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医疗放开首诊的脚步似乎正在临近。

今年1月，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司长丁一磊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025年，国家医保局的立项指南对互联网医疗业态做了前瞻性安排，专门预设了“互联网首诊”价格项目，一旦技术准入方面条件成熟，就可以立即放开，无缝衔接。此外，国家医保局在上述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预设“互联网首诊”价格项目不仅是为了用价格工具更好赋能医疗服务行业，背后也有支持互联网医疗等新业态发展的前瞻性考虑。

互联网首诊，指的是患者在未经实体医院线下确诊的情况下，在互联网医院进行问诊开方等行为。此前的政策法规明确规定，不得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这一方面保证了医疗安全，但另一方面也被业内视为互联网医疗行业前行的最大障碍。

此前，医保部门曾多次推动互联网首诊的地方试点。在2020年到2022年期间，天津、广东、四川等多个省份都出台了关于“互联网首诊”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试行、医保支付的相关政策。但这些政策多数都被叫停。

从职能划分的角度来看，互联网诊疗的主管部门是卫健委，但作为公立医疗体系最大的支付方，医保局也影响着医疗体系一些核心政策的制定。因此，一些业内的乐观派认为，在国家医保局亲自下场吹风的助力下，互联网首诊在年内放开的概率很大。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还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数据沉淀，监管部门也发现，不管是首诊还是复诊，线上都没有太大的风险因素。”

互联网医疗资深从业者、药赋能CEO邵清表示，虽然政策有明确限制，但过去几年，互联网首诊都以某种形式实际存在，并且为老百姓带来了看病购药上的便利，这一点监管部门也是认可的。再加上互联网医疗平台在“居家快检”业务上的探索逐步成型，也为互联网首诊的放开提供了技术条件。

对于互联网医疗行业来说，放开首诊，意味着其潜在用户从一部分有复诊需求的患者，扩大到了整个人群。基于用户数量的指数级扩增，互联网医疗的商业动机、盈利模式和行业格局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监管政策的变化

对互联网首诊的禁令，最早出现在2018年发布的《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

该办法第十六条明确指出，医疗机构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时，医师应当掌握患者病历资料，确定患者在实体医疗机构明确诊断为某种或某几种常见病、慢性病后，可以针对相同诊断进行复诊。不得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

与其同时发布的还有《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这三份文件是国家层面对互联网诊疗建立监管的开始，核心是划出了两条清晰的边界，一是所有的互联网诊疗活动都必须依托于线下的实体医疗机构进行，二是互联网医疗只做复诊，不允许首诊。

这种政策设定并不是凭空想象。2015年底，国内首家互联网医院——乌镇互联网医院开业之初，业务范围就牢牢限定在“只对患者进行复诊”。参与乌镇互联网医院筹建的首任院长张群华后来也对媒体表示，乌镇互联网医院三年的创新摸索，为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的出台提供了借鉴。

对于当时的互联网从业者来说，这三份文件背后的政策意味并不是限制，而是善意。因为作为新生事物，在此之前，并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法规承认互联网诊疗行为的合法性。

“因为它是跟生命紧密相关的，我们最怕的就是像顺风车这样，出一个恶性医疗事故，做着做着行业没了。”好大夫在线创始人王航在回顾2018年新规时曾说到，有监管文件，意味着互联网诊疗和相应机构的正式合法化，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互联网医疗的从业者才开始集体去触碰行业里最核心的诊疗环节。

此后的三年时间里，互联网医疗开始规范化发展，布局线下实体或和公立医院达成战略合作成为业内的标配动作。以公立医疗资源著称的微医，更是在全国建立了20多家互联网医院。所有的垂类互联网医疗公司都尝试在政策框架内建立商业闭环，但在互联网首诊的禁令下，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2022年，多方博弈下，《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正式发布。和2021年的征求意见稿相比，正式版文件虽然也明确表达了禁止互联网首诊，但却在相应的细则表述中做了一处调整——征求意见稿中提出，接诊医师需要采集患者已经确诊的纸质或电子凭证信息，这句话在正式版本并未出现。

业内的解读是，强制性采集首诊的纸质或电子凭证等材料可能会增加就诊的难度，尤其是对于不善使用互联网设备的中老年人；另一方面，区域内的卫生信息共享、处方流转系统尚不健全，而互联网医疗机构，对于大部分患者上传的首诊证明材料实际都难以核验真伪，难以落实管理责任。

但更核心的影响是，这一处改动，为互联网首诊留下了可以变通的空间，它意味着，只要用户自证已经在线下医院有过诊断，就可以接受互联网诊疗的服务。而这种自证，并不需要纸质或电子凭证信息，更多时候只是一种承诺。

如果放开，整个行业将重塑商业模式

事实上，不管对问诊流程进行何种包装，互联网平台上的首诊服务都始终存在。

在大多数互联网问诊平台上，当用户发起问诊需求后，平台都会在对话窗中以系统弹窗或灰色字体标注的形式，让用户自行承诺已经在实体医疗机构就诊过，以此规避“不得向首诊用户提供诊疗服务”的监管要求。

一位在头部问诊平台坐诊多年的皮肤科医生告诉《健闻咨询》，他在线上服务的患者，大部分都是首诊。平台仅在入职时做过培训，告知过相关的政策法规，但在实际的问诊流程中并没有什么限制，更不会有处罚，“感觉大家都心知肚明。”

邵清给出了一个更准确的数字，7:3。在他看来，互联网问诊的人群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诸如感冒发烧的小病患者，一类是慢性病或者重病，有开药续方需求的患者。从最后开药的情况看，处方药只占了3成，而不需要处方药的7成患者里，绝大多数都是首诊。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互联网首诊的禁令也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互联网医疗行业的发展。因为顾忌政策风险，互联网问诊平台在首诊业务上都很低调谨慎，更不会有大规模的成本投入，所有的商业模式都是围绕“复诊”来设计，而复诊的核心盈利点就是购药，这也是整个行业里只有卖药能赚钱的根本原因。

“互联网首诊如果放开，对这个行业来说肯定是一个大机会。”某知名医药互联网企业创始人刘小宇（化名）告诉《健闻咨询》，互联网首诊带来的是一个增量市场，它对应的是民众轻度的健康问题，“比如说女性痛经，你说有几个人会因为痛经跑医院的，但如果放开网上首诊，开点止痛药，暂时缓解一下疼痛问题，这就是一个很庞大的消费需求。”

而从商业的角度来看，那些手握上亿用户的大平台，完全可以以互联网问诊为核心重新设计业务模型。以抖音、快手这样的短视频平台为例，过去受制于政策监管等原因，平台只能通过素人直播，拉粉丝群，做私域流量转化后的问诊服务。而一旦互联网首诊全面放开，这些私域业务完全可以做成平台业务，“整个流量转化的路径跑通了，从患者到首诊到购药，这里的商业空间就太大了。”

对于放开互联网首诊的风险，各方看法不一。邵清表示，消费者自己会做判断，小病线上看，大病去医院，这本来就是两拨不同的人群，不需要过分担心。上述皮肤科医生则认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皮肤病的症状，医生可以通过视频、图文等方式确诊，误诊概率很小。但诸如腹痛等需要依赖于查体手段明确诊断的症状，仅靠线上问诊确实存在风险。

对此，刘小宇认为，比较理想的解决方式是先放开准入，并在后续的管理规范上做文章。比如，参照医药行业的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和GSP（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单独制定一个互联网首诊的质量管理规范文件。

刘小宇说，“互联网的问诊数据，哪怕是图文、视频，都是可以留存的。关键是当出现问题时，让监管部门知道如何判断，而不是因为怕出问题，把准入的口子堵上。”

国家医保局发声，互联网医疗或将放开首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