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5期主持人｜潘文捷
整理｜实习记者覃瑜曦

一个青年通过什么成熟起来？在《少年中国：民族青春与成长小说》一书中，作者宋明炜关注五四时期讲述青年成长经验的小说，这类故事常常会融入更大的、关于国家的故事之中，涉及启蒙、革命和社会改革的情节。其中，青年的个人的成长与民族重获青春的主题紧密联结起来。

在五四青年节之际，回顾当时青年的成长历程，我们也不由得思考，当下青年的成长是如何进行的？对此，流行文化中有许多范本。不论是流行小说，还是影视作品，通常都会呈现主人公完整的成长过程，选秀节目里“越努力越幸运”的叙事、脱口秀中关于“passion”的高呼，激发着当下的年轻人。这些人物的成长，与我们个人的经验密切相关。

01 从五四至今：历代文艺作品中的青年叙事

潘文捷：《少年中国》书中讲述了不同作家撰写的青年成长故事，比如作家巴金的《家》。《家》讲述了家庭内部的青年们反抗家长制度的故事，进而引发了广大读者的共鸣，这反映了当时渴望打破传统束缚的年轻人的共同心声。在书中，社会的问题都在“家”里被简化成父权的压制，“青春”与“腐朽的旧世界”形成强烈的对比，当然，这也跟五四时期“年轻人如何走出家庭”这一讨论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小说强调了年轻人走出家庭后面临的困境，比如叶圣陶的《倪焕之》。小说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试图在教育、事业、爱情和革命这些不同领域完善自己的人格，但屡屡受挫，例如，他将希望寄托于教育改革，想用知行合一的方式将学习与生活结合，然而晚辈对其感受无法感同身受，最终他无法通过教育实现自己的理想。之后，他又想将理念投射到爱情中，同样遭遇挫折，一个典型的表现是：他用白话文给恋爱对象写情书，对方却用文言文回信。在恋爱过程中，他试图单方面改变对方，使恋爱关系变成了教学关系，浪漫变成了说教，婚后，他发现妻子与他在精神层面缺乏共鸣，这让他倍感理想幻灭。

宋明炜著康凌/肖一之/樊佳琪/廖伟杰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4

王鹏凯：文捷聊五四青年的这个视角很有意思，我们对于五四青年的讨论，很多时候是在说那些学生和知识分子，实际上这种定义是窄化的。那些大学生已经是社会中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境较优的人群，刚刚文捷提到的那些小说中的主人公，才更接近于五四时期受到社会变化所影响的那一代普通青年。

我大学时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五四时期的一份叫《新潮》的学生刊物，当时因为疫情被困在学校，我阅读了很多五四青年的公共写作、书信和回忆录。我发现，在五四青年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争论的很多问题都与我们当下十分相似，比如，当时正值白话文运动，他们会思考应该接受新的语言，还是坚守旧的语言，是否要为了推崇新的语言和观念而与旧文化割席？他们还会争论当时社会上出现的青年自杀现象，争论这种自杀行为是否是懦弱的表现。

写完论文后我就在思考，我们与那时候的五四青年的差别在哪里？或许并不在知识层面，因为今天我们能接触到的知识和信息远比生活在100年前的他们多，或许我们最大的差距是：他们比我们更勇敢。他们更勇于表达对新知识的理解，并将这些理解投入到公共生活中，即使其中充满困惑，这是我写论文时得到的启示。

丁欣雨：社会学教授陈映芳有本书《“青年”与中国社会变迁》，在书中她讲到，“青年”这个概念，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社会，都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但不同的是，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工业革命、产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青年有了“社会角色”这样一种身份。而在中国，青年的角色更多是从救亡图存的角度进入到历史舞台上的。所以青年在中国最开始是一个非常公共领域的社会角色，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社会中的青年几乎完全回到了私域中。也就是说，在今天，青年是被消费文化方方面面形塑的。消费文化告诉人们要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人们也通过消费来展示自己的愿望。

潘文捷：对，《少年中国》的作者宋明炜在结语中还提到了两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刘慈欣的《微纪元》和郭敬明的《小时代》。《微纪元》描绘了一个无忧无虑的世界，里面生活着微小可爱漂亮的人，他们被叫作“微人类”，这些“微人类”没有责任、负担，没有过去的记忆，也就没有历史感，与之对应的是“宏人”的视角叙事，这是从宏大的视角去看整体的世界与人类命运，是一个充满着悲伤的、宏大的、崇高的视角。《小时代》则描写的是沉溺于自我中心主义的新世代青年，历史的遗忘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冷漠双管齐下的情境中成为了记忆真空。刘慈欣的《微纪元》和郭敬明的《小时代》开启了欣雨刚才提到的这个新的时代。

02 青年们的热血与无处安放的迷茫

张友发：说到五四时期、青年成长以及不同时代的角色变化，有一部电影很值得讨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献礼电影《无问西东》。这部电影十分典型，讲述了不同时期清华大学校友面临的困境，第一段和第二段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第三段故事发生在新中国前30年的建设时期，第四段则在当代。第一代人面临着启蒙时代的青年迷茫，到了第二代，也就是抗战时期，主题是救亡图存，再到前30年，青年们在浓厚的政治语境中寻求工业建设。有趣的是，到了第四段，青年们的问题似乎直接消失了，变成了因为广告竞投资助一个四胞胎家庭时，担心其父母骗钱这类个人化问题，一切发生了急剧转变，而青年的成长路线好像消失了，这让人感觉问题和成长的内涵都发生了变化。

《无问西东》剧照图源：豆瓣

汪晖在《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强调过“短20世纪”这一概念，中国在短20世纪结束后就进入新世纪，新世纪的主题用戴锦华的话来说是“告别革命”，即后革命时代。无论是抗战时期、五四时期，还是新中国的前30年，短20世纪都有着个人与社会、家国同构这类宏大命题，这些命题困扰着当时青年们的成长，当时青年的迷惘是制度性的，是对于宗法制度、封建制度、家庭制度乃至中国发展的困局的迷茫，包括救亡图存、民主自由等问题，他们的成长与这些宏大选题紧密相关。而到了21世纪，似乎很难再表达更宏大的主题，正如欣雨所说，问题转向个人化，在新制度主义转型之后，这种成长个人化的倾向愈发明显。所以，《无问西东》的最后一段故事和前三段相比显得非常违和，好像问题变得不值一提了，甚至还带有精英对底层人民的怀疑和不信任。

王鹏凯：刚刚友发聊到上世纪末社会转型以来的变化，我认为其中还有更细化的阶段差别。当我们回顾八九十年代乃至世纪初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仍然会涉及社会事件、时代氛围对于青年个体的影响，例如周嘉宁的小说，通常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主题，书写世纪初蓬勃向上的、走向世界的中国，她的小说中常出现这样的意象或场景：年轻人来到北京，见证申奥成功后群众涌上街头狂欢的场景。这种时代浪潮与青年个体的荷尔蒙、对未来的畅想乃至一种空虚、迷茫相结合，形成了世纪初较为明显的一种气候，但到了2010年以后，这种气候逐渐消失，所以周嘉宁把她的小说定义为“世纪初的考古”，意味着这些事已成为历史。

张友发：朴树的《New Boy》蛮能反映这种进入新世纪的青年心态的，但有意思的是，这首歌里同样也带着些迷茫，比如歌词“快来吧，奔腾电脑，就让它来代替我思考”，可以看出大家对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新技术的神话既充满期待，又满怀迷茫。从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依旧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在全球新右翼思潮兴起之前，社会的确很繁荣。

王鹏凯：对，《New Boy》这个文本特别有代表性，这首歌在2019年《乐队的夏天》也演过一次，是盘尼西林翻唱的，当时张亚东听完之后哭得特别厉害，这段翻唱还挺出圈的，大家都在讨论和感慨时代的变化，世纪初的那种愿景似乎并没有实现。同一个音乐作品的文本在世纪初和在20年代前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聆听、阅读方式和社会心态，差别其实还蛮突出的。

丁欣雨：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信中提到了他们小时候的观念与先前时代对青年的期望一致，他们热爱文学，也想要入党、融入团体。但正巧当时国家发展轨道发生转变，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接触的价值观受到抑制，让他们产生了迷茫，同时，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也产生了一些微观层面的疑惑，比如为什么会存在办公室政治、为什么友情和爱情中会出现背叛等。旧焦点被迫瓦解的同时，新焦点产生了，令人不安。

40年前的这些疑惑如今我们依然在讨论，比如前几年的综艺节目《奇葩说》，大家在节目里探讨的关于爱情、友情背叛、职场文化等问题，也都与潘晓来信中的内容差不多，只是现在我们在讨论时，这些微观层面的疑惑已经刨除了那个大时代不再的语境。传播学学者吴畅畅在其书《当青年成为“问题”：日常生活中的传播学》中说，“小时代的个体同曾经的大时代切割清楚，但切割的是对社会主义的想象与愿景，而与强调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主动联姻。于是，个人经验与另一种大历史、大时代辩证地相互嵌套起来。”这个也是《“潘晓”来信》和《奇葩说》的本质差别。

张友发：进入工作和成人社会后，青年会感受到市场逻辑或中国社会固有的 “阴”、“阳”的两重性（黄仁宇语），从而感到迷惘和困惑，我刚参加工作的一两年，也有很强的幻灭感，且困惑之后寻找“他处”是很困难的。

回顾五四时期的作品以及试图表达五四精神的作品，其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当青年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时，往往会有一个可以寄托希望的 “圣地”。比如杨沫的《青春之歌》，最后讲述的就是迷茫青年如何投身革命，为青年提供了一种面对现实失望时的选择，甚至可以说他们找到了“应许之地”。比如在抗战时，知识分子可以前往延安，对他们来说，延安就代表着希望和解放。

杨沫著

北京出版社 2004-8

现在相对稳态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是否还存在这样的外部世界，需要打一个问号。前几年叙利亚战争期间，有一位英国华人前往叙利亚北部做战士，我当时看他的采访感觉很像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奔赴延安，不论那个地方本身如何，对他来说那是一个有解放性的地方，他认为叙利亚北部在实行一种具备想象力的制度。这种表达在新世纪的语境中很有趣，因为21世纪已经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具备替代性选择的地方。

回看历史，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伴随的是“历史终结论”，学术界也在讨论，80年代到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外部世界仿佛崩塌了，找不到第二种解决方法或者新的思路，这时候青年可能会更容易陷入到迷茫之中。处于成长期的青年总是容易受到某种价值观念的引导，这不全然是被现实政治所引导的，那在这个时候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应许之地？如果没有（可以寄托信仰和寻找人生真理的地方），他们可能就会陷入到迷茫和绝望之中。

丁欣雨：我想起子琪对《情深深雨濛濛》中陆如萍（林心如饰）的分析，她经历过与何书桓恋爱的幻灭后加入了战争前线当护士，相当于把个体的失望寄托在了更大的使命上。确实就像友发说的，现在能够寄托我们失望、迷茫的自留地变得越来越窄了，很多人逃避成长中迷茫和痛苦的方式转向了文化消费。有学者认为现在的成年人越来越幼稚化，已经有词语来形容这一趋势——kidult（稚成人），它是将 “kid”（小孩）和 “adult”（成年人）两个单词连接在一起。我身边也有例子，比如我的朋友们很喜欢去迪士尼，很喜欢三丽鸥的玩偶等等。

三丽鸥家族图源：三丽鸥官网

王鹏凯：我之前发现，一些高中生受二次元的影响很深，我好奇他们为什么如此喜欢二次元，同步阅读了很多相关材料。日本的评论家宇野常宽就认为，日本动漫里存在着一种不愿意长大的心态，以及一种“家里蹲主义”：他发现，当时代表性的文化作品传递的观念是：出问题的时候，不要改变世界，而要说服自己，不要指望凭借自己的力量将这个“无聊的世界”变得有趣。

潘文捷：宇野常宽提到，日本的战后漫画以《少年周刊JUMP》的漫画为代表，它主打的是友情、努力和胜利。如果我们仔细了解《JUMP》，尤其是《幽游白书》《龙珠》《灌篮高手》等代表性漫画，会发现它有一种“淘汰赛模式”，也就是说，尽管漫画可以连载很多期，但它每一集的模式都是十分相似，主人公不断与强劲的对手PK，赢了之后再与下一个对手进行PK，如此循环。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看似在成长，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成长。这可以回应kidult的话题。

周刊少年 Jump 2025 22/23 合并超大号发行封面图源：Shonen Jump官网

张友发：青少年的困惑、迷茫和反抗，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存在，只是话语在不断转换，而在转换之后，反而构成了我们当下的主流的文化和技术。

很典型的例子是美国越战时期的反文化运动。其实反战运动有两拨，一拨人走上街头，提出激进的政治诉求，更像现在所说的新左派。还有另一部分人回到山林建立公社，尝试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当时一个叫布兰德的人创办了杂志《全球概览》，吸引一些DIY爱好者在杂志上分享制造工具的方法，进行创作。这就是一种用户自生产的媒体，鼓励大家通过自制的方式构建反战运动中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对互联网产生了深远影响，影响了后来UGC（用户生成内容）的概念，像维基百科、博客、论坛、视频网站等都受其影响。可以说，那个年代青年人迷茫与反抗的方式最后被互联网挪用，又催生了互联网时代的新青年，即每个人都渴望通过互联网实现自己的表达。

日本的学运也曾非常狂热，但在学生的热情被日本政府平息后，学生们的狂热情绪无处发泄，转而投入到追星中，进而形成了日本偶像经济的滥觞。所以，青年人的迷茫和反抗在八九十年代的宏观转轨过程中，转化为互联网文化和新的消费文化。那些曾经参与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的迷茫青年，如今变成了以亚文化、互联网和新消费经济为基础的新兴群体，这种转变很有意思。

03 内卷？摆烂？幻想？“新青年”究竟在认同什么

张友发：之前商业媒体也会讨论“新青年”的概念，但 “新青年” 这个词的挪用很有意思。五四时期的青年是被政治观念，如俄国和欧洲革命、一战等影响的 “政治驱动新青年”，而这一代青年是被消费和文化产品驱动的，而商业媒体则分析文艺产品如何为“新青年”提供新的身份认同。

一个典型的塑造青年认同的文艺产品就是综艺，比较重要的选秀综艺与垂类综艺。选秀综艺就是很强烈的青年文化了，例如口号“逆风翻盘”，看似在宣扬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实际上就是要通过打投帮助偶像出道，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政治模拟，又没品牌营销所征用。同时还有现实的模拟，比如将选手分入不同的班级（A 班、B 班、C 班），选手在班级中的表现会影响其升降，这是对社会竞争机制的模仿。选秀综艺让粉丝认为只要为偶像努力，就能实现 “逆风翻盘”，这也为年轻人的热情提供了一个出口，比如这些追选秀的“秀粉”们常常会说：“只要经历过这样的夏天（为偶像投票的时期），就会怀念每一个这样的夏天。”养成系偶像也是类似的概念，粉丝像 “妈妈粉” 一样陪伴偶像成长，在这个过程中，粉丝仿佛也经历了自己的青年成熟阶段。当粉丝进入结婚生子的人生阶段后，这种热情往往会迅速消散。

街舞、说唱、电音为主题的垂类综艺，也塑造了新一代年轻人的身份认同，上一代人是听流行音乐，这一代年轻人消费的是说唱、街舞这些更具后现代感的文化产品，从而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然而，这些文化产品在观念表达上实际缺乏新意，比如说唱常常强调“keep real”（真实），但他们实际上不知道什么是“real”，当进入商业环境后就一点也不“real”了，变得追捧而不是diss偶像出身的导师们。这些文化产品看似新颖，实则内涵陈旧，甚至比一些传统产品更缺乏新意，现在很多新平台也要塑造青年的生活方式，比如露营、飞盘等在社区的流行，似乎参与这些活动就是新青年、新女性，但其塑造的消费主义观念其实很陈旧，比如小红书曾经流行“接男宝”，即一个孕妇生了男孩，下面评论就在“接男宝”，这像是上个世纪的内容。

王鹏凯：友发前面提到的选秀综艺，我觉得还蛮有代表性的，它（选秀综艺）实际上和我们讲的日本亚文化中的大逃杀模式相似，包括近十年中国都没有很亮眼的青年的电影，这背后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即：在当下的语境中，讲述青年生活很难避开类似于大逃杀的教育体制或优绩制度。比如，2010年以来比较有影响力的青年电影《少年的你》，其背后讲述的仍是优绩制度对青少年生活的巨大影响。包括现在以青年为主角的影视作品大多还是校园剧，无论是高中还是大学题材，正是因为，在当下，讲述青年群体的故事，很难脱离优绩制度及其在文化上的各种变体。

《少年的你》海报图源：豆瓣

丁欣雨：对，哪怕是养成系偶像，他们的成长也被置于竞争框架内，偶像通过粉丝支持，进而不断在竞争阶梯上攀爬。不过在综艺中，观众也能选择自己支持的价值观，比如当时《创造101》节目中杨超越的出道引人热议，因为她与其他出道成员在唱跳技能上存在差距，实际上是有些格格不入的，然而正是如此，一部分支持她的人就是希望在“越努力越幸运”叙事的综艺中找到反成功学的例子，他们借用这种粉丝打投的竞争机制将杨超越推到大众面前，以此表达自己对于竞争体制的不满，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张友发：确实存在着一种青年的反抗。《中国有嘻哈》第一年特别火爆，一个重要原因是创造了“爱豆”和“underground”（地下）这样一组对立概念，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种别样的想象空间——“underground”代表着更原始、更具野性的音乐状态，然而“underground”文化进入主流社会后没办法存在，比如他们的作品可能包含粗野内容以及涉及黄赌毒的表达，在小众圈子或许可以，一旦进入主流文化圈，就会受到观众的严格审视。像有些歌手尝试过做匪帮说唱，但这怎么能允许呢？所以后来参加综艺时风格发生很大转变，开始演唱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作品，这种所谓的青年文化最终还是会变成主流文化。

近年来影视产品的变化也很明显。此前我们讨论的优绩主义、竞争内卷在最近两三年有了很大的改变。上周我去观看一档综艺节目时，他们的制片人分享了很有意思的观点：以前，综艺常提倡“逆风翻盘”的理念，但现在不是了，如今更倾向于展现嘉宾的原生态，比如在综艺中不一定非要邀请那些看起来特别聪明、能力超强的嘉宾，而是选择看上去“傻傻”的嘉宾，让观众更有共鸣感。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这几年青年人的心态变化还是很大的，在当下，如果再制作竞争内卷程度很高的综艺，很难说大众还会不会买账。

丁欣雨：我还发现前几年非常流行“天选之子”的叙事，主角天降使命，他们的命运就是要去改变不公正的世间现状，比如从《指环王》到《哈利波特》再到《功夫熊猫》，都是平凡生活的人（或熊猫）被选中，完成一些壮举。观众好像能从这样的故事中汲取能量，想象自己也能摆脱庸常，成为英雄。但在几世纪以前，像《哈姆雷特》或是莎士比亚的其他戏剧，故事开始也会预判主人公最终的命运，主人公从一开始不相信、与之抗衡，到发现没有办法战胜命运，最后要接受它。这其中的命运反而更衬托了人的幻灭感、无力感，和“天选之子”叙事刚好不太一样。“天选之子”叙事的危险在于，当相信命运是给自己赋权的来源，青年会不会更容易失掉抗争的韧性？

张友发：小时候我们常常被问“长大之后想当什么”，大家可能都会说要当科学家，可能现在的小孩已经不是这个答案了哈哈。包括戴锦华也会认为“今天的年轻人对权力有一种内在的体认与尊重”。文娱产品里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庆余年》，虽然讲述的是反抗庆帝的故事，其中庆帝代表了绝对权利与恶的集合体，然而这个故事的主角却是庆帝的儿子——范闲，范闲的养父是户部尚书，教父掌握着整个特务结构的人，作者猫腻也坦言这是一部很安全的爽文，主角永远不会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这样的东西才能够真正地火。

《庆余年》海报图源：豆瓣

潘文捷：猫腻有另一部作品叫《将夜》（以下内容涉及剧透），在故事的主角宁缺复仇时，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将军的儿子，而实际上他的真实身份是将军府门房的儿子，所以其实他是出身低微的小角色。作为对照，电视剧《将夜》宁缺的扮演者却是陈凯歌的儿子（陈飞宇），平民和精英的冲突感在这里就显得尤为突出。

《将夜》海报图源：豆瓣

猫腻在《庆余年》中埋了两条线，一条是皇子造反的故事，另一条实际上是暗线——叶轻眉（皇子母亲）。从叶轻眉这条线来看，它其实是一个宏大叙事，她是穿越到了庆帝执政前的朝代，并且通过现代科技成就了体制的改革，搞工业、发展民主限制皇权。但是到了这个她儿子（范闲）的时代，他一开始的想法只是想个人意义上安全地活下去。这也算是之前我们讨论世界与个人关系的一个回应吧。

《庆余年》之后，猫腻还有一部作品叫《间客》，讲述的是联邦和帝国这类宏大故事。联邦代表自由民主，帝国代表专制独裁。帝国的掌权者想要满足皇室的虚荣心，不顾民众死活，表面上很自由民主的联邦背后的最大受益者是金融寡头和军事强权。这部作品展现了猫腻对更加宏大的世界的思考，但是大家并不喜欢，很多网友骂他，说他“装B”，同时作者野心好像和某种价值观相关，接着骂他“装道德B”，这一点也回应到了猫腻在宏大叙事和个人诉求这两个方面的一些尝试。

张友发：文捷说的我也有体感，我个人看男频历史穿越文比较多。刚刚一直在讨论五四和救亡图存，如果目前还有还有一种文娱产品类型在讨论如何改造中国，那一定是男频历史文，所有男频历史文都有一个宏大主题——如何启蒙中国。听起来很宏大，每一个主角穿越到历史中，要做的事就是如何改造古代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就给出非常多不同答案。比如《新宋》要在北宋引入学堂和报纸，其实某种程度延续了五四启蒙。

阿越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8-1

一般而言，在历史穿越文中，改造中国有三种路径：一种是工业党路径，典型的是“种田流”小说，去研究燧发枪、蒸汽机，有了这些之后就能让中国变成一个强盛的国家；第二种是政治流派，会更接近于五四自由派思想启蒙的感觉，比如说主角通常会办报纸，宣扬政治制度，《宰执天下》的主人公在穿越过去后还搞了议会。最后一种是左翼流派，小说《指南录》讲的就是一个共产党战士穿越到文天祥身上，那怎么去反元？“文天祥”的方法就是开展游击战，五代小说《北唐》中还有一个很典型的叙事，就是“监军建到队上”，来将旧军队改造成新军队。

但近期直接穿越成皇帝的“帝网文”好像变成了潮流——别搞这么些有的没的，直接成为皇帝操盘、进行上层革命，另外一个是“系统文”也越来越多，主人公通常会有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给自己金手指。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皇帝文里面，故事越来越趋近于真实历史逻辑，对于近代思想有了一些拒斥，不知道这是否是网文告别启蒙的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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