欠银行的大几十亿巨款，在没还清欠款之前，企业根本无法注销申请破产。

三哥以及外线组的男工，值班的女工都被遣散回家等待分流安置，变电所只留下老牛和另外两个男值班人员。我当时在能源队做技术员，因为不想被分流到小矿，无奈只能放弃技术员的职称待遇，在变电所当个看门的。

半个月后，已经被遣散回家的女工们见变电所迟迟不交接，就联合起来找到集团，要求集团给个说法，最后集团领导迫于压力，又让女工们回到变电所。留在西山的这部分人，统一被称为“留守人员”。

煤矿停产，变电所的供电负荷减轻了很多，外线检修任务也没多少工作，其他外线电工都去了小矿，老牛唯独把三哥要了回来。我当时已经停薪留职在外面找了个做销售的工作，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老牛精通电路，在附近小区找了一份物业上的电工活做兼职。

三哥起初也去找过几份工作，但只会爬杆子的他在外面很少有用武之地，很多公司开出的工资连两千元都不到。接连几次碰壁之后，三哥干脆放弃了找工作，回到变电所继续打理他的菜园子，靠着自己种菜的收成，过着低欲望的生活，等着退休。

清闲日子过了两年，2018年本市快速路改造修路，变电所的院子被占去一大部分，三哥的菜园也被征用了。重新做过围墙后，院里全部用水泥硬化了一遍，三哥舍不得那棵杏树，最终说服改造方留下一小圈土地，把杏树留了下来。

2019年整整一年，集团公司只发了一个月工资，甚至连职工的养老、医疗保险都交不上，很多职工去医院看病无法报销。企业内忧外患，集团门口天天有人要钱闹事，最紧张的时候全集团连五万块钱都拿不出来，上面领导对外出打工谋出路的人，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三哥依然坚守在变电所，没有了菜园子，他玩起了弹弓，变电所里到处挂着瓶子、废灯泡，都是他立的标靶。好多地方都被他打得坑坑洼洼，办公室玻璃窗上也多了几个洞，有个单位同事调侃三哥：“现在变电所连只鸟都不敢往里飞，一不小心就成了你的猎物了。”

4

熬到2020年，外调来的董事长扛不住压力，被调往其他地方去当一把手。疲软了五年的煤炭市场迎来一波回暖，单位由一位土生土长的本矿领导主持起工作，又开始正常发工资。

在外面奔波的五年，我先是在健身房做了三年销售，又跳槽到互联网公司做了两年营销顾问，兜兜转转，见证了太多家公司的倒闭，加上疫情等原因，外面的工作实在是不好开展。赶上我爱人生下二胎，一番斟酌后，我决定暂时回到变电所上班，等疫情过去后再作打算。

工资正常发放后，管理也严格起来，单位要求我们上下班打卡，早上打了卡，我去单位食堂吃完早餐，回到变电所已是八点半了。三哥早已扫完院子的垃圾浮尘、在水龙头上接上水管开始冲洗院子。他把水管出水口用大拇指和食指掐住，产生的压力可以让水喷出去好几米远。边玩边害，院子被冲得干干净净。我拿起手机拍几张照片，发到单位的工作群里，就算结束一天的工作了。

三哥为人和善，我与他慢慢熟了起来，年龄上的差距并没有使我们之间产生多少隔阂，我俩坐回办公室开始喝茶闲聊，聊单位的八卦：哪个领导又高升了，谁和谁之间有矛盾，谁和谁是什么关系，不一会儿，话题又转到天南海北。谈天论地会让时间过得快一些，我和三哥也就过过嘴瘾，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三哥的母亲那时快八十岁了，身体不太好，三哥需要每天中午早回去做饭，我则回家照顾刚出生的老二。每次都是三哥先行开溜，我紧跟步伐撤退。老牛作为组长，对我在这里混日子颇有微词，但碍于三哥的情面，也不好说啥，偶尔会抱怨一句：“你们俩一个照顾老的，一个照顾小的，都忙得很嘛！”

老牛对组员的要求是得会干活，我这个学生派，连钳子、扳手都拿不稳，老牛自然恨铁不成钢。好在三哥对我很关照，偶尔线路上有工作要干，他二话不说就把工作揽到身上。五十多岁的三哥登高爬杆依旧在行，我当时干活连工装都不用换，只负责拍拍照，打打下手。后来跟他闲聊才知道，每次爬完杆子后，他的脚都会肿好长时间，现在想起来，实在是有些愧疚。

停薪留职离开煤矿前，我在能源队做技术员时，队里除了队长和书记，我的职称最高，全队开会时，只有队长、书记和我三人坐在领导台上。单位正常开支后，我一度有机会再回去当技术员，但在外面工作五年后，我对在办公室里天天只做一些形式工作压根没兴趣。三哥说我：“放着好好的办公室不去，却要待在这里当工人受苦，不知道你是咋想的？”我回答道：“坐办公室身体不累，但心累。”

我确实有些心理不平衡，单位坐办公室的一大堆，人们还趋之若鹜，挤破头皮往里挤。真正干活的人寥寥无几，劳动岗位更是无人问津。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我也无力改变，只好选择躺平。我只把变电所当成一个过渡的地方，等着有机会再去外面发展。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到了2021年，停止进口煤炭后，国内的煤价飙升，市场一路向好，所有煤矿企业都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有人调侃道：今年除了煤炭行情好，其他行业都惨不忍睹。

集团公司下令，西山这座停产矿井的留守人员与其他几个后勤服务单位合并，组成了新的公司。新公司成立后，又组建了一堆职能科室，综合部、人事部、安全部、财务部……之前在外谋生的很多人，也和我一样陆陆续续回到单位——毕竟，在国企混口饭还是要安稳一些。以前很多人都看不上的一官半职，瞬间成了香饽饽，我们一个非盈利单位，竟然挤进来三百来号员工，其中副处级以上的就有八个，副科级干部更是一抓一大把。工作上积极表现，私下里托人找关系、请客送礼的活动开始频繁起来。

能源队的老队长退休后，找老牛谈话鼓励他当队长。但老牛性格倔强，不善于请客送礼，豫队就积极活动得到了队长的职位。豫队是2016年能源队合并时到队里的，比老牛到能源队还晚，文化程度不高，但做事低调，对领导也言听计从。当上队长后，豫队再一次叫我回队里重新做技术员，辅助他处理一些技术方面的事情。

此刻我又面临抉择：一是回归体制，从技术员开始按程序往上走。另一条路则是继续留在变电所混日子，但也意味着跟体制内的晋升通道无缘了。

看着疫情结束遥遥无期，很多企业都步履维艰，我们企业却一派欣欣向荣，我慢慢开始动摇了。早上三哥冲院子时，我凑到他身边问：“三哥，要不我也跟上其他人的步伐，按规矩往上走走？”

三哥对我说：“按道理你就不应该待在这种地方，变电所是个养老的地方，我还有两年就混到退休了。你还年轻，应该去别的部门发展发展。”

我说道：“回到变电所一年多，在这自由轻松惯了，现在去了办公室，就完全脱不开身了”。

三哥点点头：“是啊，回到办公室肯定就拴在那了。这是你自己的路，看你怎么选择吧。”

要想享受体制带给你的资源，就得遵从体制的规则。此时，三哥只管过他悠闲的生活，而我却无比纠结，迷茫的时候只靠和变电所值班的人喝酒消愁。有时候喝到晚上不回家，就在变电所的院子里，一圈一圈来回踱步思考人生——反正，躺下也翻来覆去睡不着。

豫队没有明确把我要回办公室，但工作中有意无意地开始让我做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一次单位评选劳模先进，豫队以此为借口调我回办公室帮忙写了一周的队干部事迹材料。能源队的办公室里有几个快要退休的副队长，上班时间大部分都在闲聊、刷手机或者打盹。坐在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里，写着那些千篇一律的工作事迹，我如坐针毡。一周的材料，我用了三天就急忙交工，马不停蹄地跑回变电所。

一进变电所的院里，我就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正好三哥在用水管冲那棵杏树，水柱在空中喷洒成水雾，水珠落在绿油油的杏树叶上。看到这番悠闲的场景，我如沐春风，瞬间开朗起来，微笑着朝三哥走去。

5

新成立的公司虽然给企业带不来实质效益，但职工大都是托关系进来的矿领导子弟，祖辈为西山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公司领导碍于情面，也是为了安置下这么多人，不得已才成立了新公司。由于全是关系户，管理起来就很棘手，因此公司出台了很严格的规章制度，各项检查也很频繁。

劳动纪律是重中之重，之前留守的时候，我和三哥早早就开溜回家了。人事考勤严格后，得待到十二点才能走，隔三差五就会有人事部门的人突击查岗，三哥免不了发牢骚：“我上了三十多年班，从来没打过卡，有工作利利索索干完，没事了就能回家。现在不管有事没事，都得守在院子里待命！”

检查组还经常光顾变电所查文明卫生，值班室的人调侃道：“咱们眼看着就变成保洁公司了，每天来公司不是来上班的，是来打扫卫生的。”三哥倒是勤快，变电所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但院里的落叶和树枝，他总习惯堆在一起，一把火点了完事。一次公司检查，看到院子角落里有点过火的痕迹，随即下了一个处罚。三哥骂道：“变电所的树叶我烧了这么多年，现在怎么就不行了呢？”

三哥在整个能源队都算得上是老资历，连豫队也要敬他几分，公司出台了各项制度后，豫队安慰他说：“三哥，现在企业不比以前了，我也只能执行上面的规定，你体谅一下兄弟的难处。再说你马上就退休了，能克服的尽量克服一下，算是支持一下伙计的工作。”

“唉……”三哥长叹一声，留给豫队一个背影，扬长而去。

要应付隔三差五的检查，得到点下班，在单位的时间显得很漫长，三哥开始找事情打发时间。开春后，山上一片春意盎然，他在院里待不住，就跑到山上挖野菜。摘上满满一塑料袋，回来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回去调凉菜。

一开始我不理解三哥，对他说：“现在网购这么方便，喜欢什么菜网上都能买到，不用这么辛苦自己去山上摘。”

三哥回复我说：“我是给自己找点干的，要不闲着干啥呀？”

“是啊，人不能一直闲着，要给自己找点事做。”

我也开始跟三哥一起上山，山上有很多刚发芽的榆钱，三哥说把榆钱和面粉土豆拌在一起蒸熟，在铁锅里烧油炒一下，就是人间美味。我们还从山上摘了一些不知名的嫩叶，研究着做春茶。到了夏天，山上的杏树、桃树开始结果，我们会一起上山摘果子，杏子多到吃不完，我和三哥研究起把杏肉晒成杏干，在办公室里无聊时就拿出来嚼两颗……此时，单位的年轻人都在听培训求进步，比起坐在会议室打瞌睡，我更愿意跟三哥在一起，因为无论干什么，心情至少是轻松自在的。

为了不让自己闲下来，我还翻出了在楼道里放了好几年的山地自行车，和三哥一起每天都骑自行车上下班。变电所的值班室里一直放着一本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多少年了，始终无人问津，我没事的时候就翻看几页，其中一章《黄州突围》，写的是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做了一个农民后，艺术上有了质的升华，才写出了《赤壁赋》等传颂千年的佳作。

从此健身和读书充实着我的生活，我也在变电所这个小院里，开始着人生的突围……

转眼到了2022年，三哥三十七年的外线电工生涯即将结束，上完十月份的班，他就能退休了。

早在一个月前，老牛就不再给三哥安排工作了，老牛说：“三十七年都平平安安下来了，最后这两个月，有什么工作能不干就不让三小干了，如果这段时间再出个差错，那我这一辈子都过意不去。”

十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因为文明卫生检查，队长安排我砍掉变电所后院护坡上的一排榆树。这些榆树是很久之前修院墙留下的榆树根，已经用水泥和石头垒过，但石头缝里又硬生生地长出几十棵。三哥用斧头砍过、用火烧过，甚至把硫酸浇到树根上，可来年还是会再长出来。三哥说：“这些顽固的榆木疙瘩就像企业的一些条条框框，根深蒂固、错综复杂，想彻底除掉太难了！我今天就退休了，留下你和它们继续抗争吧。”

老牛那天休息，三哥去人事办退休手续，我对这种形式主义的检查也很是反感，但迫于领导的压力，很不情愿地拿上斧头开始砍树。砍斧挥舞出去的是心里的怒气，“哐哐哐”，榆树一棵棵被砍倒，我把榆树扔到护坡底下，打算全部砍完后，再把树枝拖到院子外面。

三哥回来后，看到我在后院便朝我走来，我边砍树，边问三哥：“签了字了？”

三哥痛快地说：“签了！”

我逗三哥：“签完字是啥心情，是不是感觉彻底解脱了？”

三哥说：“不是解脱，反正心里空落落的，说不上来是啥感觉。”

榆树已经砍倒一片，三哥在护坡下无所事事，将一堆树叶点着，把我砍下的树枝往火上放。我赶忙说道：“现在公司管得紧，不让点火！”

三哥却说：“这么多树枝你一个人往出拖，得拖到多会儿了？一把火烧了算了！”

我没有继续阻止三哥，但马上我的手机铃声响起，是豫队打来的电话：“你们是不是在院里点火了？赶快扑灭！我从办公楼这边就能看见院子里冒的烟！”

我解释说是三哥点着的，队长继续说：“让三哥把火灭了吧，不要惹不必要的麻烦。”

我转告三哥队长的命令，三哥无奈地说：“唉，不让点就算了吧。”然后开始帮我把树枝往院外拖，拖了一两趟，角落里的火还燃着，三哥不耐烦了，最后还是把树枝堆到了火上。此时潮湿的树枝也被烤干了，火势逐渐大了起来。

我提醒三哥说：“再往里扔树枝，火就不好灭了。”

三哥却说：“反正我明天退休了！来吧，火烧十年旺！看看咱们这个老企业，还能不能东山再起！”说着，继续往火上堆树枝。

我不再阻拦三哥，而是把砍下的树枝也往火上扔去。大火烧得很高，好像每一处熊熊燃烧火焰里，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

豫队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变电所院里还在燃着火，倒是没有再打来电话。第二天老牛上班后，看到后院角落里一片火烧过的痕迹，也只是说了一句：“三小又点火了吧！”

十月最后一天，正好是个周末，老牛让我买了平时都舍不得喝的酒，外线组内部组织了一场小小的欢送仪式。酒过三巡，老牛说：“变电所退休过很多人，其他人离开时没什么感觉，但唯独三哥你退休，我心里难过得不行……”说到这，一辈子要强的老牛扭过脸去抹眼泪，抹了几下止不住，直接背对着我们站在窗户那哭起来。最后坐回到酒桌上，还当着我们的面，在网上买了一副文房四宝送给三哥。

尾声

转眼三哥已经退休一年多，院里的杏树变成我来打理，每隔一段时间，我会拿起水管浇杏树。2023年春天，我在库房里找到一个三哥以前种出来的葫芦，葫芦已经干了好多年。我将葫芦敲开，随手把葫芦籽撒在杏树下面的土壤里。一个月后，葫芦竟然发芽了。我不时地向三哥请教怎么种葫芦，照着三哥的指导定期浇水修剪施肥，树底下的葫芦长得很慢，但我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打理它了。葫芦藤艰难又曲折地顺着杏树逐渐长到树顶，秋天的时候竟神奇地结出了几十个葫芦。

跟三哥在一起的两年多时间，他并没有像传统的师傅带徒弟一样教给我任何职业技能，但他的洒脱自由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在外面打拼的那五年，看到很多个体老板为了追求财富忙忙碌碌，甚至为了利益恶性竞争。回到企业后，更多的人要争着抢着往“上游”走，不惜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在这个与世无争的小院里“躺平”了两年，我不再迷茫和焦虑，而是慢慢喜欢上了这种悠闲惬意的生活。虽然现在企业的管人制度还在愈演愈烈，但我已不再执着与这些“榆木疙瘩”抗争了。大自然允许万物生长，即使是榆木疙瘩也有它的生存之道。西山这座矿山，养育了好几代人，老国企有它自己的使命。我则更想做那棵杏树和那株葫芦，不只是在夹缝中生存，而且还要开花结果，尽情地绽放自己。

三哥退休后，又把小区能种菜的地方都开垦了出来，没事了就钻进菜地里忙活，朋友调侃他从工人变成了农民。三哥跟街坊邻居都相处得很融洽，天天下午会到楼底下打扑克，隔三差五还会去山上转悠，骑骑自行车，真正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

现在跟变电所没退休的女师傅们聊起三哥，说起三哥自由自在的往事，女师傅总结说：“三哥是因为没有孩子，才能活得这么潇洒。要是三哥也跟我们一样有孩子，肯定也要为了挣钱放弃一些自由。”

想想，三哥三十七年的普通职工生涯，甚至连优秀先进也没有评上过。他放弃了升职加薪，放弃了功成名就，但唯独没有放弃过一件事，那就是“有趣地活着”。

大起大落的煤矿里，不争不卷的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