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孕龄夫妇中每6对就有1对不孕不育。

三八妇女节这天，35岁的北京单身女白领陈芒在某孕育APP上下单了个孕前检查的套餐。恋爱才谈了一个月，但陈芒却觉得“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可以说我是为了生孩子才谈的恋爱。”

按照医学说法，35岁以上初产产妇为高龄产妇。而选择成为高龄产妇，意味着女性不仅要承担更大的身体风险，甚至还需要面临始终无法生育的境况。

“家族里两个大龄生娃的亲戚都不太顺利，一个孩子自闭症，一个做的试管。”为了避免无法预料的“悲剧”，抢在35岁这年生孩子，成为陈芒的年度目标。

在做了充足的功课之后，陈芒发现，在生育这件事上，年龄是一个问题，但若是病理性原因，无论是否步入大龄，都会面临生不出来的情况。

让她的不安感骤升的是一个更为宏观的数字。在晚婚晚育、环境质量恶化、生育观念更迭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正在显著提升。

据中国人口协会、卫健委数据统计，20年前，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仅有2.5-3%，近年来，这一数值到已经攀升至约12-15%。

目前，中国不孕不育者约有5000万人，也就意味着孕龄夫妇中每6对就有1对正在被不孕不育的阴霾所笼罩。

互联网上不少女性将“不婚不育保平安”的流行语奉为圭臬，现实语境中，生育焦虑却在真切地困扰着另一批人。

不孕不育高发的另一面其实是近乎本能的生育热忱，在这种巨大的矛盾下，辅助生殖产业就此催热。

东兴证券的一份研报显示，中国辅助生殖潜在市场空间达3211亿美元。

在这条辅助生殖的产业链上，上游医疗器械、检验试剂、生物医药，中游辅助生殖服务，下游辅助生殖中心与医院构成了一个完整闭环。

在二级市场，市场情绪也为这个庞大的蓝海市场作出注脚。截至发稿，作为辅助生殖的龙头企业，锦欣生殖的股价自2019年6月上市以来，已从8.74港元涨至15.42港元，市值已达386亿港元。

脱去统计学大数据的外衣，12%-15%不再是冰冷的数字，浮现的是一个个具像化的个体和沉甸甸的家庭。投资者追捧辅助生殖概念股的欢呼，对于踏上漫漫求子路上的人群来说很难称得上悦耳。

不孕不育，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造就了千亿美元的市场，然而简单的买卖关系并不能解释一切，关于爱、责任、牺牲、传统、压抑......在这里，你几乎可以找到所有关于中国式家庭的隐喻。

打破旧观念

随着工作、生活等压力的侵袭，这股生育焦虑笼罩的年龄范围以35岁为中点正在向上、向下无限拓宽。

然而，就陈芒观察，当一个家庭遇上生育不顺利，率先遭受质疑甚至被推入医院检查的绝大部分是女性。

在河北地级市某事业单位工作，35岁才结婚的李丽是当地妥妥的晚婚一族。结婚两年还没有孩子，她有些苦恼， “家里气氛一直不好，无论是我父母还是他父母，都觉得是我生不出来。”

备孕期间，李丽是全身心付出的那个，她小心记录排卵期、喝了几个疗程中药，直到夫妻两人下定决心检查，才发现原来是男方精子活力差，从而导致自然受孕率低。这让她松了一口气，“终于不能怪我了。”

可李丽的轻松并未持续太久，检查只是是开启不孕不育治疗的第一步，接下来等待她的很可能是一条漫长的，自己不能缺席的“治疗”道路。

同样是面临男方弱精问题，来自杭州的刘佳和丈夫则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29岁时和相恋五年的男友结婚，备孕一年无果后，刘佳才发现自己遇上了这样一个“棘手”的难题。反复确认自然受孕几率极低后，刘佳和丈夫决定放弃中药调理，直接选择试管婴儿。

事实上，随着生育观念的转化，这种“自己不好生就考虑试管”的选择开始蔓延到了未婚女性群体中。

在说服刚交往一个月的男友结婚生子的同时，陈芒还为自己额外准备一笔20万的生育资金。她下定决心，“不管是促卵针还是试管，我都准备好了。”

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在北京一家上市公司工作的卢鸣。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在北京一家上市公司工作的卢鸣28岁刚结婚时，自己曾怀孕过一次，但由于工作太累导致胚胎发育异常，连带身体也出现了问题。

考虑到已经34岁的自己受孕几率较低，卢鸣正打算接受试管婴儿的治疗。她告诉36氪，在他们夫妻和双方父母、甚至周围的同事看来，试管婴儿是很正常的选择。“就像挂号看病一样，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而作为一个创业公司的老板，33岁的周然选择试管婴儿的理由更为简单。“一方面是我年龄大了，另一方面是我老公想要一对双胞胎，但是我只想生一次，人工放两个胚胎，如果成功的话，我们都能圆梦。”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生殖中心创始人董曦告诉36氪，“30年前，我刚入行时，成功试管生育的平均年龄大概在28岁到29岁，现在我们院绝大部分做试管的人年龄超过了30岁，35岁的成功率也能达到百分之三、四十。”

深耕辅助生殖领域多年，董曦发现，这个转变发生在最近十年，随着试管婴儿技术的成熟、价格的降低，消费者端的接受程度也在大大提高。如今，围绕不孕不育，各种医疗服务开始涌现，包括药物治疗、手术和辅助生殖服务。

推动辅助生殖行业继续往前走的，还在于背后的市场潜力。

据沙利文数据，2018 年，中国约有 4780 万对不育夫妇，当中仅有约 56.8 万对接受辅助生殖服务，渗透率为 7%。

随着二孩政策，经济能力提升，以及对辅助生殖认知加强，辅助生殖渗透率将逐渐升高，预计到2023 年中国约有 5030 万对育龄夫妇，当中有约 85.5 万对接受辅助生殖服务。

这种来自需求端的渴望，也在让过去有些“神秘”的不孕不育医院从幕后走向台前，它们正在为“难生”、“何时生”、“怎么生”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产业链被催熟

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多的人走进了生殖中心，一个是医院，又不属于医院的地方。

这里聚集的是正常的“病人”，在这个不会危及生命的病症面前，他们的目的趋向一致——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早在1988年，国内首例试管婴儿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当时还是医学院学生的董曦表示，“由于信息闭塞与传统思想禁锢，国内能够接受的人非常少。”

羞于向外人谈及、医疗事故相对少发、行业刚刚兴起......不孕不育领域具备太多适合民营医院介入的特点。很长一段时间里，电视、广播、公交车上，来自莆田系医院“治不孕不育，就到xx医院”的广告轮番轰炸大众。

侧面来看，民营医院高企的营收也证明了其对不孕不育人群存在巨大的吸引力。根据每日经济报道调查发现，在2010年前后，莆田系一个专科医院每天在搜索引擎的广告投放约为两万元，而它带来的月收入却在500万元左右，回报率达到了八、九倍。

尽管广告吹的天花乱坠，但对于不孕不育的家庭，成功率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这也使得妊娠成功率最高的试管婴儿技术成为了辅助生殖行业中最重要的环节。

董曦向36氪介绍，目前，IVF（试管婴儿技术）已经发展了三代，相对以往的技术，三代技术的优势更加明显。

“第一代技术是卵子和精子在体外自由恋爱，第二代技术则是人为干预卵子和精子的结合，更像一场包办婚姻。”

她进一步解释，“在第三代试管技术中，则进一步引入了遗传学诊断技术，能促进优生优育的实现。”

因此，对于老家在农村的刘佳来说，技术的保障是试管婴儿的关键，瞄准一个合适的医院对她来说至关重要。

“我们听说有些人做了很多次也没有成功，这种情况下，花费无上限，精力也跟不上。”想到这笔可能存在的大额开支，刘佳当时仍有些忐忑。

在试管婴儿的流程中，女性要经历促排卵、检测卵泡和性激素水平、取卵、胚胎移植、移植后处理等环节，由于年龄、身体状况的不同，个体成功率会有所区别。

董曦提示，试管婴儿也存在风险，“从放胚胎这个环节来，并不会对女性造成伤害，但是促排卵环节，如果过度促排卵、取卵，则会给身体带来不可逆的损伤。”

仔细了解试管婴儿这件事后，刘佳觉得名气大的还是公立医院，“做过的案例多，技术水平可能也相对较高。”

从大数据来看，刘佳的直觉是准确的。如果对于不孕不育的治疗仅仅停留在B超、支原体、衣原体、输卵管等检查，这些还在大部分民营医院的可控范畴内，但进入试管婴儿步骤后，由于资质和品牌等多方面原因，公立医院的重要性开始凸显。

截止至2019年底，我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共517家，经批准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共27家，其中获试管婴儿牌照的医院仅有396家，23.40%的生殖中心达不到试管婴儿技术要求。

由于一次试管就成功，刘佳花费了不到4万元，据她了解，私立医院这个价格很可能会翻倍。事实的确如此，根据小红书用户阿七的分享，她使用的是第二代技术，在成都某私立医院做下来的价格超过了了6万元。

动辄几万元的客单价，同时又在医保范围之外，IVF技术给予了市场极大的想象空间。东兴证券的研报数据显示，辅助生殖产业中，2018年IVF市场规模占比达95%，市场空间可达约 3050亿美元。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2000年起，受益于技术渐趋成熟，利润率超过口腔医院、整形外科医院的辅助生殖行业开始吸引多方势力入局。这其中，行业佼佼者锦欣生殖更是完成了从民营医疗机构到港交所上市的华丽转身。

据锦欣生殖财报显示，2019年，锦欣生殖实现整体销售收入约16.5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78.8%；毛利润约为8.2亿元，同比增长97.7%。

而辅助生殖业务也成为了锦欣生殖的财富密码。以锦欣生殖旗下子公司成都西囡医院为例，2017年，该院辅助生殖服务收益为3.22亿元。平均每名IVF患者为该院带来约5.3万元收益。

有了这个高门槛和高壁垒的生意，2016年、2017年、2018年前9个月三个报告期内，辅助生殖服务带来的收益占比分别是93.1%、79.7%、86.3%。

隐秘的角落

辅助生殖在中国市场的故事还在继续，无论是政策面、需求方还是商业化，辅助生殖依旧处于一个未饱和的市场环境下。

除了需求端渗透率较低以外，从供给端看，拥有1.3 亿人口的日本，辅助生殖机构已达562家。按单位人口拥有量计算，中日两国的辅助生殖机构在数量上相差近10倍。

面对这样一个供需不平衡的市场，辅助生殖产业链上游的辅生药物、器械，到中游的服务商、还是到下游的辅生医疗服务机构均对这块“大蛋糕”虎视眈眈。

与此同时，这条千亿产业链中，在法律与伦理边缘，辅助生殖背后的另外一条灰色产业链也在随之成长、壮大。

来自潮汕地区、已经有三个女儿的妈妈扬尔燕在知乎上分享了自己求男胎的心路历程。

出于无儿子老无所依、婆婆要求、亲戚歧视等压力的影响，38岁的扬尔燕选择到泰国做试管婴儿。在几个问答中她提到：“国内因为政策限制，无法满足其生儿子的愿望，只能到泰国圆梦。”

而在非法选择性别以外，辅助生殖更为黑暗的一面也在逐步暴露。

今年年初，郑爽代孕事件掀起社会讨论热潮，代孕背后，道德、伦理和法律等诸多问题相互交缠。

尽管国内明令代孕，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地下代孕产业在隐秘角落里生根发芽，渐渐发展成了一门规模庞大的生意。

在河北老家的电线杆、公共卫生间，甚至于大学、中学操场的栏杆上，李丽都曾看到过招募卖卵、代孕广告的出现。“很多都是以兼职、高薪为诱惑，诱导女生非法卖卵，这真的是很恶劣的行为。”

而在互联网世界，这种非法现象则被包装的更为隐匿。

周然在小红书有两万左右的粉丝，在分享自己试管婴儿的经历后，她收到了不少中介求广告的私信。“让我推荐给粉丝，给我提成，但是很难判断这些中介背后是否有一个供卵、供精子，甚至代孕这样一个灰色链条的存在。”

一位微博用户分享了自己做国内某私立医院做试管婴儿的经历，取了28个卵，结果当天便接到医院的电话：“医院说卵子质量好，问我捐不捐卵。”

聚焦到生殖中心来看，尽管国内政策趋严，但是不少民营机构也不想放弃代孕这块细分市场。

目前锦欣生殖旗下三家公司正在运营，分别是成都西囡医院、深圳中山医院、美国加州的HRC Fertility，2020年，其又收购了老挝一家医院和武汉一家民营医院。

财报数据显示，2019年，锦欣位于美国加利福利亚的生殖中心产生收入5.8亿人民币，占整体收入比例为35.2%，其中70%以上是来自中国的患者。

仅从数据来看，很难精准判断中国患者远赴加州治疗的目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加州代孕合法政策”的确能为民营医院和特殊生育人群提供一些政策以外的“便利”。

作为医生的董曦告诉36氪：“在科学上现在有在进行第四代试管婴儿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大龄孕妇，比如卵子能量不够、染色体有问题，可能采取包浆置换这种手段。”

不过，她进一步强调，由于第四代涉及到了伦理、法律问题，很难说是否会切实应用到临床层面。

尽管辅助生殖产业的部分触角仍有待规范，但谁都无法否认，辅助生殖技术确实给了许多家庭解决了那个盘踞心头的难题。

李丽顺利怀上了双胞胎，快临盆的那几天，她习惯性地打开试管交流的微信群里，几百条未读信息里，一张照片抓住了她的眼球。

一位成功诞下孩子的宝妈在群里高兴地和大家分享，“前段时间我带儿子去看她了，给她高兴坏了。”

这个“她”就是李丽的主治医师，照片里的她抱着一个一岁的宝宝，他们的额头碰在了一起，两个人都在笑着。

那一刻，李丽觉得如果不是那身医生服，不是医生服背后的辅助生殖技术，她永远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美好的瞬间。应受访人要求，除董曦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她们的生育焦虑，只是3000多亿美元的买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