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动工两年的东方明珠塔已见雏形，圆滚滚的基座和高耸的塔身出现在浦东的天空中。这座充满现代感的建筑，隔着黄浦江水，与外滩的繁华建筑相对，去年的电视剧《繁花》重现了这一场景，一天天长高的塔尖，标记着人们对于未来日益增长的想象。

在高塔的周遭，新的变化不断发生：杨浦大桥建成，上海地铁一号线南段投入运营，内环高架通车，第十万辆桑塔纳汽车下线。在那个上海和时代都在飞奔向前的青涩年份，一群少女也完成了她们人生中的一段“奇迹”。

今天的上海，已经与三十年前大不相同。（图/《上海少女》）

那年夏天，中国国际合唱节在北京举行，上海行知艺术师范学校的少女合唱团坐着绿皮火车去参加演出，在闭幕式上，她们举行独家专场，引起广泛关注。其实在此之前，这个合唱团就已经小有名气，在上海各类比赛中屡屡获奖。1993年的表演，是合唱团荣誉的最高峰，有报纸用“上海少女的骄傲”的标题，形容这群女孩的歌喉。

但就像许多发生在夏天的故事一样，最热闹的高点总是接近尾声，从北京回到上海，进行完告别演出，合唱团就解散了，姑娘们以音乐老师的身份，被分配到不同的学校。三年前，行知艺术师范学校面向全国招生，成为小学音乐老师，是姑娘们走进这所师范专科学校前，就写好的未来。

1993年，舞台上的合唱团姑娘们。（图/《上海少女》）

时光一去三十年，很多公共的记忆渐渐变成了个体的珍藏。在日新月异的上海，少女合唱团的事迹，几乎只被亲历者记得。多年后，一次同学聚会上，合唱团的成员、制片人罗彤在拍摄聚会时，萌生了一个想法：把同学们过去的故事，当下的故事，以及这三十年里各自的故事，用影像串联起来。

于是，一部叫作《上海少女》的纪录片，就此诞生了。

“对比二十多岁的时候，那我还是更喜欢现在”

当年分配进各个小学教书，在很多人眼里，捧起铁饭碗的少女们的人生就此固定而顺遂。但三十年的时间，足以催生出许多人生变数，尤其是过去那让人眼花缭乱的三十年。

毕业后，罗彤的音乐老师生涯只维持了几个月，就决定辞职，兜兜转转成为一名知名纪录片制片人，2021年上映的《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是她的代表作。

和罗彤一样，毛毛在当年告别了不算长的教师工作和不算长的婚姻之后，决定跳出轨道，换一种活法。和大部分同学不同，她没有留在上海或者江浙沪地区，而是南下广东，进入一家外企工作。

多年前，跳出体制的毛毛做了个勇敢的决定，到广州发展。（图/《上海少女》）

“在老家，人家觉得一个离婚的女人就是掉价的，最关键还带了个女儿。打拼十几年，回过头看，我对当初的决定并不后悔，对于离婚更不后悔。”当小学老师的时候，毛毛的工资是一个月两千多块，她想，去广东总能混到两千。但到了当地才发现，收入高，花销也不小，女儿一个月幼儿园的花费几乎就抵得上之前一个月的工资，毛毛被吓了一跳。

工作从销售做起。夹在其他男销售中间，不会喝酒的毛毛没有什么优势，“倒是有许多限制”。“女性最重要的是找到定位，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工作多年，直到女儿上大学她的状态才渐渐松弛下来。在罗彤的镜头里，这个当年班上公认的美女，现在习惯和大多数中年女司机一样，在开车时戴着防晒冰袖手套——面对广东毒辣的阳光，很实用。

“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去看二十多岁的时候，那我还是更喜欢现在。”毛毛说。

对于早早离职的同学，那段年轻时候的往事，像一场关于音乐的梦。也有同学仍在从事音乐教育工作，或者保持音乐爱好。（图/《上海少女》）

虽然源自个体记录，但整部纪录片串联起的这些女性故事，因为足够真诚，而拥有了更强的感染力。很多观众印象更深刻的，是张莉的经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她也从学校辞职了，之后工作、结婚、生孩子，又成为全职妈妈，家庭几乎成为她的全部。

《上海少女》中有一段画面，来自遥远的2003年，那年张莉的女儿才一岁，罗彤与她重聚，拍下她在沙发上腼腆的讲述：也没做成什么事情，最成功的事情就是生了个女儿。

但这种来自家庭的成就感，没有一直持续下去。2020年，张莉离婚，搬走，重新进入职场，这个年轻时光鲜时髦的女孩，睁开眼睛，就被生活的困窘包围。最艰难的时候，身上只剩下2000块，她必须顶着焦虑，一点一点重新搭建起自己的生活。

也就在那个时候，张莉萌生了崭新的愿望：买一所自己的房子，可以让妈妈和女儿来住；买一辆自己的车子，可以带着妈妈和女儿踏青郊游。

张莉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能够养活自己。（图/《上海少女》）

在《上海少女》的评论区里，很多观众替张莉记住了她的愿望，也记住了她无意中留给年轻人的金句：

“男女关系这件事，就是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要。”

她们，并不更害怕老去

银幕内外，《上海少女》被四条时间线贯穿，这是整部纪录片格外特殊的一点：1993年合唱团的演出，2003年同学们的小范围重聚，又二十年后的大型同学聚会，以及此时此刻的当下。

不同时间线相互交织、印证、影响。观众所看到的成片，记录着同学们四年前的状态；而影片之外，生活总会步履不停地向前。这些少女们的故事，也因此更加立体起来：

前段时间，张莉也来到电影院看片子，在看片后的分享环节，她宣布了自己愿望的新进展：工作有了新的发展，自己也买房子了。现场观众一片掌声与欢呼。

现在挺好，是很多人此刻的感受。（图/《上海少女》）

我们很难简单概括《上海少女》的主题：是关于合唱团背后的一群人，还是关于70后上海姑娘所代表的一代人，或者是这些人生起伏背后的女性精神。但恰恰在主题的多元下，感动总是共通的。

拍摄《上海少女》的导演罗彤，几乎有意无意地绕开一切宏大叙事，努力回到记录和讲述本身。于是，我们得以看到那么多平凡而又不凡的女性，怎样活得丰盈而有力：有人平稳地经营着家庭；有人中年离异后才感到世界的广阔；有人发现丈夫有暴力倾向后选择离婚，在第二段婚姻里找到真爱；也有人从始至终都没有进入婚姻，充实又自信地生活着。

职业、婚姻、家庭、生育……围绕女性的许多关键命题，在这三十年里缠绕着罗彤的同学们，甚至是罗彤自己。但令人振奋的一点是，没有人静静等待命运到来，而是不断在人生的河流里调整泳姿，奋力泅渡向彼岸。

上岸后回过头看看以前的自己，时间到底在自己身上留下怎样的痕迹？

翻出当年的照片，却不记得为什么而哭。（图/《上海少女》）

“那时我们都觉得，等到2000年1月1号一到，一切都会改变，但其实不是这样。”回看过去，罗彤感到时间对人的改变和塑造，是一个线性过程，更是一个需要个体做出主动抉择的过程。

也许很多人以为，曾经的少女会用一生怀念少女时光；但《上海少女》中的她们却一再告诉我们，所有认真生活过的人，总会更加热爱当下，期许未来。

1993年，合唱团在北京与崔健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在《上海少女》开头，罗彤和当年合唱团的指挥老师曹丁，一起回忆1993年在北京演出的往事。崔健是曹丁的同学，他走进演出专场后台，被兴奋的姑娘们一把抓住，留下一张乱哄哄的合影。“在北京的时候，崔健来看你，同学们都疯了……开完音乐会之后，你们都成了明星了。”

合影里的青春，青涩，兴奋，自由自在，肆意张扬，那一群上海少女，并不知道之后的时光将如何风流云散，她们各自将走入怎样的生活。

所幸，三十多年后，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触摸到人生真正的意义，可以如此坦然地说一句，“哪怕我到了八十岁，也很有看头的”。

寻找普遍的共鸣

《新周刊》：最早的同学聚会在什么时候，当时怎样萌生了拍一部纪录片的想法？

罗彤：聚会是在2020年的10月份。我们合唱团有两个班，八月份我们看到隔壁班搞了一次聚会，视频发在网上，我们觉得自己班也要搞一次聚会了。我是聚会组织者，邀请一些同学的时候，她们不肯来，我就一个一个去走访、去做工作，一些拍摄素材也是在这时候积累的。

《新周刊》：影片涉及到很多地域的、代际的甚至很平凡的人生故事，这种多元开放的主题设置，会给观众造成理解障碍吗？尤其是这部纪录片还有很多国外观众。

罗彤：这部片子会对外宣发，所以还有挺多说英语的观众。但通过内容和字幕，他们还是能够get到我们的表达。某种意义上，这部纪录片只是碰巧记录了我的同学、记录了这群女性。抛开这些，每个人都会经历年轻、十几岁的时候。面对不同的选择，世界就是在面前展开，我们要往哪条路走？最终怎么选的，结果怎么样了？这就是属于人生的一些共性问题。这更接近我要传递的主题，也更有普遍的共鸣。

《新周刊》：片中呈现了过去三十年，很多女性的境遇，婚姻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有人在其中找到了幸福，也有人走出婚姻，甚至一开始就选择不进入婚姻。你怎么理解“上海少女”们的婚姻？

罗彤：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的很多选择，很大程度上固定了未来走的这条路。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生活在离婚家庭，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离婚家庭是不光彩的，因为那个时候的观点是，人最好不要离婚，所以当后来我自己婚姻遇到问题要离婚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恐惧感。

我们这代人也一样，有时候担心走不了，有时候担心离婚丢人，甚至根本想象不出来不结婚的未来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但我的这些同学，用她们的人生经历逐渐发现，离婚没那么可怕——当然结婚也没那么可怕。大家都更坦然了。

上海少女们的三十年，很多人在生活浮沉中重新认识婚姻。（图/《上海少女》）

《新周刊》：片子是在四年前拍摄的，也就是说观众看到的很多想法和观点，都属于四年前。在影片之外，各位同学的生活在这四年里，有过什么变化？

罗彤：有很多变化。比如张莉的母亲就在这段时间里去世了。她后来开了一家瑜伽馆，工作状态渐渐好起来了。很多朋友的孩子都到了上大学、出国留学的年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时间没有停，不会因为你某一个定格而停下，它会一直往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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