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研究方向为家庭社会学与城乡社会学，他自1996年开始进入田野调查，在近二十年时间里，在全国各地农村陆续建立了十余个调查点。他与自己带领的研究团队试图从农民日常生活与个人生活史入手，对村庄权力结构、社会分层与村庄变迁进行长时段的追踪调查。这样调查的目的是“见微而知著”，获得对中国社会的深入及带有普遍性的认识。与此同时，亦是通过这样的研究实践在学生培养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研究能力。本文摘自《做田野》（杨善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5年5月版）的代前言。澎湃新闻经光启书局授权刊发，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2022年春，为纪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恢复建系40周年，我应邀写了《锲而不舍，砥砺前行》一文，回忆了自1984年秋起，在社会学系求学与任教的经历。而如何带领学生做好田野调查这件事，是我文中的一个重点。如文中所言，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是最初的出发点则在于自己想做的一件事—对学生的“提携”。我一直想着自己在北大社会学系读书的时候，“雷（洁琼）先生、袁（方）先生他们是怎么提携我，怎么奖掖后进的。雷先生对我的每点进步都是由衷地高兴，希望我能更快成长起来。她想的是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发展需要更多成熟的学者。所以我觉得自己的责任就是把自己接过来的薪火，再传给后来的学生，使北京大学社会学的传统，能够一代代传下去。提携的另一层意思是不要怕学生超过自己，要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尽量给学生提供发展的空间和机会”。对于这个发展的空间与机会，我最初的理解是向学术杂志推荐优秀的学生（毕业）论文，争取发表；另一点就是像雷先生那样，为学生提供参与社会调查的机会。我刚当老师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我用自己手里与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的合作课题，在1988级、1990级和1991级本科生需要完成综合实习课程时带他们去保定市调查，解决了这一问题。

到了1992年，我评上副教授开始带研究生时，因为没有经验，最初也就是提供调查的机会。1996年初春，我们因为与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的合作项目，在河北平山西水碾村开始了我们最早的田野调查。当时我指导的学生，从李猛算起，几乎都去过。后来，1996级硕士研究生吴愈晓还去过我们另一个项目的田野工作点——浙江慈溪。在这些地方，我基本上都是采取“放羊”的做法，让他们自己完成调查。我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在田野调查的访谈和观察方面也是刚刚起步，即使学生需要指导也指导不了。但是到了2000年，我就发现，即使是在北大，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达到像李猛或赵力涛那样的优秀。这个时候的“放羊”无疑就是我不负责任了。我因此很自责，决心改变“放羊”的做法。

2000年高校扩招，我指导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都增加了。对于社会学这样的经验学科来说，多数同学只能通过田野调查或者问卷调查取得经验材料或数据资料，然后完成论文。这时我的田野调查就与学生培养紧密相关了。当时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每次田野调查都要亲力亲为，果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2001年夏天在慈溪调查时我注意到，我指导的一个从外校考过来的2000级博士生明显有点跟不上——既缺少社会学的专业训练，也缺少田野调查的方法和技能。那个时候我们晚上有讨论会，轮到她讲时她的发言有点不着边际，同去的程为敏老师也提醒我关注她。我跟她谈了一次，了解到她本科专业其实不是社会学，读硕士时导师又不幸突然去世，因此她所受的社会学的专业训练就可想而知。我的承诺是让她多参加调查，我也会更多地关注她，和她讨论。我对她的一个要求是每次调查回校后都要写调查日记，而且写完了一定发给我看，我看完也会给她反馈。当年（2001、2002）她写的慈溪和银川郊区的调查日记现在已经变成我们团队的历史档案了。

亲力亲为的另一个做法就是每晚主持关于调查的讨论会，要求所有同学都就当天访谈的观感发言，而我和其他参与调查的老师则会在每个同学的发言结束后马上给予点评，肯定发言中有价值的地方，同时也指出其发言的不足。这种即时点评的优点马上就被参加调查的学生感受到了，我指导的另一个2000级博士研究生刘畅那时就对我说：“杨老师，这是手把手教啊。”

我在《城乡日常生活：一种社会学分析》一书“前言”中曾这样说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本科生到毕业的时候至少应该让他们具备三个方面的能力：第一是读书的能力。这是指阅读学术大家（包括社会学思想的大师）学术专著的能力，首先是按作者的意图理解原文的能力，其次是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对大师思想的领悟之能力，再次是将这样的领悟融会贯通，整合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的能力。第二是在考察社会现象时提炼与概括的能力，并通过这样的提炼概括获得对社会现象的洞察。第三是学术评价和鉴赏的能力，这是指能准确判断并品评一件学术作品的价值与缺陷。”这也是我在以现象学社会学的积极认知立场进行本科教学时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我认为在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一样需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只不过从他们未来的就业来考虑，他们还需要具备组织协调能力以及操作办事能力。

大约在2000年之后，我逐渐形成了将教学、研究与学生培养结合起来的想法。2012年，在系主任谢立中教授的大力支持下，我的自选集《感知与洞察：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在该书的“前言”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回顾自己执教北大社会学系20年的经历，在学术方面的探索大致落到三个方面：教学、研究与学生培养。其中教学又是与学生培养连在一起的。进入21世纪之后，我跟学生闲聊时说过我给自己退休之前定的目标是三个：（1）完成一个教学实验，这就是以培养与提升学生的学术能力为目标的教学实践（包括授课与社会调查）；（2）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即将现象学与现象学社会学所倡导的积极认知与意义探索贯穿于自己的研究实践，以大众的‘日常生活’与‘生活世界’作为考察的对象，同时又在考察社会现象时坚持历史社会学的广阔视野，力求获得对社会现象的‘本真’一面的认识与把握；（3）带出一支研究队伍—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实践以及制度化的规范训练，培养出以自己的学生为主体的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研究团队。”

2016年11月，我们团队召开了一次田野调查讨论会，当时社会学系2003级本科生、2007级硕士生松溪写了田野调查中作为参与者的学生在一天中的行动与感受。他的体会是，从走进田野构思调查开始，就在思考、追问、观察、记录、翻译中间不断地多线程切换任务，用“恐慌”和“焦虑”形容也不为过。

我们团队的田野调查有些固定的程序和做法，包括调查时每天晚上的讨论会（每个参与调查的同学都要发言）、回到学校之后的总结会、参与的同学要写田野日记作为作业，也包括教师在调查现场的主导性参与，以及调查组织中采取以老带新方式组成调查小组、对所调查的村庄进行追踪调查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以保证学生在整个田野调查过程中全身心投入，从而达到培养和提升学生能力的目标。这些固定的程序和做法也可以被称为我们团队田野调查的制度。我们多年的实践也已经证明了其成效。当然，这样的田野调查制度从雏形演变为参与调查者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是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长期探索的结果。我想就这个过程里通常容易被忽视的两个环节—讨论会和田野日记简单讲讲我的看法。

讨论会

为什么白天的田野调查结束后，晚上一定要开讨论会？这必须从我们对访谈和观察的实质之理解说起。上文已经提到，我们的田野调查是将“现象学与现象学社会学所倡导的积极认知与意义探索贯穿于自己的研究实践，以大众的‘日常生活’与‘生活世界’作为考察的对象”。故在我与孙飞宇合作的《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一文中我们提出，倘若“从意义的角度来看待‘深度访谈’的实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它是对被访人在访谈时赋予自己的话语的意义以及被访人赋予访谈场景（包括被访人当时的衣着、神情、行动和居家环境）的意义的探究。一旦研究者明确了这一点，便可以以一种积极能动的态度和立场去实现这样的探究。而这种积极能动的态度和立场的标志就是在访谈当时和现场就开始这样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深度访谈既是搜集资料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

也就是说，对于作为意义探究的田野调查来说，它必须兼容搜集资料和探索社会现象之“本真”这两个侧面，这就与以往只把实地的田野调查看作收集资料的过程这样的见解与做法有了实质性差别，也意味着进入访谈现场就是研究的开始。这样，消化和吸纳白天通过访谈和观察得到的兼有本真意义的被访人话语以及访谈场景就变得非常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讨论会也是参与调查的同学得以在学术上迅速成长的平台。因为每个同学发言完，参与调查的老师马上就会点评，指出其发言的长处与不足，而对头一次参加这种调查的新手来说，他也可以从之前有过调查经历的同学的发言中体会这样的发言应该讲什么。这对善于吸取新鲜知识的北大学生来说不啻最好的学习机会，绝大多数新手在第二天晚上发言时就都会有明显的改进。

那么，讨论会上学生的发言应该讲什么？我在本书第三章收了2005年7月我们在绍兴调查时，一场由宋婧（社会学系1998级本科生、2002级硕士生）主讲的讨论会的记录（2003级硕士生蒋勤整理）。她通过对被访人言谈举止的描述，刻画了被访人的性格，由被访人的经历入手探寻了她的内心世界。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她生动的发言，讨论会的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

2007 年10月我们去河北平山西水碾村调查，发现因为刚过去的夏天这里的大雨，加上这条“村村通”公路修建时的质量问题，在与西水碾村交界的另一个村庄的路段出现了多处大坑，里面积满了雨水。晚上的讨论会，松溪的发言就是针对这些大坑为什么没有被填充以及为什么没有人关心这条路的维护这两个问题，分析了两个村庄各自的小心思以及最终导致的扯皮现象，还有在此背后的县乡两级政府和村庄的关系。这样小中见大的发言受到了参与调查的老师的一致好评。

从学风和方法这方面的考量来说，我们强调的是学生的发言必须要有事实作为依据，这种事实既可以是被访人的话语，也可以是我们访谈时观察到的场景。

讨论会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教师的点评。我在《矢志田野，传承薪火》这篇访谈录中曾经说，老师的基本责任是两条：第一条是激发学生兴趣，告诉他学社会学很有意思，这样他才会投入，而只有投入了才能有能力的提升；第二条是指点方向，告诉他哪条路走下去可能成功，而走哪条路一定是死路一条。而这样的看法的前提是，学生能力的获得必须依靠他们个人积极主动地投入，依靠他们在这样的实践中的思考和领悟。

因此，我和其他参与田野调查的老师在讨论会上的点评和发言就是本着这样的想法去做的。我的点评的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直率。不管是哪个同学，如果他的发言有问题（比如有前后矛盾之处），我都会直截了当地指出。（2）启发式。如果学生在发言时提出一个自己提炼的有学术新意的概念，我会给予高度肯定。2005级硕士生姚泽麟在宜宾调查的讨论会上，根据自己观察到的几户相邻的村民守望相助的事实，提出了“道德整合”这一概念。我就认为非常好，以此鼓励大家多做这样的提炼。有的学生虽然在发言时陈述的是事实，但在事实背后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我就会解读他们陈述的事实所隐含的社会学意义，揭示事实的学术价值。因为这可以作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点评，我的目的都在于让学生知道什么是一个“好”的发言，什么是一个“好”的提炼，让学生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学术评价的标准，从而提升自己的学术评价能力。

与讨论会相关的另一件事就是回校后的总结会。我对总结会的要求是不要重复田野调查时对被访人话语和现场的描述，而是重在发现新的研究问题或产出新的理论概括与概念提炼，所以对学生的要求是更高了，这也让学生在总结会前必须有更充分的准备。2018年4月我们在江苏昆山调查，回校开总结会的时候，2016级硕士生刘畅从城市规划角度，对当地某村“小村并大村”的项目及村庄发展做了一个较为全面同时视角又很新颖的发言，对参与调查的同学都很有启发。

田野日记

对于田野日记的重要性，其实我们一样有个认识过程。我们最早的田野点是河北平山西水碾村，1996年2月，我们开始在那里的调查。我查看了保留至今的当年的文档，发现最初的田野日记就相当于工作日记，写作于1997年8月的那次调查。后来1998年吴愈晓去宜宾调查的时候也写过日记，比起平山的日记来就较为具体，因为除了简述访谈内容之外，还留下了对被访人的观感。所以，比较正规的、对参与调查的学生都有要求的调查日记撰写应该是在2000 年之后了。因为这时我看到了让学生写田野日记的好处。后来也常有学生问我田野日记该怎么写，我的回答是，虽然田野日记写的只是你调查时的所见所闻所感，但把么样的所见所闻所感写进日记则会考较写日记者的学术水平。这里首先就是你对自己在田野调查点所遇到的种种现象的认识与把握，而这种认识与把握的前提是理解，而这还必须是建立在换位思考基础上的“投入的理解”与“同感的解释”（这种理解的背后显然就是提炼概括能力和对社会现象的洞察力）。 1因为我们的田野调查点大都在农村，但参与调查的同学可能大都是城里人（即使是农村人，也会有不同地域带来的观念和文化差异），所以要实现这样的理解并不容易。根据我多年阅读学生田野日记的体会刚入我们团队的新手在第一次写日记的时候，绝大多数是缺乏自信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描写以及所做的判断是否准确），因此多半会写成流水账一般的工作日记，介绍自己旅途一路的所见所闻及到了目的地之后的生活与工作安排。但是待到他们成了“老手”，就会单刀直入，笔触直奔访谈场景及被访人。

为了让新手尽快变成老手，我们想了不少办法，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是多实践，多参加调查。通过调查了解各地的风俗和人情世故，形成比较，以加深自己对社会现象的了解。

二是讨论会。因为讨论会上有一起参加调查的同学（甚至是访问过同一个被访人的同学）的发言，学生可以此跟自己想要说的内容相比较，找出自己的不足。另外还有老师的点评，可以帮助学生更为深入地了解田野调查点的历史及这些被访人叙述背后的社会学意涵。我们通过这两种方式提高学生的学术评价与鉴赏能力。

三是在调查中采取新老搭配的方式，让新手通过一起调查了解资历较深的同学的访谈与观察技术，而且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向有经验的同学请教。在本书第四章的《田野场中的“蒙氏教育”》一文中，2002级本科生、2006级硕士研究生梁晨就写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受益。

四是老师对日记的批阅和反馈。我们团队的要求是新手必须写日记（作为作业），而且写了日记我一定会看，看了之后若发现问题我一定会找日记的作者谈。2004级博士研究生陈文玲在刚刚加入我们团队的时候，因为缺乏经验，写的日记缺乏分析和自己的见解，但是她虚心向其他同学学习，努力追赶。到2006年1月我们在西水碾村做完田野调查之后她再上交的日记，我发现其中已经有了她自己的见解和判断，提炼概括能力和洞察力都有明显的提高，我看了非常高兴，专门找她谈了一次话，肯定了她的进步。2016 年后，社会学系建立了本科生导师制，我也被遴选为导师，只是带的学生少了，所以对于这些学生参与田野调查后写的日记，我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就是加了批注和评语再反馈给学生。这样学生就可以更具体地了解自己的长处与不足，能更快地提升自己的学术评价与鉴赏能力。

五是阅读有关调查点的日记和相关材料。因为我们团队对所有的农村田野调查点都采取追踪调查的方式，所以早先参加调查的同学写的日记对后来者来说就变成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每次带新人去调查点前，我都会把参加之前调查的同学的日记找出来，发给大家，增加大家对这个村庄的了解，使之及早掌握情况。另外有的学生也会自己去网上寻找这个地方的相关新闻或图片，发给大家参考。我们在绍兴一个村庄的调查，大家看到了相关的镇志，就互相推荐阅读。我在《田野调查中被访人叙述的意义诠释之前提》一文中也指出：“ 对于被追踪调查的村落和城市社区，新进入者还可以阅读之前的研究者撰写的田野日记以及已经整理出来的访谈资料。”“好的田野日记虽然也是记调查者的所见所闻所感，但因为作者选择材料之时有社会学的眼光和视角，能将有社会学价值和意义的访谈内容和自己对村庄的观察写进日记，进一步地，还可以包容他自己对村庄情况考察的感悟，这样新进入者通过阅读会有如临其境的感觉，这对他们迅速融进被访人所在的社区的‘地方性文化’会非常有用。”

总之，这样的做法就是要让参加调查的同学迅速沉浸到田野调查的情境之中去，理解被我们访问的当地村民的言谈举止的特色和缘由、他们情绪的喜怒哀乐，并加以社会学的透视，从中寻找有价值的、可以研究的问题，做出自己的提炼和概括。我这么多年的体会是，经过这样的过程写出来的访谈日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会有研究论文的雏形，这就为学生们之后完成自己的学位论文打下了一个相对坚实的基础。我们团队中学生的学位论文大都是用这些田野调查点的调查资料完成的，单就平山西水碾村而言，据不完全统计，就出了四篇博士学位论文、六篇硕士学位论文、两篇本科毕业论文。

“长江后浪推前浪。”学生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的成长反过来也会对老师构成挑战。参与我们调查的2018级、2019级与2020级本科生写的田野日记，图文并茂（有照片），分析透彻，令我直呼后生可畏。而在我们晚上的讨论会上，学生也经常会有令人大出意外的精辟之语。但是对于学生这样的“倒逼”，我的内心却是充满了欣喜。

我在本书中收录了自己有关田野调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许多思考，也有几个具体研究的实例，讲述如何构思田野研究的角度、如何开展访谈、如何关注细节、如何获取意义等方面的内容。希望读者能通过这些文章去体会和感悟“如何做田野”。那些给我们带来启发的田野日记和研究回顾，我也附于其后，大家或许可以通过这些鲜活的记录跟随我们一起回到田野现场，感受真实的中国社会的脉搏。

杨善华：关于田野调查“制度化”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