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郑宝用

网上搜索“郑宝用”，出现最多的是他作为“华为0002号员工”的内容：

他是华为初期最早加入的员工之一，是华为最早的总工程师，被任正非誉为“一个顶一万个”的“1000年才出一个的天才。”。

他曾在华为的发展初期扮演关键角色。经典成就包括：作为总工程师，带领华为研发推出了奠定业界地位的交换机产品，产品销往全球五十多个国家，服务上亿用户，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令华为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了下来。

他也曾在华为腾飞转型的分水岭时刻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核心贡献包括：2003年，他力挽狂澜，阻止华为放弃包括手机在内的移动终端业务。2019年移动终端业务的销售额是4763亿元人民币，占华为全部业务的54.4%，让华为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如今，郑宝用虽然对外还是华为首席科学家、高级副总裁，但却已不再居于华为的核心，甚至不在董事会与监事会之列。网上关于他的动态新闻极少，且都是来自华为之外，比如关于他被聘为各种各样的顾问的消息：

2020年8月，被聘为重庆市永川区科技顾问；2020年8月，在重庆智能工程职业学院做专题报告；2020年7月，被聘为山西省大同市“六新”发展总顾问；2017年12月，被聘为福州市经济发展顾问……

而且，郑宝用还相当年轻，不过56岁的年纪，比依然还在冲锋陷阵的任正非小整整20岁，和华为现任董事长梁华同龄。

是什么让他依然在华为但却不再显要？

开创世纪

1993年，华为大多数员工还租住在公司附近农民的房子里，条件很艰苦。

而彼时的郑宝用，已住在华为当时唯一一栋宿舍楼里，那里住的都是华为早期的创业骨干和特招人才，大部分人是公司的高层领导。郑宝用不仅住在那里，还是这栋楼顶层“唯二”的住户——另一户是，工号为0001的任正非一家。

彼时刚刚29岁的郑宝用，在员工超过300人的华为已居权力顶端，可谓“一人之下，百人之上”。原因也很简单，他是华为的技术核心骨干，在他带领下研发的交换机产品，仅在1992年一年，就卖了1个亿。

上世纪80年代末，电话在中国企业及家庭中得到普及，让交换机市场拥有了巨大的潜力，而初创华为和任正非看中的正是这一市场。

郑宝用1989年进入华为，在他的技术引领下，华为公司很快就推出了HJD48小型模拟空分式用户交换机。该项目结束后，郑宝用随即成为了华为公司的副总经理兼第一位总工程师，负责华为公司产品的战略规划和新产品研发。

对于当时郑宝用的职责，华为内部流传的一句话是这样概括的：“只要是不生产、不发货的产品，凡是没做出来的产品都归郑宝用负责。”

事实上，郑宝用加入华为之前，就已拥有“开挂”的人生。1964年生于福建长乐，16岁考取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学习光学物理专业；20岁本科毕业继续攻读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23岁获理学硕士学位。留校带了两年研究生后，25岁的郑宝用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博士。

在读博士时的某一天，郑宝用听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敲门声，敲门的人正是任正非。

多年以后的一本鸡汤杂志中，一篇名为《站在矮处得人心》的文章曾这样描述这次见面：

1989年，郑宝用在清华大学读博，他的毕业论文已经写好，就等着接下来的答辩。一天，有人敲郑宝用宿舍的门，郑宝用出门去看，对方一把抱住了他：“宝用，不认识我了？”郑宝用才认出眼前的是任正非。

任正非开门见山：“宝用，这次你一定要帮帮我。”郑宝用吓了一跳：“老任，你出啥事了？”任正非喝了口水，说：“我的华为公司创办才两年，现在很艰难，主要就是缺乏高技术人才，这不，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郑宝用很为难：“我还有半年时间才毕业，现在走不得。“任正非用羡慕的口吻说：”你是学计算机的，现在吃香得不得了。可惜啊，我对通信技术一窍不通。

在公司里，虽然我是老总，但不懂技术，总是矮人一截。如果你去，一个人就能顶一万个。“任正非的这般”吹捧“，让郑宝用有所动摇，但他并没有立即答应任正非的邀请。

而任正非也没有马上离开，在接下来的几天，两人同吃同住。几天下来，郑宝用招架不住任正非的软磨硬缠，决定放弃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习，加盟华为。

郑宝用的这个决定，让他的同学们非常吃惊。有人问他：“任正非怎么就能让你放弃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而加盟他的小公司？”郑宝用说，“是低调和真诚。老任不把自己当老总。他放下身段，站在了矮处，自然就拉我下水了。”

任正非找到郑宝用并非偶然，把郑宝用介绍给任正非的“猎头”叫郭平，是郑宝用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同学，他略早于郑宝用加入华为，目前是华为董事会成员、副董事长。

靠技术研发成了大红人的郑宝用，并不是人们传统印象中那种只会在实验室埋头苦干的科技工作者，而是一不小心就会贪玩好耍，“不求上进”。

比如，他业余时间喜欢打扑克，甚至还改造了“升级”的规则，被大家称为“华为标准”的“升级”。由于就住在任正非隔壁，他的这一爱好也常常被晚上过来找他谈工作的任正非发现，次数多了，任正非心里会有不小的意见，但基本上也就是口头批评一通了事。大多数时候，任正非都是在表扬，甚至反过来拍郑宝用的“马屁”：

“阿宝（指郑宝用）是1000年才出一个的天才。我们需要上千个这样的阿宝。”

郑宝用也就这样继续“劳逸结合”、顺风顺水地被“宠着”。直到有一天，一个名叫李一男的年轻人走进了华为的研发办公室。

李一男来了

李一男比郑宝用小6岁，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光学物理系。严格地讲，郑宝用不仅是李一男的亲师兄，还是他的老师。因为1987年-1989年郑宝用在华中科技大学留校任教期间，李一男还在那里读书。

华为对华中科技大学“生产“的人才情有独钟，除了李一男、郑宝用及前面提到的郭平，目前华为董事会中的CFO孟晚舟、副董事长胡厚崑、董事彭中阳等皆毕业于这所学校。

出生于湖南的李一男是比郑宝用还要神的神童：

15岁便考入华中科技大学少年班，22岁便进入华为实习。1993年6月，李一男研究生毕业，正式入职华为，入职的第二天，升职为华为工程师，7天后，升职为主任工程师，协助郑宝用开发C&C08。

彼时郑宝用并未意识到，李一男会成为自己未来的竞争对手，至少没想到会那么快。

1993年，华为面对的是国内外企业的双重竞争：

国外，有“七国八制”，即日本NEC和富士通、美国朗讯、加拿大北电、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比利时贝尔和法国阿尔卡特八家巨头。

国内，则有“巨大中华”，除了华为自己，先后成立的巨龙、大唐、中兴则瞄准了农村市场，试图通过低价率先在农村打破国外品牌垄断，从而占领市场。

C&C08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了华为背水一战的产品。据说，C&C08名称中的C&C是Country&City（农村与城市）的缩写，隐秘地表达着此时华为人“农村包围城市”战略。

最初郑宝用把李一男视为自己的科技接班人，甚至还帮其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到1994年年底C&C08研发成功前，二人经历了不到两年的“蜜月期”，C&C08的研发团队堪称华为的“黄埔军校”，郑宝用和李一男这两个少年天才劲儿往一处用，共同助推了华为的原始腾飞。

1994年，C&C08万门机项目开发进入联调阶段，同时美国世界杯开打，华为研发人员中球迷居多，基本上白天搞研发，深夜看比赛，睡到第二天将近中午起床再继续工作。

李一男当时和同事合租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他后来回忆说：“我以前从来没看过这么多的足球转播。”

李一男不是一个足球迷，但他在那个夏天认识了罗马里奥、贝贝托，记住了罚失点球后罗伯特·巴乔那忧伤的背影，记住了巴西队最终捧起了世界杯的画面。

但他很可能不知道，在当时的巴西队“独狼”罗马里奥的光环下，同样随队出征的一名门牙不好看的巴西球员没有获得一分钟的出场机会，这名球员将在不久的将来震惊世界足坛，他叫罗纳尔多，后来有了个外号叫“外星人”。

1994年，李一男和郑宝用的关系就像罗纳尔多和罗马里奥，一个玉在璞中，一个风头正劲。随着C&C08项目的完成和传奇性的销售业绩，郑宝用在华为的地位到达了顶峰，身为华为中央研究部创始总裁的他几乎一言九鼎，甚至和任正非之间偶尔也会发生摩擦……

在这个时期，任正非和郑宝用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只是据说任正非后来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要尊重人才，使用人才，但绝不能依赖人才，放纵人才。”

李一男则一路青云直上，他接任郑宝用担任第二任的中研部总裁，郑宝用被提拔到一个更高部门——在战略规划部担任总裁。名义上战略规划部负责规划整个公司产品发展策略，指导中研部的工作，但实际上，李一男根本就不把战略规划部放在眼里。

渐渐地，郑李二人的矛盾开始公开化。为了在研发部门树立权威，李一男与郑宝用开始了针锋相对地斗争。凡是郑宝用支持的，李一男必反对，在技术方案上如此，在用人上也是如此。据说，两个人在各种会议上经常吵得面红耳赤。

对和郑宝用走得近的人，李一男都会无情打击。那时候，在开技术讨论会的时候，大家发言都是小心翼翼的，一边是公司元老，一边是公司新贵，哪个都不能得罪。李一男就这样在中研部很快建立起了他的权威。

有一段时间，看到郑李闹得太厉害了，任正非在一次中研部高层干部会议上说：“郑宝用和李一男，一个是比尔，一个是盖茨。只有两个人合在一起，才是华为的比尔·盖茨。”

任正非从李一男在华为实习期间便看好他，称他为“红孩儿”。现在，“阿宝“对上了”红孩儿“，斗了个你死我活。

后来李一男和郑宝用矛盾加剧，甚至到了谁去谁留的地步，关键时刻，任正非选择了郑宝用。

2000年，李一男离开华为前夕，曾与一位同事一起吃饭。据那位同事回忆，李一男说:“当年年轻气盛、不懂事，和阿宝斗得你死我活的，现在想想，真不应该。”。

对于这段经历，最痛心的应该是任正非，他曾说过：“因为当时我没有把郑宝用和李一男管好，他们两个闹矛盾，作为主管领导有责任。”

二次救驾

后来李一男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2000年12月，已被外界视作任正非接班人的李一男突然离开深圳，前往北京创立了港湾网络，成为华为最大的竞争对手。

2004年左右，华为成立“打港办”，与李一男的港湾网络竞争激烈。2006年9月，李一男重回华为，任副总裁兼首席电信科学家，12月末，任华为终端公司副总裁。但好景不长，2008年10月6日，李一男再次离开华为加盟百度任CTO。

再后来，在经历了一系列不甚成功的创业项目后，2015年6月，李一男突然被捕入狱，因为“涉嫌内幕交易”。

李一男叛走建立“港湾”后一年，郑宝用在工作中晕倒，后来查出脑瘤，此后一直专心养病，后来虽然逐渐康复，但也已没有了当年的生猛，虽然网传其于2013年新年正式回归华为，但再无更多值得书写的传奇。

郑宝用和李一男，从外表看来，一个像《功夫熊猫》里那个憨直却本领深厚的熊猫阿宝，一个像长着黑眼圈、腹黑叛逆的小哪吒，两人虽然性格形象截然不同，却都是常人不可想象、不曾经历的少年英雄。

不知道郑宝用看到李一男折腾的背影，是否会想起自己的童年：

家里兄弟五人，只靠父亲一人在村卫生站当炊事员的微薄收入过活。上中学期间，每两周小郑宝用要回一次家拿番薯米做口粮，从学校到家距离13公里，徒步一趟要走两个小时，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郑宝用却从来没有放弃对远方和科学的憧憬。

郑宝用曾回忆说，自己上大学之所以选择光电物理专业，实际上是因为高考前看过的一部叫做《珊瑚岛上的死光》的电影。那是一部1980年出品的国产科幻片，讲述了一名爱国科学家发明了“高效能原子能电池”而引起了世界商业财团的觊觎，其中讲到了神奇的激光，这激发了郑宝用对科学的向往。也就是从那以后，他走上了科学之路，并投身民族企业，见证了华为的成长。

在无人不晓和无人知晓之间，从来都留有一条细细的小径，很少有人耐得住在这条小径上停留，何况是作为一名少年天才的郑宝用。但在进入了21世纪以后，郑宝用选择了独自在那条小径上行走，以不为人知的方式。

不过，我们依旧可以找到他偶尔“单骑救主”的消息。

2003年，郑宝用从美国看病回来后，开始担任华为的“蓝军”首长，即通过模仿和研究竞争对手，为任正非和华为的管理团队供给战略建议。虽没有在一线，但这一次作为蓝军首长的郑宝用，以“直言绝谏”的方式，保住了华为后来极其重要的移动终端业务。

华为从2003年开始做手机，但在最初的几年，做得并不好，连自己的职工都不乐意用。任正非很懊悔，认为华为应该坚持通讯事务的主航道，不应该造手机，他提出不想做终端业务了，索性卖掉算了。此后，华为与贝恩等私募基金开始商洽，甚至出售的协议都拟好了，预备卖掉终端业务。

关键时刻，身为华为“蓝军首长”的郑宝用挺身而出，并阻止了交易。他拿出一份蓝军的研究报告，告诉任正非：“我们研究认为，未来的电信业将是客户端、管道和云三位一体，终端决定了需求，假如我们抛弃了终端，就抛弃了华为的未来。”

正是这一番坚持，才有了华为手机后来的“荣耀”。

至2019年，华为消费者业务销售额是4763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比增长34%，占华为全部业务的54.4%。华为（含荣耀）智能手机发货量超过2.4亿台，同比增长超过16%，其中5G手机发货量超过690万台。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IDC和Strategy Analytics的报告，2019年华为（含荣耀）智能手机市场份额达到17.6%，稳居全球前二；5G手机市场份额全球第一。

但在华为终端快速发展并显赫于世的另一边，力挽狂澜保住了华为终端的郑宝用却越来越深居和隐退了。近几年，关于他的公开报道多是参加各种调研、讲座和被聘为专家。

他在华为的工作重心也转到了培养技术人才和为地方政府发展出谋划策上。

根据公开报道，今年7月，郑宝用被聘为大同市“六新”发展总顾问，成为其转型发展“智囊团”一员。在此之前的2019年10月，大同大学还与华为共建华为信息与网络技术学院，培养数字化人才，大同市希望郑宝用将这支队伍培育成助力大同转型的“先锋队”。

今年8月，郑宝用作为名誉校长，来到重庆智能工程职业学院暨华为（永川）联合技术创新中心，讲述自己在华为的工作和奋斗经历，同时结合华为的企业发展经历和文化，对如何推进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提出了思考和建议。

当年年轻气盛、轰轰烈烈的“阿宝”，如今已满是云淡风轻和与世无争。

这改变，或是主观的选择，或是客观的使然，但无论哪种，他还在华为，还在为华为贡献力量，这对他自己，对华为，对任正非来说，已是欣慰了。

郑宝用晕倒在工作中并被查出重疾时，正值华为内有李一男港湾之乱，外有思科专利和商业大战的关键时刻。

据报道，当时同样日夜操劳的任正非，知道消息后一度如五雷轰顶，费尽周折地找到所能联系上的最好的医院后，他是流着泪把郑宝用送到海外治疗的。

追随任正非超过30年，他屡救华为却深藏功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