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预言“在开放系统中，我们靠自己的想象力来竞争，而不是靠手中掌握的锁和钥匙”，这一预言可对应当前的电视行业——新一波的制播分离浩浩荡荡，从央视到一线卫视，再到谋求上位的二三线卫视，都被携裹进广电传媒改革大潮。

参与节目制作的玩家越来越多，传统电视台的竞争对手也越来越多，方兴未艾的民营制作公司，资源丰富的视频类网站，制作水准较高的海外节目制作公司，甚至草根制作团队都来分一杯羹。无论自愿，还是倒逼，汇聚各方力量，“开门办台”已是大势所趋。

播出机构在酝酿新的制播分离政策，制作机构在谋求更多平台的合作。分分合合，人才洗牌，新旧交融，在一次次的博弈与竞合中，中国电视节目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也将激发出更多种类、更多风格的电视节目内容。

播出平台好戏刚开锣

2014年伊始，喊了十几年的制播分离再次成为大热点

3月，黎瑞刚回归SMG，新一轮改革聚焦东方卫视，深化制播分离，只用半个月时间就成立了东方卫视中心，制定了“以卫视为依托，以独立制作人为突破，整合资源”的娱乐板块改革方案。新组建的东方卫视中心由原东方卫视中心、艺术人文中心、大型活动中心、新娱乐、星尚等单位和部门组成，隶属台、集团管理，同时中心设置节目生产和服务协调两大团队。

4月末，江苏卫视引发电视圈新一轮震荡。传《非诚勿扰》制片人王刚带团队辞职，江苏卫视回应该消息的出现“可能与目前台内正在酝酿的制播分离改革方案有关”，目前方案仍在设计和讨论当中。近日，网上传出消息：“出走”的《非诚勿扰》团队将与北京卫视合作明星亲子真人秀《妈妈听我的》，《综艺》向王刚求证此事时，他连连否认：“我没有和北京卫视合作，也没有开始新节目，新项目都还在策划讨论中。”

千里之外的福州，东南卫视也酝酿起一场风暴。5月，东南卫视第四季度节目竞标开始，标志着“独立制片人制”即将正式实施。“独立制片人制”作为东南卫视“节目生产制作与播出的内部适度分离”改革的试水探索，将在频道和栏目之间建立起责权清晰的契约关系。“独立制片人制”推行后，栏目组具有有限人事和财务权，与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配套，同步推进。

这些事件发生时，浙江卫视正在进行“节目团队化”，尝试在频道内部实行“准制播分离”，交给制片人八项权利，以制片人为核心的团队进行项目竞标。竞标成功以后分配机制也将发生变化，过去是劳务费，以后将参考市场上已经出现的奖励机制给予一定物质激励。

在《开讲啦》《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梦想星搭档》《舞出我人生》《出彩中国人》《嗨！2014》等联合制作的节目纷纷亮相荧屏后，央视最近也在酝酿新的制播分离改革政策。

也有“反方向”的钟。近日，湖南广播电视台台长吕焕斌表态：“今后，湖南卫视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自制节目，将由‘芒果TV’独播，在互联网版权上一律不分销，以此打造自己的互联网视频平台。”有评论称此举是“湖南卫视消费制播不分离的最后一点老本”。

电视人的内功

SMG集团在“黎叔”回归后的改革动作让人期待。3月始的改革，虽然也有一些如清退实习生，SMG人爆料工资低的不和谐小浪花，但东方卫视的收视率一直走高，算是为刚刚起步的改革做了最好的注脚。东方卫视中心的一线编导表示，改革的一切尚在适应中，目前重心放在做出好节目上，期望改革能帮助他们实现做好节目的想法。

一线人员的想法大同小异。浙江卫视的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编导同样表态，无论怎样改革，编导要做的是修炼内功。她坦言，体制内的团队在招商能力、寻找项目、营销等方面的能力有待提升，一旦和社会公司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她担心在直接对抗中占不到优势。“我们的团队没有在真正的市场里摸爬滚打过，欠缺市场资源。”社会公司和外部团队除了不受体制的约束外，强大的招商能力和明星资源亦是体制内团队望尘莫及的。一直以来，体制内团队专注于节目本身，营销和招商有人护航，缺少单打独斗的能力。

上述浙江卫视编导的担心将随着频道的“准制播分离”尝试变成现实，浙江卫视的制作团队将不再等着上面派活，而是根据频道内部下一阶段的节目规划主动参与竞争，“比如台内准备在三季度上马一个规划，提出目标——希望收视影响度达到怎样一个效果，根据要求，社会公司和我们自己的团队都提交方案，大家的方案放在一起竞标。”浙江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陈伟说。

目前，浙江卫视一年推出的节目中，自制节目至少占一半以上，剩下的一半，既有委托制作，也有以自己的团队为主，外部公司为辅和以外部公司为主，自己团队为辅两种形式，“打法无定式。”陈伟如此概括总结。台内制播分离的实行，让体制内团队有机会和外面的团队融合到一起。

把体制内的团队扔到市场上，一个避不开的现实是，近些年综艺节目大爆发，综艺团队成长过快，年轻的团队一下子放到市场上，生存能力不够。“哪怕灿星，没有金磊、徐向东这样的领头人，也是不行的。灿星做得好，很大一个原因是领军人物够强，这样才能有效捆绑各种人才和资源。”有业内人士如此评析。

市场的诱惑

东方卫视中心的改革明确节目是核心竞争力。竞争的激烈和市场的碎片化倒逼着节目制作方提高制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如今，单纯从海外购买节目版权的模式将更难成功，东方卫视中心公关推广主任顾珏介绍，东方卫视今年与韩国团队合作的《妈妈咪呀》《不朽之名曲》，以及即将播出的《花样爷爷》，都在原版基础上修改得更符合中国观众的收视需求，反应中国社会横截面。

浙江卫视节目中心很早之前就喊出口号，“要做最好的内容生产团队”。陈伟强调“不是做最好的电视节目生产团队，而是内容生产商”。节目中心内部已经在思考和筹划，哪些团队适合做电视平台播出的节目，哪些团队适合做新媒体平台播出的节目，“对于我们来讲，仍然是在生产内容，只是针对不同介质的需求。”陈伟透露，节目中心正在和某视频网站商谈一个台网联播的节目，节目将做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在浙江卫视播出，另一个版本在视频网站播出，这个版本的时长、编排方式将与电视播出版本有很大不同。基于这样的战略，陈伟并不惧怕视频网站的竞争，“一线卫视平台仍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也许有一天，可能从内而外的，电视台先把自己的团队制播分离化了，有这么长期合作的一个强势平台，那他(人才)还会出走吗？”陈伟说。

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在节目的投资方面，内部团队和外部公司已没有差别，差别在于分配方式。社会公司在项目成功后享有的分配方式，是电视台自己的团队享有不了的。社会公司得到的利益可以市场化和货币化，但电视台是事业单位，职工竞标项目成功后有各种各样的束缚，没办法发那么多钱，“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各个台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最难的一点。”该业内人士提醒，电视台必须想出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想办法的话，人才真的要被外面挖去了。

克顿传媒董事长吴涛14年前离开电视台，更多是因为内心的追求，“我那时不是要到外面做什么节目，而是想学管理知识，想从一个事业单位的行政干部转变为市场化的经理人。”吴涛出走的时代，在外面做节目拿到电视台播是想都不敢想的，那个时候，视频网站还没兴起，电视台是事业单位，外部的诱因非常少。而现在，电视人频频出走更多是因为市场的诱惑。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总导演、实力传媒创始人关正文透露节目制作公司当下正在拼命招兵买马：“×总那边到处在喊，你在体制里面，你出来吧，到我这儿来。”他指出，体制内的人现在的心态很不平衡，同样是做节目，电视台员工只能拿死工资，民营团队却能根据广告收入分红，“如果不建立以市场效果核定价格的机制，制播分离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发展。”

视频，来了

2014年，视频网站纷纷喊出自制元年的口号，发力自制节目和自制剧。

同样是播出平台，视频网站感受到的由制播分离带来的震荡远不及电视台。爱奇艺自2010年娱乐频道上线后，就陆续推出自制内容。

4月18日，爱奇艺在三亚启动“爱奇艺工作室战略”，首批成立的马东、刘春、高晓松三大工作室携旗下近30档自制内容项目集体亮相。工作室战略旨在将内容生产行业的顶尖人才嫁接到爱奇艺平台上。2013年底，龚宇首次提出爱奇艺未来发展的“3+3”战略。其中，优质独播版权内容、自制内容与UGC成为2014年最重要的三大战略方向。工作室战略的启动，正是爱奇艺整合上游优质资源、发力自制内容的重要举措。

爱奇艺的自制节目目前有两种生产形式，一种是完全自制，爱奇艺总编辑高瑾自认爱奇艺的自制能力为视频行业最强。完全自制节目先在爱奇艺播出，后期通过版权合作的方式反向输出，如《娱乐猛回头》《娱乐早班机》；另一种是网台联动的节目，这类节目不仅考虑在爱奇艺平台播出，还要考虑电视平台，爱奇艺近期将和央视合作《大魔术师》。

在高瑾的理解中，制播分离是有条件的，应当是制作方和播出方都是平等的市场交易主体，而不能是只有一方在市场中竞争。作为市场化公司，爱奇艺很早就已应用了制播分离的体系。“因为创意型的东西很难用硬指标要求，找到核心的团队很重要，我们很早就知道了这一点。”如今，视频网站有更多的机会和资源，能给制作团队提供充足的创作空间，加速了传媒产业制播分离的进展。“但是也有一些团队合作一两次后，舍不得离开事业单位。”高瑾透露，有的团队和人才希望在体制内干着体制外的事。

2014年起，爱奇艺加大自制内容，不只提供给自己的平台，还追求反向输出，很多项目从立项就是网台联动。在目前马东、刘春、高晓松三个工作室的基础上，爱奇艺将来会衍生更多工作室，每个工作室擅长的内容领域不一样。“我们给出的是非常开放的工作模式，合作方需要奖励机制也行，需要资金方面的协作也行，需要人力也行，合作多样，更灵活。”高瑾说。对长期带着镣铐起舞的电视制作人来说，这样的条件相当有诱惑力。

在制播分离方面，视频网站虽然不必苦恼体制机制的问题，但也有自身的烦恼。电视台的观众和互联网的观众对节目的需求不一样，观众更愿意在互联网上观看一笑了之的节目，不需要太严肃，帮助放松精神即可。网络视频要求节目制作方更好地理解观众的需求，更快做出反应，更精准地抓住目标受众，节目需具备互联网文化的印记。爱奇艺的《娱乐猛回头》《时尚爆米花》等节目，它们的制作方式、制作技巧、撰稿的风格都非常网络化。“我们现在做节目思考如何把电视关注度和互联网元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高瑾介绍，爱奇艺的自制团队80%都是从电视台出来，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才能适应互联网节目的制作需求，没有哪个团队是一拍即合的。“电视台出来的制作团队需要花时间淡化电视印记，了解互联网文化，熟悉互联网节目的制作流程。幸运的是，随着视频平台的发展壮大，电视人的适应期在渐渐缩短。”

中国电视制播分离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电视剧最早实现制播分离

中国专业电视制作公司首先从电视广告业诞生。由肯德基、可口可乐等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外品牌所带来的由专业广告公司制作的电视广告片，其精美程度和创意，吸引了众多国内广告客户开始寻找更加专业的电视广告制作公司，于是催生了一大批专业电视广告制作公司。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电视节目交易市场及电视剧的社会化制作开始出现并发展，电视剧作为特殊的节目形态，最早实现了制播分离。80年代初，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等一批专业电视剧制作机构成立。1989年，广电部出台《关于实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的规定》，对电视剧的生产制作采取许可制度。

20世纪90年代：影视公司成为电视剧摄制主体，电视节目制作公司问世

1996年，国家广电总局曾提出电视节目除新闻节目外实行制作和播出分离的指导意见，在此之后，中央电视台一些栏目开始尝试制播分离改革试验；1999年，广电总局明确提出：“积极推进除新闻类节目外的其他广播电视节目播出与制作的分离，逐步发挥市场机制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的基础作用。”制播分离正式作为行业管理指导意见被明确提出。

随着《渴望》《北京人在纽约》《永不瞑目》等商业电视剧的出现，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广东巨星影视制作公司等实体的相继成立，电视台相继淡出电视剧制作。到2000年全国电视剧生产量为1870部，其中电视台制作的只占10%。90年代末，一些娱乐、社教类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也相继问世。1999年，由光线传媒制作的内地第一档娱乐资讯节目《娱乐现场》诞生。

2000年-2008年：广电制播分离改革深入，民营影视公司探索自身发展路径

2003年，随着大陆地区体制机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广电总局又出台推动节目制作社会化的相关规定。此时，“制播分离”又成为电视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光线传媒、世熙传媒、唯众传媒、欢乐传媒等一批民营电视节目制作公司迅速发展。

2009年至今：“制播分离”改革新一次尝试启动

2009年6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推进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修改稿)》；同年8月，广电总局颁布《关于认真做好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意见》，对制播分离改革的总体要求、范围、方式等都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和说明。之后，各省级电视台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了制播分离改革的实践。

2009年上海实施“制播分离”改革：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一分为二，上海广播电视台与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SMG)同时挂牌，前者仍然是事业单位，负责节目播出和新闻节目制作，后者则是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出资控股的企业，负责非时政新闻节目制作和广告等各类经营业务，并谋求在将来上市。

2009年12月，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转企改制是电视媒体推进制播分离改革、将可经营性资产推向市场的重要标志。

2010年，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正式改为湖南广播电视台，对所属湖南卫视、湖南经视等实行“统一宣传、统一人事、统一财务资产、统一营销、统一技术”的管理原则。同时，湖南广播电视台全资控股新的市场主体芒果传媒有限公司，控股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中国好声音》开播，灿星制作与浙江卫视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同招商、均分收益，灿星直接参与浙江卫视的广告分成，《中国好声音》被誉为是“一档真正意义上的制播分离的节目”。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三十九条提出：“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

节目公司制播分离好年景

制播分离不是一个新话题，但随着越来越多体制内精英的出走，体制外民营公司或制作团队的崛起，制播分离又再次引发了业内的探讨。

影视公司发力电视节目

2013年6月，杜昉离开工作了20年的浙江卫视，跳槽至酷6网当起了CEO，然而时隔不到一年，杜昉又重新拾起老本行，以监制的身份与北京卫视合作音乐选秀节目《最美和声》。2014年5月21日，华策影视正式对外宣布，聘任杜昉为公司副总经理，并拟与其共同出资成立子公司，进行自媒体聚合平台业务的开发。兜兜转转，相生相依，作为杜昉个人，不断变化的是名片头衔，不变的是在内容与平台之间做出权衡。作为华策公司，聘请拥有电视及新媒体双重背景的杜昉，意味着公司将逐步涉足电视节目制作，同时在网络视频领域进行布局。

同样对节目市场感兴趣的还有华录百纳。2014年4月，华录百纳以25亿元收购蓝色火焰100%股权，成为A股迄今为止传媒行业最大的并购案，也是创业板最大的并购案。蓝色火焰曾先后运作《快乐大本营》《非诚勿扰》《爸爸去哪儿》《最强大脑》等多档栏目的内容营销，去年以来切入内容制作领域，制作并运营电视节目《最美和声》《疯狂的麦咭》，出品电影《快乐大本营之快乐到家》《爸爸去哪儿》。

对于主打影视剧制作的华录百纳而言，此次收购蓝色火焰可以“补充综艺节目投资制作能力和媒介运营能力”，实现“打通电视媒体产业链”的战略诉求。盯上电视节目的还有华谊兄弟，前不久，华谊兄弟借北京卫视《私人订制》“试水”综艺节目。而曾经凭借《欢乐总动员》起家，后转型影视剧业务的欢乐传媒在2014年也重新回归电视节目领域，联手东方卫视推出喜剧真人秀《笑傲江湖》。

华录百纳副总裁、董秘陈永倬认为，与影视剧业务相比，大型综艺节目持续性强，衍生能力强，虽投资规模较高，但资金周转快，且运营能力可以牵引研发和制作资源，随着制播分离力度的推进，电视栏目制作领域会出现爆发性增长，但行业门槛也会迅速显现。

在这种群雄逐鹿的竞争环境下，唯众传媒创始人、总裁杨晖表示，将来能走得更远的公司，一是具有原创和持续创新能力的公司，二是具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能建立创新管理系统的传媒企业，三是有强大的人才储备和敢于做商业模式突破的公司。杨晖对下一个热门节目类型的判断是真人秀，“或者是具有真人秀思维的娱乐节目，或者是具有真人秀思维的非娱节目。”

节目公司成资本新宠

4月24日，A股上市公司浙富控股发布公告称，公司将以8.4亿元收购梦响强音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40%股权，同时还将在梦响强音2014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六个月内，有权以约定价收购上海民星文化传媒合伙企业所持梦响强音不低于11%的股权，即公司合计收购梦响强音不低于51%的股权。按40%股权8.4亿元来计算，梦响强音估值达21亿元，《中国好声音》制作方实现曲线上市。

不久前，正在排队等待登陆创业板的北京能量影视发布预披露公告，招股说明书显示，能量影视拟募资2.32亿元人民币，其中1.86亿元将在未来三年内陆续用于制作《超级演说家》《我为喜剧狂》《蚂蚁斗大象》《鲁豫的礼物》等四档综艺节目。能量拟上市的消息披露后，陈鲁豫、周立波等明星股东的身价预测一度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也带动了公众对能量本身的关注。

以模式节目引进起家的世熙传媒也得到了资本市场的青睐，世熙传媒分别在2013年5月、2014年4月先后进行了两轮融资，融资总额达到1.2亿元，融资完成后，北京文创产业基金、广东广电基金以及红杉资本均成为世熙传媒的股东。除了引入股权投资，2013年世熙传媒还获得了民生银行提供的1500万元信用授信，今年世熙还计划接受总额为1.5亿元的银行贷款。

世熙传媒董事长、CEO刘熙晨表示，从一家单纯的模式引进和节目制作商，逐步走上与资本结合的道路，是世熙传媒近两年的最大变化。据了解，世熙传媒计划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进行股改，引进新的战略合作伙伴，并计划在明年年中递交上市材料，主攻创业板或中小板。

有业内人士分析，2014年出台的“一剧两星”政策对以视频产品为主打的制作公司是个利好消息，2014年是视频产业的资本元年，一定会有更多资本涌入，但是与影视剧业务相比，目前电视节目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高，真正成规模、有影响的市场主体偏少，因此，资本在进入时应该有更大格局，并且要对产业有更多耐心，通过资源整合让整个行业变得更加健康。

制和播的多种合作模式

自己出资制作，节目完成后，发行至电视台播出，以承制模式获得制作收入；

自己出资制作，节目完成后，发行至电视台播出，获得部分或全部广告资源，自己经营广告获得广告收入；

自己出资制作，节目完成后，发行至电视台播出，由电视台经营广告，制作公司按比例分成获得广告收入；

制播双方共同投资，联合制作，共享广告收入以及其他衍生业务回报。

上述四种模式是目前比较常见的几种制播分离模式。杨晖表示，现在已经进入大视频时代，以后制播分离的方式会更加综合多元，比如可以通过与第三方合作，在节目之外产生新的子产品，“所以我们现在都是用产品思维做节目，希望能形成新的全媒体产业链。”

在《开讲啦》《青年中国说》登录央视一套的同时，今年上半年唯众传媒又联合腾讯视频推出调查类真人秀《你正常吗？》，并完成时尚类节目《中国爱美丽》4集样片的制作，今年第四季度唯众还将推出一档创业类的互联网密室真人秀节目。

随着视频网站在自制节目领域的发力，视频竞争变得更加充满变数，无论竞争平台怎样此消彼长，不能或缺的都是内容供应商的支持与配套，杨晖说，与前几年相比，现在大家对制作公司更加尊重，心态更加平等，在合作时会更多探讨如何实现双赢，而不是简单的甲方、乙方的概念。

“制播分离走向深入，是发展大势，总局出台‘限娱令’、‘限广令’其实都是人才洗牌的前兆。”2011年加盟世熙传媒担任执行总裁的原湖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汪炳文分析，“限娱令”会促使电视从业人员重新整合，比如一直主打娱乐的湖南卫视，娱乐节目数量减少后，会有很多团队面临转型，有些或许就选择了跳槽，而“限广令”又增加了电视台对电视节目的播放需求，这样会催生更多民营公司，也会随之产生更类型的合作方式。

受田明、金磊离开SMG在灿星制作推出《中国好声音》的“启发”，近两年有更多电视台高管、金牌制作人出走谋求创业。这些脱胎于电视媒体的制作公司，相较一开始就在市场中打拼的民营公司，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和行事风格，比如前者可能更擅长某类电视节目的制作，后者则更懂市场、管理，有客户意识。而金牌团队一旦脱离平台的庇护，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后，需要面临很多新的规则和挑战，企业管理不是节目组和部门的管理，这些新兴公司在市场中的生存能力，以及为推动电视市场化程度所做的创新力度，将直接决定它在市场中的机会多寡。

央视制播分离年表

1985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并入中央电视台，这是内地第一批电视剧专业制作单位。

1993年，央视《东方时空》栏目率先实行制片人制，成为电视台栏目内部制播体制改革先行者。

1996年，一些栏目开始尝试制播分离改革试验。央视《欢乐家庭》以公司化运作方式开播，成为央视最早以制播分离改革试验的栏目。

1998年，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杨伟光在央视1998年工作会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央视要采用制播分离制的做法。

2000年，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对制播分离改革的总体目标、考核标准、实施方针作出具体阐述，并称“年内，拟选择第五套体育频道、第八套电视剧频道和这几个频道之外的其他几个栏目进行先期试点，以取得突破”。同年，中央电视台正式成立了由副台长胡恩挂帅的工作小组，专门研究制播分离的步骤和政策。

2003年2月，央视提出改革新举措：“除了保留新闻节目外，其他频道将逐步全部成为商业经营的专业频道，全部采取市场核算，以广告收入决定节目生存，也就是实现电视频道的商业化管理”。央视以《同一首歌》《开心辞典》《艺术人生》等10个栏目为试点进行制播分离改革。

2009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实行转企改制，改制后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是中央电视台台属、台管、台控的独资公司，并将继续使用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品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转企改制是电视媒体推进制播分离改革、将可经营性资产推向市场的重要标志。

2014年，央视将加大制播分离、从优秀社会制片力量手上购买优秀节目的力度，与灿星制作联合推出《中国好歌曲》《出彩中国人》，与天娱传媒联合打造《嗨！2014》等节目。

灿星制作成长史

2010年，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CMC)与美国新闻集团(NewsCorporation)战略并购星空卫视的电视业务，成立星空华文传媒公司，下辖灿星制作。

2011年，原SMG副总裁田明出任星空华文传媒CEO，兼灿星制作董事长，原SMG制作团队的部分核心人物进入灿星制作。

　　2012年7月，《中国好声音》开播，首次将真正意义上的“制播分离”引入中国(内地)。灿星制作与浙江卫视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同招商、均分收益，灿星制作直接参与浙江卫视的广告分成。

2012年12月，灿星制作的母公司星空华文成立了梦响强音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负责此前签约的好声音学员的经纪事务。灿星制作把选手签约以及签约之后的商业演出等项目都收归己有，包括音乐学院、演唱会、音乐剧、线下演出等在内的全产业链。

2013年6月，《天天向上》制片人张一蓓担任星空华文国际传媒集团总裁助理、星空卫视副台长，并宣布将出任2014年与央视合作栏目《出彩中国人》的制片人。

2013年7月，《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启动，第二季总收入10亿元，其中加多宝2亿元冠名，每期收入8000万元，15秒最高380万元。

2014年1月2日，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CMC)与21世纪福克斯(FOX)对外宣布，星空传媒管理团队将协同CMC买下福克斯手中所持的星空传媒47%的股份。

2014年1月3日，灿星制作的开年新秀《中国好歌曲》登陆央视3套黄金档，收视近2%。田明表示2014年灿星制作将在原创节目上发力。

2014年2月9日，央视与灿星制作携手打造的《出彩中国人》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

2014年3月25日和4月8日，A股上市公司浙富控股分两次收购了梦响强音共计40%的股权，作价8.4亿元。按40%股权8.4亿元来计算，梦响强音估值达21亿元。

来源：综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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