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记者牛钰 5月中旬，阴雨绵绵的香港，难得有一两天放晴。

齐夏走出位于中环的办公楼。这种少云且不那么炎热的好天气，可以让他缓解工作的疲累。

香港中环，是知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大大小小的外资投行和中资券商聚集于此。行色匆匆穿行于其中的投行人，大多有着共同的忧虑：在资本市场持续震荡的背景下，始于2022年下半年的裁员潮不曾停歇。

作为一位香港“老投行人”，齐夏拥有十余年内外资投行的从业经历。过去，齐夏和他的香港同事们还“站”在金融业金字塔的顶端，手执大项目，对接大机构，享受着丰厚的薪酬。然而，从2022年下半年到今年5月，香港新股市场低迷，每隔一段时间，齐夏都会收到前同事、现同事离职或者被裁的消息。裁员成了中环金融人经常聊起的话题，相关小道消息和名单时常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各个市场的投资银行业务明显缩减。裁员的浪潮从华尔街袭向其他金融中心，国际投行巨头在多地收缩业务。中国香港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投资区域，近两年不可避免地被裁员浪潮所波及。

彭博行业研究4月22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称，随着中国内地投资市场交易持续放缓和国际投行可能会进一步裁员以削减成本，去年或有200名在香港的投资银行家被裁。

近一个月，港股的复苏像穿透乌云的曙光。经济观察报采访多位香港投行人士了解到，经过近一年的“沉寂”，受港股反弹影响，投行的ECM部门（股权资本市场）的业务已经有好转趋势，交易谈判明显变多。例如，近日股价呈现良好涨势，有上市公司在重新考虑增发新股进行融资。

整体来看，虽然少数头部中资券商对香港的投行业务有回暖预期，但是港股的复苏路径仍不明确，并且热度还未传递到一级市场。IPO（首次公开发行）、增发股票募资等投行业务持续低迷，在港的高薪投行人的工作岗位依然“岌岌可危”。

高薪酬与失业危机

在国际知名外资投行有3年工作经验的白路很忧愁。从去年开始，她觉得中环投行人之间的气氛变得很奇怪：投行业务越来越难赚钱，好像所有人都很痛苦，但找不到理想的出路，只能维持现状，“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等待被裁。

今年5月7日，有市场消息称，摩根大通拟在亚洲展开新一轮裁员，至少涉及7个投资银行岗位。该公司去年在亚洲已进行过两轮裁员。4月下旬，摩根士丹利也被传出裁撤亚太地区50个投行职位的消息。经济观察报就此事联系上述两家公司采访，截至发稿未获得回复。

与外资投行持续性裁员相比，齐夏称，今年以来，中资券商也开始对香港投行部门员工进行裁员。中资券商在内地投行业务线常用的降薪动作，很难在香港进行。在香港的法律下，降薪需要重新签订合同。所以，券商在香港更偏向于裁员。

在这轮裁员潮中，享受高薪酬的投行人士成为裁员的“重灾区”。上述彭博行业报告显示，香港高级投行家的薪酬比新加坡同行高出40%至70%，因此，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国际投行可能会进一步裁员以削减成本。香港的投行家或将面临更多的裁员压力。

在香港投行圈内，外资投行的基本工资水平普遍高于中资券商。以白路所在的外资投行为例，她是第二阶梯职级，通常年薪在两百万港币左右，已经与中资券商最高的第五阶梯职级的年薪不相上下。白路所在的外资行往年的奖金并不高，最少的时候仅是两周的工资。

齐夏发现，虽然中资券商的裁员规模相对外资投行较小，且5月份相对4月份相关动作减少，但他观察到，中资券商总部在加强垂直管理，甚至用工资水平更低的内地雇员取代香港本地雇员。

一位就职于内地头部券商的投行人士表示，A股IPO持续放缓，造成该券商的投行员工人数过剩。在4月19日证监会明确表示支持内地行业龙头企业赴香港上市后，他的领导提出要侧重于做港股的股权业务，并预测今年、明年港股业务将回暖，要求内地员工支持港股业务。

上述人士称，其所在券商在港股投行业务方面市场占有率较小，内地投行人士还没有真正接触港股IPO项目。与此同时，这家券商的香港子公司在4月下旬刚进行了一轮裁员。裁员主要原因是香港员工的工资高，并且这两年因为业务锐减，这些员工创造的收益过少。“聘请我一个人付出的薪水，可以请内地10个人。”齐夏直言，按照他目前约两百万港元的年薪标准，可以请10名内地月薪不到两万港元的员工。以其所在公司为例，从内地派驻而来的员工，月薪只有约4万港元，部门领导的月薪也不过是约8万港元。

在齐夏看来，股权业务存在共同性，内地投行人士也可以操作；而离岸债券与内地债券的差异较大，相对而言比较难取代。但中资券商已经开始“尝试”各种业务。

齐夏有一位在头部中资券商债券业务线工作的朋友，她今年被总部安排接待近十名来自内地的同事。这些内地同事是来熟悉香港业务的。她需要不停输出经验、离岸债券的基本知识、人脉等。

虽然齐夏和朋友明白教会这些同事可能会带来什么，但是他们依然会认真工作。他们更知道，这样的趋势无法阻挡。香港金融业起起落落，只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业务难做收入下滑

Wind数据显示，2023年，港股通过首发、增发、配股共募集资金757.45亿港元，同比减少44.05%，比2020年募集资金总额4921.25亿港元减少了84.61%。香港新股市场低迷，使得券商的投行业务萎缩和相关收入下滑。

2023年下半年，投行业务锐减，白路所在的外资投行经历近一年的裁员之后，还是呈现“僧多粥少”的局面。

白路发现，各个业务组和老板开始“内卷”。为了获得项目，大家都在加班加点做好相关工作。在市场的急剧萎缩下，他们已然抛下了对大型项目的执着，对任何可操作的小项目都会认真梳理。他们的主要工作内容为制作项目建议书和招标文件，即在股权融资交易前期对发行方的需求说明书提供全方位的方案，以及后续在招投标环节中制作标书、定价等，但获得新项目的机会并不多。

过去半年，白路坚持工作的原因是：希望能有一个在职的身份帮助她寻找其他外资投行的新工作。但在经历很多面试都没有结果后，白路决定“裸辞”，先去读书旅游，在休养身体的过程中寻找新的机会。作为留在香港的“海归”，她并不打算先回内地，如果有适合的岗位，新加坡更可能是下一站。

一位在今年3月被裁掉的前外资投行人士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他发现，香港投行业的供需很不平衡。他在面试时能明显感受到，职级和薪酬待遇被压低了。即使求职者有3年至5年的工作经验，也会被压到投行的入门职级。因此，其他地区的岗位也在求职投行人的考虑范围内，这些地区通常是新加坡、中东、上海和北京。

近年来，在香港市场上市的企业中，内地企业占比较大。中资券商因为在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和再融资中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业务发展迅速。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外资投行的生存空间。

4月27日，国泰君安国际董事长阎峰在2024沪港企业家圆桌会上表示，目前，港股市场上有2600多家公司，其中有65%来自内地，港股总市值约有75%至80%为内地企业所贡献，成交量约有90%来自内地企业。

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数据显示，2023年港股新上市73家公司，其中超七成的保荐人（含联席）为在港的中资券商。2024年截至4月底，港股新上市15家公司，同比减少7家。

从保荐机构的背景来看，中资券商占据重要的市场地位。在上述新增的15家上市公司中，有9家为在港中资券商保荐（含联席保荐），其中，中金公司保荐了5家，广发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信证券、光大证券各保荐了1家；外资巨头的身影只有摩根大通证券，其共参与联席保荐2家。

投行业务的收缩拖累了外资投行在中国的证券子公司的业绩。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5月15日，在已经发布2023年业绩和主营业务收入明细的8家外资券商中，瑞银证券、摩根大通证券、摩根士丹利证券在2023年均出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双双下降的情况。其中，瑞银证券、摩根大通证券2023年的净利润分别下滑91.52%、54.75%，摩根士丹利证券还出现了由盈转亏的情况。在投行业务手续费净收入方面，仅汇丰前海证券、申港证券、瑞银证券3家实现收入过亿元，2022年同期则有4家。其中，投行业务手续费净收入下滑最明显的为摩根大通证券、摩根士丹利证券，同比分别下滑73.07%、60.34%。

今年以来，外资投行的市场占有率进一步下滑。Wind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港股通过首发、增发、配股共募集资金总额为76.68亿元，其中，中金公司参与保荐和承销的IPO项目的募集资金为25.98亿元，占市场份额超过33.88%；广发证券在香港的子公司占9%；在募集资金总金额前十席位中，只有摩根大通一家国际投行，其市场占有率为7.43%。

业务难做，裁员不断，白路称自己老板的心态已经从“这只是周期波动”转变到“常态性悲观”，二级市场近期的短暂反弹也没有改变他的这种负面情绪。

复苏前路难见

经济观察报从多位券商内部人士处获悉，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头部中资券商在港项目储备丰富，在港股复苏的良好预期之下，如果二级市场持续回暖，在港投行业务会获得新的转机。

2023年8月14日以来，恒生指数从19000点一路下跌，直至今年4月下旬才开始反弹。截至5月23日，恒生指数收于18868.71点，比4月19日的收盘价上涨16.30%。但从走势来看，4月下旬至5月20日的强劲反弹态势已经结束。

汇生国际资本有限公司总裁黄立冲认为，指数向好的表现对于资本市场的发行来说是利好，但本轮港股行情主要是“国家队”资金南下带动指数上涨，没有形成市场效应。从周期性来看，每年恒生指数都会有上下约20%的波动，此轮复苏能持续多久或许难言乐观。

4月19日至5月21日，香港市场的IPO募集资金仅为21.81亿港元，中金公司独占63.54%的市场份额；增发拟募资总额合计为39.50亿港元，其中最大的一笔是巨子生物5月17日宣布以每股49.4港元的价格配售3322万股，预计募集资金净额约为16.27亿港元，高盛国际为整体协调人和配售代理，中金公司为财务顾问。

一位了解上述交易的香港投行人士表示，这次巨子生物的大额配股主要是中金公司的储备项目，因为高盛国际之前没怎么推介这只股票。一般而言，投行所收的手续费为认购金额的1%。认购完成后，一部分对冲基金会卖出，卖出交易通常会通过高盛和中金公司执行，佣金比例约为0.25%。因此，这种大型项目能让投行赚到更多的钱。但是如今，大型项目寥寥无几。

齐夏也不确定这一轮港股复苏能够走多远，但他希望能够像好天气一样持续。五一假期过后，齐夏跟一位投行人士吃饭聊天。这位28岁的后辈在2019年从内地到香港打拼，不久前升了职级，但工资没有加，年终奖还要递延两年，因此心有不悦。

齐夏时常安慰后辈等待时机。他说起自己十六年前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月薪只有8000元，住着拥挤的“棺材房”，在自己的努力下，历经港股十几年的发展，才能有如今的工资待遇。

但从2020年开始，港股进入漫长的调整期。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忆东称，过去四年，港股的最大跌幅超过50%，透支了各种利空。

也正是从那时开始，齐夏的很多同事陆续离开了公司：香港本地的同事离开了至少40%；来自内地的同事变动相对较少，离开了约10%。

齐夏对自己的未来也不是很有信心。在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的形势下，“退圈”的投行人士创业或者转行做其他行业也很难。如果有一天被裁，他就计划从金融圈“退休”，去炒股、开网约车或者送外卖。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齐夏、白路为化名）

裁员阴霾笼罩香港高薪投行人 “聘我一个人的薪水，能请内地10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