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Netflix的剧版《百年孤独》发布了正式预告，遥远的马孔多，那些“关于禁忌爱情、对抗种种过去与诅咒的不幸故事”将迎来首次影视化。12月11日，剧集将正式播出。在这股热潮之下，拉美文学会再度进入人们视野。

近些年，拉美文学一直是人们热衷于探讨的话题。人们对“文学爆炸”主将们的人生经历津津乐道，也喜欢在茶余饭后琢磨博尔赫斯那些充满思辨的故事。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想讲清拉美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并不是件易事，所以我们更加需要相关研究者带读者进入这重世界。

去年，西安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西班牙语系副教授侯健在B站开设了“魔幻、爱情与权力：侯健的拉美小说课”，很多年轻读者从中受益。由于时长和篇幅限制，有许多优秀作家及其作品未能详尽讲解。后来，侯健在既有讲稿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扩充，于是便有了《不止魔幻：拉美文学第一课》一书。它充分地为读者梳理了拉美文学的历史与今天。

《不止魔幻：拉美文学第一课》，侯健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望mountain，2024-7

日前，侯健接受了《新周刊》专访，以下为《新周刊》与侯健的访谈实录。

魔幻现实主义的核心是现实，但中国读者更关注魔幻

新周刊：作为一个舶来概念，为什么拉美作家能把魔幻现实主义发展到一定高度？它与早期幻想文学是否有相应的关联性？

侯健：魔幻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就是现实，但是在中国，我们刚好颠倒过来，更关注魔幻这一点。拉美的现实确实有很多地方让我们感觉到魔幻。比如，前一阵子墨西哥过亡灵节，大街小巷全是骷髅的图案，连给小朋友的糖果都是。据说还有人把家人的遗骸挖出来，带回家一起过节。

再比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拉丁美洲环境史》里，写过有一年一场飓风把整个小镇从悬崖上吹下去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拉美作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去写这些主题，这种主题和魔幻现实主义就会有一种天然的适配性，换句话说，小说的形式甚至可能比内容本身更重要。

包括像马尔克斯写的《百年孤独》，很多故事也是源于他外公外婆的讲述。在谈论魔幻现实主义时，我觉得应该看到它的内容和技巧是相结合的。

新周刊：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阿莱霍·卡彭铁尔、胡安·鲁尔福等人，他们是怎样一步步把拉美文学推向“爆炸”的？

侯健：（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批作家，是不可或缺的一代人。他们让后来的文学创作者，看到一种新的可能性。比如，《佩德罗·巴拉莫》让马尔克斯意识到，可以用魔幻现实的风格去写故事，而不一定要像海明威、福克纳那样。

他们让人发现，写作是自由的，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才有可能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另外，“文学爆炸”的发生是多重因素导致的，它跟古巴革命、拉美文盲率下降、西班牙出版界的推动以及作家间的友谊等因素，都有很大的关系。

新周刊：在讲解加西亚·马尔克斯时，你提到了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角色，哪几位对你的冲击最大？

侯健：要是去年回答这个问题，我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百年孤独》里的乌尔苏拉、蕾梅黛丝等，但今年不一样了。我译了《我们八月见》，这本书让我对马尔克斯有了一种特殊的亲近感，对他的文学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所以现在一问这个问题，我第一个想到这本书里的安娜。

挺有意思的是，我之前去南京做新书分享，认识了一位本职工作是心理咨询师的老师，她办了一个读书会，大家一起读了《我们八月见》。一群成熟的、有个人事业的女性聚在一起探讨安娜的生活和她内心的彷徨与挣扎，我觉得那个画面是很美好的，我甚至很想知道大家聊的内容——肯定与我的视角很不一样。与早期作品中的女性相比，安娜更像个普通人，大家能共情她的处境，她是马尔克斯笔下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角色。

《我们八月见》，[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侯健译，南海出版公司｜新经典文化，2024-3

新周刊：如果用几个关键词去理解马尔克斯以及他的作品，你会如何选择？

侯健：马尔克斯的写作在《百年孤独》达到了一个顶峰，在这之后，他实际上要去抛弃那些已经被他写出来的东西。比如，他有一个很大胆的实验性作品《族长的秋天》，是部讲独裁的小说，跟他的其他作品很不一样，我认为这代表他在求变。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影响了他的创作。例如，他开始刻意地跟父母拉近关系，但就在这时，他父亲去世，这对他影响很大。后期的他，就开始关注或者说拓展了衰老、死亡等主题，看待爱情的视角也切换到了老年人的视角。我其实一直想写一本书，就是马尔克斯的后半生，但是还没有机会，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族长的秋天》，[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轩乐译，南海出版公司｜新经典文化，2021-11

新周刊：科塔萨尔的作品常常被选入幻想文学之类。他的幻想文学与博尔赫斯的作品都关注人的存在等问题，除此之外，二者有什么异同？在拉美“文学爆炸”的四大主将中，他的特殊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侯健：幻想文学比较喜欢突出一种碰撞感、撕裂感和突兀感，就像我们读博尔赫斯，总是会期待有某种大反转。但是比较博尔赫斯和科塔萨尔，他们还是有区别的。不恰当地说，也许前者更形而上，后者可能更形而下一些。

倒不是说两个人谁好谁不好，我想表达的是，博尔赫斯更擅长进行哲学思考，而科塔萨尔则善于把日常中最平淡的东西进行陌生化处理。尤其是放到“文学爆炸”四个主将里讨论，他的特点也是很鲜明的，他前期的作品几乎和政治无关，大多是美学层面超脱的游戏。

不过，他在后期很关注政治，这部分作品国内是缺少译介的。也许我们对他的认知还并不是非常完整。

（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你翻译过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也和这位作家有过交流。在这一过程中，你有哪些有趣的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

侯健：“追星”的历程我觉得都很有意思。2011年，略萨刚得了诺奖，作为当红作家，他来到中国，我当时还是研一的学生，请假跑去上海，背了一书包他的书，虽然要到签名，但忘了合影，一直是一个遗憾。2019年，我成为他作品的译者。换了身份，我到马德里的他的家中去采访他，一起喝酒，一起撸狗。我把这些经历写成了两篇文章，也都收在了《不止魔幻》中。

侯健采访略萨。（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略萨一生几乎都在关注拉丁美洲命运这样宏大的主题，你觉得作为中国读者，该如何去理解这些政治与历史相关的内容？

侯健：世界政坛的变化，对我们每个个体的生活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你看略萨虽然在谈论拉美政治，但他作品真正的核心主题是诺贝尔瑞典学院给他的颁奖词中提到的权力。这是具有共性的，我觉得不管是秘鲁还是其他国家，不管是大的社会还是小的家庭，权力无处不在。

但他又超脱于这些之外，这就是我眼中真正优秀的作家。他不只是去写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事件，它一定有更深入的、更具备共性的内容。比如他的《世界末日之战》，表面写巴西19世纪的农民起义运动，但实际上，我们仔细一思考，它里面也包含着对“文明与野蛮”等主题的思考。读这些拉美优秀作家的作品都是如此，要深入进去，不能停留在表面。

《世界末日之战》，[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

赵德明/段玉然/赵振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1

“文明和野蛮”是拉美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

新周刊：你在书中提到，“文明与野蛮”是拉美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人们热衷于书写这些母题的原因是什么？它与殖民时期的历史有哪些关联？

侯健：我觉得跟其他大陆的文学相比，拉美文学与历史、政治和社会的发展的结合程度似乎更加紧密，这也是它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其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文明与野蛮”，我认为它主要来自一种不理解。西班牙人不明白拉美人的生活。比如，阿兹特克人要把俘虏弄到金字塔顶，活着就把他的胸剖开，把心脏取出来，再把这个人从金字塔推下去，下面的人还会分食尸体。像这些做法，换成我们也很难理解，我们觉得那就是野蛮。

所以，在《不止魔幻》中，我是从古文明《波波尔·乌》这部分讲起，想让大家看到另一面，让我们更加理解他们的行为。那些“野蛮”的行为其实源自他们的信仰，在土著看来，这种祭祀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不然他们就跟动物没有区别了，而动物曾因为不懂得崇拜神而被神消灭。我在书里也提到，玛雅人会献祭球赛获胜方球队的队长。在他们的认知里，这是荣誉，是接近神、走入神的世界的一种方式。

文明和野蛮在这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这种看似对立的思想也在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可能会在种族主义等社会话题中也有所体现。

（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在书中，你提到了拉美地区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它与欧洲的浪漫主义有哪些异同？像《屠场》《阿玛利娅》等浪漫主义小说，有没有哪些共同的主题，或是反映了类似的社会问题？

侯健：拉美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的发展，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欧洲这股风潮最兴盛时是在18世纪末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拉美的浪漫主义发展高峰是19世纪30至60年代，它有时间差存在。拉美独立本身也就是这段时期。在这段空档期，外来的翻译文学会逐渐走向一个核心位置，本土作家也会去学习这个东西，并对其有一定的改造与发展。

两者的核心思想是相通的，浪漫主义讲求自由反抗，而不是字面意思的花前月下。但在表现形式上，欧洲人感到现实社会乏味无聊，就很喜欢追根溯源，回到中世纪的传统上去，回归到自然里去。而拉美则更关注印第安文明的情况。

像《屠场》《阿玛利娅》其实都源自同一社会背景——阿根廷罗萨斯独裁政权持续了几十年。在这种压迫下，恐怖的社会氛围、压抑的社会环境，都推动着这些作家去用文字与之对抗。

新周刊：你在书中讲到，高乔文学生发的背景与19世纪阿根廷吸引了很多外来移民相关，他们喜欢自由、以放牧为生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所创造的文学内容有哪些影响？

侯健：高乔人本身就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居无定所，以放牧为生，不会到点下班。他们放牧到哪里就露宿在哪里，没事儿的时候到酒馆去喝酒，一言不合还可能掏出匕首到门口决斗，在博尔赫斯的作品里也能看到这种描写。他们自由奔放，无拘无束。

可随着时代发展，这种生活很难维持下去，它就变得不合时宜了。所以，对高乔文学而言，我觉得它一方面是人们对自由生活的怀念和追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们面对这种命运时所做出的反抗挣扎，以及传递出某种无可奈何的感觉。其中也蕴含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碰撞的主题。我们现在去看，纯正的高乔人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更像是一种旅游资源，在马背上给人表演，带人们体验那种生活。

新周刊：《秘鲁传说》在拉美文学史上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这本包罗万象的巨著中，有没有哪个部分是让你印象极为深刻的？

侯健：在19世纪拉美各国民族文学刚刚发展的时候，《秘鲁传说》能够以一种如此宏大的视角去对本国的历史和传统做一个文学式的输出和表达，我觉得这点很难得。

《秘鲁传说》，[秘鲁]里卡多·帕尔马著，白凤森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后浪/后浪文学，2020-1

这与作者帕尔马本身的身份有关系，他是国立图书馆馆长，又是一个大E人，喜欢到处走，到处打听。他既是一个收集者的角色，同时又有比较高超的文学写作能力，有了这些，才形成了这样一部作品。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有一篇讲一个军人，他喜欢死抠字眼，人家跟他说话用比喻什么的，他完全听不明白，他只是按字面意思去理解，结果最后就死在死抠字眼这个特点上了。我们现在看，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傻、这么荒唐，但又能感受到那种幽默性。正是这样，这本书出版后非常流行，还出现了很多仿作，什么《阿根廷传说》之类的，但那些现在已经没人看了。

博尔赫斯好像“里外不是人”，但也可能“里外都是人”

新周刊：进入20世纪，拉美小说开始从模仿与学习的道路上掉过头，走向关起门来写自己的极端。什么原因驱使了这一转向的产生？这一时期的大地主义、土著主义包括后来的城市小说，综合起来看，给拉美文学带来了哪些变化，又造成了哪些局限性？

侯健：这种所谓转向，出现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度过了模仿的阶段，从发展规律上来讲，必然也会过渡到开始关注自身的话题这一阶段。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带来了新的尖锐的矛盾，土著人的地位、身份问题，促使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对其更加关注。

在《不止魔幻》里我讲过，土著主义快速兴起，是因为很多文学家自己曾表态，他们就是想用这种小说来激化社会矛盾，让土著人发现自己的生活很悲惨，生出一种不甘，从而让这些人起来反抗。

但我们会发现，这种模式无外乎几种，受到压迫过后人民反抗成功，反抗不成功，或者是经历了不成功又再度成功。这种套路的叙事，失去了文学生命力，自然也就走到了死胡同。后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深，很多作家都生活在城市，他们没有农村生活的经历，文学也就有了新的转向。

（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在“非典型拉美作家”一篇，你讲到了博尔赫斯，他的非典型性体现在哪里？但在篇目末尾，你也提到这样的说法稍显片面。那他所书写的主题与拉美这片土地有什么关系？

侯健：我觉得给他贴上这样一个标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跟那个时代的拉美作家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他是为文学而文学。而其他人则大多是所谓“介入型作家”，也就是说，你的作品要到社会现实中去，要起到改造社会的作用。

博尔赫斯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或者说更多时候表现出一种天真的状态。他喜欢写的，是一种更具有哲思的，比如像人的存在性、人的二重性、生死等全人类的话题。在当时，这肯定被很多人认为是非拉美的，因为它没有反映贫穷问题、饥饿问题等。可他写的这些主题，却是永恒的。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喜爱读博尔赫斯，这是不无关系的，有人甚至称他为“作家中的作家”。

略萨在英国讲课的时候，他的那些英国学生就说，博尔赫斯一看就是拉美作家。他们读了之后，感觉不到他跟欧美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一点很有趣，博尔赫斯好像“里外不是人”，但也可能“里外都是人”。

新周刊：博尔赫斯是很多中国读者所熟知的作家，作品中也出现过许多中国元素。本书中你也提到了一些理解和阅读他的关键词，诸如幻想、象征等。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些？

侯健：博尔赫斯写中国最有名的可能就是《小径分岔的花园》，里面出现的中国元素有很多。我从学生时代到后来当了老师，反复读过很多次。刚开始，我跟学界的主流思想相同，觉得他笔下的中国有点玄虚难懂。

《小径分岔的花园》，[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著

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7

但在今年，我有了一个意外发现。我接了一个略萨作品的翻译任务，是他写法国的书，书名叫《一个野蛮人在巴黎》。我和研究法语的朋友聊天，他们说这是在致敬法国哲学家、思想家亨利·米修的《一个野蛮人在亚洲》。我觉得有意思，就找来读，发现这本书西语版是博尔赫斯翻译的，出版时间与《小径分岔的花园》是同一年。我比对着看，发现博尔赫斯的很多描写与亨利·米修的作品相仿。

在亨利·米修看来，迷宫这种意象，和中国人的性格很像，总是绕来绕去地去讲某一件事。我们看到，博尔赫斯也这么写迷宫，很大程度就是参考亨利·米修。类似例子还有很多，我后来把这些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博尔赫斯并不是随便找一些东方元素的堆砌，这是我在写作《不止魔幻》时没有注意到的。

文学的世界并不是非此即彼

新周刊：在主将之外，你还选取了一些拉美作家加以介绍。在选取这些人的时候，你如何考量，他们分别有哪些特质？这场“文学爆炸”以及它带来的余波，对拉美社会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

侯健：我不想把《不止魔幻》写成一本教科书，所以我就会在当中加入更多个人色彩。我写到的作家都是我自己读过的，我的考量就是两个。一个是经典性，重要的人和作品不得不提，哪怕有的可能现在看文学性没那么强了。比如，拉美的第一本小说《癞皮鹦鹉》，它是本流浪汉小说，以现在的眼光看，它的文学性已经不那么强了，但因为它在拉美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我们一定要提到它。

另外一个标准比较主观，就是我读过后，觉得是值得中国读者了解的。这样做比较有风险，因为尽管书中选入的大部分年轻作家都是我依然认可的，但有的作家近年的作品进步不太大。比如写出《最后假期》的智利女作家保丽娜·弗洛雷斯，她从中下阶层女性和儿童的视角去写智利社会，写得非常精彩，但她在此后出版的作品我认为没有达到《最后假期》的高度。不过，哪怕我们目前不会把她当成经典作家，但她仍旧应该被中国读者知道。

《最后假期》，[智利]保丽娜·弗洛雷斯著

裴枫/侯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99读书人，2018-8

新周刊：近些年，拉美文学在中国也被更多人阅读，在《不止魔幻》的最后，你也梳理了这一发展过程。作为一个从业者，从你的角度看，拉美文学对中国文学有什么影响？

侯健：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批作家，很多人都说过自己受拉美文学影响很大。一方面，因为我们的文学当时处在起步期；另一方面，我们那时候还没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可以大量且自由地进行外国文学作品译介，再加上马尔克斯得了诺奖，一个哥伦比亚作家，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出现了这样的人物，给我们的创作者提供了信心。我认为那个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和翻译界的交流频繁而深入。希望在新的时代，作家和译者两个群体也能保持类似交流。

新周刊：还有哪些未被出版的拉美文学作品，你期望它们走入读者的日常？

侯健：我觉得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像科塔萨尔这种，属于经典作家，但还有些没有被译介过的作品，我们对他们的认知是不完整的。

第二类，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的读者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例如，古巴作家何塞·莱萨玛·利马，他本身是诗人，他的作品特别强调语言的韵律感、节奏感以及象征用法。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他的《天堂》有点像《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的结合体，也许因为太难翻译，至今没有译本。

第三类就是我们有过译介，但是过去太多年了，一直没有再版的。像我最熟悉的巴尔加斯·略萨有一本小说叫作《叙事人》，篇幅不长，1996年在国内出过一版。我非常喜欢这本小说，在国外，文学、人类学、神话学的学者都在研究它，价值很高。

《谁是杀人犯·叙事人》，[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

孙家孟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1

剧版《百年孤独》要来了，我还是不懂魔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