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赝品，是个好东西。”

——黄四郎《让子弹飞》

上世纪末发端于美国、随后席卷全球的互联网革命，是一场异常复杂的技术革命，它改变了我们，也改造了我们身处的制度，后者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多个层面。

在经济上，互联网催生的网络信息经济迅速崛起与扩张。短短三十年，互联网成为复兴去中心化和非市场化生产的催化剂，这两者自传统工业经济兴盛以来，一直被压抑。算力、通信和存储成本的下降，既给普罗大众创造了生产条件，也为网络信息经济本身营造了制度土壤。

没过多久，网络信息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的融合，便成为全球各国经济政策之大势。互联网革命也冲击了政治制度。比起上世纪早期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和议会选举权的扩大，互联网的普及和去中心化，为民主政治组织带来一股新的推动力。当然，质疑数字民主的声音，也从未间断过。当代民主政治不得不在这一系列撕扯过程中，续写互联网时代的新篇章。

夹在经济和政治变革洪流中，更容易被我们忽视的，是文化变革。潜移默化间，我们正在见证互联网推动的新型文化生产方式的兴起。其中最关键之处是，互联网和相关技术的发展，赋予普罗大众更多机会，让他们得以进入文化生产和传播过程中：他们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还是更主动的参与者。在空间上跨越地域、在时间上克服共时性，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分散式大规模集体协作，使得信息、知识和文化的同侪生产，成为网络文化生产的时代特色。

如果说在经济和政治上接受互联网革命的洗礼，中国由于底子薄、起步晚，比西方发达国家稍有时滞的话，那么互联网革命在中国掀起的文化变革，则因我国技术民主化和知识产权“弱保护”状态而具备时代先锋意义。对于这场文化变革，本文只能借助B站的网络文化生产现象，从技术和法律角度切入，做一个局部解释。具体而言，本文试图借用B站“让学”二创作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讨论如下几个问题：网络时代的新型文化生产的特点是什么？哪些条件促使其在中国成为可能？生产者出于何种动机进入这种新型文化生产之中？这又与传统版权制度擦出怎样的火花？

二创，作为网络文化生产现象

2021年B站跨年晚会，以原创作品《让子弹飞》为主题的二创作品登台表演。这多多少少让人惊讶：2010年上映的《让子弹飞》已经飞了十余年，可它怎么还没落下？它不但以破亿播放量占据B站电影榜之首，还在B站上催生出研究《让子弹飞》的学问，简称“让学”，引得B站网友高呼“申遗”。

要知道，桥段拼接这类网络创作并不稀奇，国内外视频网站早已有之。真正出彩的是，“让学”折射出这么一种文化景观：分散在互联网各个角落的二创作者，通过不断从原作《让子弹飞》中汲取素材和灵感，和观众进行对话、交流、讨论、回应、创作与再创作，成就一场持续多年的网络文化生产。

“让学”二创作品大致分两类：一是对原创作品本身的评述解读；二是在原作或前人二创作品基础之上结合新素材的再创作。新素材可以信手拈来。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不出几日，以俄乌冲突为题材的“让学”作品就出现在B站，融合鸿门宴、六子吃粉、杀人诛心等诸多《让子弹飞》名场面。同样，北溪管道被炸，日本排放核污染水，没过两天，二创作品《让北溪炸》《让废水飞》等“让学”作品也相继出现。

这些例子不过是“让学”持续涌现的冰山一角，与之类似，照着“张麻子”“八岁巨婴”“黄四郎”“两碗粉”“马拉列车”“浦东”等原作意象，就着“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你才是来者”“站着，还把钱挣了！”“枪在手，跟我走！”等经典台词，网民们找出过往和当下的现实投射，拼接融梗，终成“让学”。

有别于传统工业文化生产，以“让学”为代表的网络文化生产呈现出两大特点。第一是同侪生产（Peer Production）。传统工业文化生产自上而下，掌握在诸如出版社、电视台等少数传统媒体手中。它更加专业化、团队化，创作成本较高、创作周期较长，因此产量较少，作品质量相对稳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传统工业文化生产以专业作者为中心，文化产品由作者向读者单向传输，读者参与度不高。而在网络文化生产中，由于互联网架构的分散化和去中心化，大量“让学”作品得以突破物理空间限制，实现同侪生产。这种同侪生产不仅仅发生在合作作者之间（比如字幕员、音轨师、配音员等），也发生在——甚至更多地发生在——读者与作者之间。例如，在“让学”这类网络文化生产中，二创作者多出自草根，去中心化、非市场化创作是主流；作品发布后，他们并未全然离场，而是在互动和后续创作中，与读者一同再造和发展作品。

相应地，读者也通过评论、弹幕、点赞、空降、投币甚至自行创作视频回应等五花八门的方式，参与到这一文化生产过程之中。毫不夸张地说，在可控的时间进度条和极具互动属性的平台界面上，作者与读者短兵相接。这在传统工业文化生产中极其少见。

第二是集体政治和文化表达。针对某一原创作品持续涌现的二创作品中，隐藏在作者个体意识背后的，通常是一些“看破不说破”的集体意识，而这是单一作品和个人创作所难以承载的。“让学”就是这类集体意识创作的一个缩影。《让子弹飞》叙事主线并不复杂：土匪头子张麻子打劫汤师爷，土匪成了县长，与鹅城当地劣绅黄四郎明争暗斗，最终联合鹅城人民力量推翻黄四郎。

就“让学”而言，这种集体意识无外乎是汇聚了原作《让子弹飞》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这么看来，在以“让学”为代表的二创作品中，很多讨论本身就构成行动意义上的集体政治和文化表达，并且不是“上纲上线”，而是戏谑调侃，让大众喜闻乐见甚至争相转载。

与《让子弹飞》类似，《甄嬛传》《大明王朝》等原创作品，同时具备政治和文化元素，对它们的衍生戏仿，都可以看成相关政治与文化集体意识的表达出口。甚至，连《第五共和国》这类曾经只在亚文化圈内拥有姓名的小众作品，也由于其政治和文化元素，得以通过二创一举进军大众文化。换言之，“让学”这类二创作品并不仅仅是纯粹娱乐二创，它们让我们看到当代政治与文化集体意识是如何在作品的剪辑、拼接、评论、交互之中生成、传播和演变的，而这恰恰是传统工业文化生产中难以实现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以“让学”为代表的二创作品如何在中国成为可能？毫无疑问，和任何一个大规模文化现象一样，“让学”等二创作品的成因肯定很复杂。但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条件尤为关键。一个是物质条件，涉及近年来创作和传播技术的普及与民主化。另一个是制度条件，聚焦我国版权制度的“弱保护”状态。

二创兴起的表层原因：技术普及与民主化

倘若没有近些年来互联网革命所奠定的物质基础，恐怕不单是“让学”，其他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的二创网络文化生产都无从兴起。

从基础设施角度看，虽然中国互联网发展已有三十余年，但直至近年才逐渐具备二创视频作品生产和传播的条件。根据CNNIC最新报告，截至2023年12月，中国网民已达10.92亿人，普及率达77.5%，其中网络视频、短视频用户均超10亿，使用率分别为97.7%和96.4%。这在三十年前无法想象，因为从技术上讲，视频对带宽、存储等基础设施的要求，比文本或音频要挑剔得多。

因此，报告中这组数据就显得尤为重要：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11.36亿个，光缆线路总长度达6432万公里，移动电话基站总数达1162万个（其中5G基站337.7万个）——带来的是全年移动流量高达3015亿GB。要知道，2023年的移动流量，接近2020年（1656亿GB）的两倍，而2013年至2017年五年总量只是其十分之一。事实上，2018年这一组数据才出现实质性飞跃，时间上与二创作品的兴起基本吻合。

移动流量所表征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以视频为内容载体的“让学”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其他互联网大国时，将毫不意外地发现，虽然这些国家网民也不少，教育水平也不低，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甚至时至今日，多数网民都无法在移动终端上浏览高清视频。正因此，“让学”这样高度依赖软硬件基础设施的文化现象，在这些地方缺乏发育的基础设施土壤。

同时，网络文化生产的生产工具，在普及和丰富程度方面也较以往有很大提升。就二创而言，这些工具包括图片视频拍摄、图片视频剪辑、字幕编辑、外挂素材、配音定轨、作品发布等工具。如何获取这些工具，是传统影视创作中最普遍的成本问题。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不可能指望一位才华横溢的作者在录制设备短缺的情境下，创作出优秀影视作品。

而如今，B站、抖音、快手、剪映、美图、手机摄像……触手可及、界面友好的数字技术，打破了普通老百姓参与文化创作的“次元壁”。并且，互联网本身“点对点”的架构分布，也赋予每一个节点上的用户（理论上）享有平等的发布和传播文化产品的能力。两相结合，技术民主化引发的创作和传播成本的降低，极大拓展了普罗大众参与文化生产的可能。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和创作才华，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位李子柒。

有了如此技术条件保障，比之传统文化生产，网络文化生产呈现三个特点。一是信息的非竞争性（non-rivalrous）意味着信息复制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非竞争性很好理解，当一份信息被一个人消费时，并不影响其他人来消费这份信息。信息一旦被创造出来，额外再创造同一份数据的成本几乎为零，用经济学术语来描述，即零边际成本。在互联网研究中，这一问题最早出现在P2P盗版中，而广为知识产权学界所讨论。简言之，如今作品的复制和拼接都变得前所未有地轻而易举，哪怕视频也不例外，这便大大降低了二创作品的生产成本。

第二，信息内容的生产过程，既是投入，又是产出。网络文化生产中的读者也是共同作者，消费者也是生产者。

第三个特点与前两点相关，信息生产规模效应带来的集体共同创作。只有一个人使用的社交网络软件毫无价值，因为没人给他发消息，他也不知道该向谁发消息；反之，一个社交网络软件的使用人数越多，它就变得越有价值，也越吸引其他人加入其中。同理，由于二创作品依托于原创作品，其他关联二创又依托于原作和二创作品，交织着大量互文与融梗，伴随着频繁的作者读者互动。因此，当二创作品形成规模，意味着就同一主题存在更多相关内容可供使用，在平台创造的信息传播成本降低的条件下，越发容易形成信息生产的规模效应，推动集体共同创作。这在网络文化生产中的典型表现形式，就是现如今B站屡屡出现的“某学”，比如研究《让子弹飞》的“让学”、研究《甄嬛传》的“甄学”等。

概言之，技术的普及和发展，给草根化、分散式的网络文化生产创造了物质条件。在传统工业文化生产模式下，创作者在创作和传播方面，要么得依赖市场投资，要么得倚仗政府资助。这样一来，个体创作者要么服从市场需求（资本化），要么臣服于国家官僚机构所设定的议程（体制化）。但技术民主化创造的这些物质条件，使得个人能以较低的成本，通过互惠、再分配和共享的模式，创造或交换信息、知识和文化，而不必受制于专有权的、以市场或权力为基础的传统工业文化生产模式，“站着，还把钱挣了！”。并且，网络文化生产的主力军是年轻人，“我是草根我怕谁”，具有主动性和抵抗性，并不是一味被动屈从商业化或体制化的话语设定。

然而，单这一点并不足以解释“让学”现象在中国的兴起。在互联网技术发展时间更长、普及力度毫不逊色的少数发达国家中，视频平台也“鬼畜”、也拼接，但类似“让学”如此规模的、针对某一原创作品的持续集体二创创作，几乎没有。那么，为什么偏偏只在中国出现“让学”？这一问题如果从经济分析来理解，最终将指向一个更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原因：版权的“弱保护”。

二创兴起的深层原因：版权的“弱保护”

文化生产需要成本。视频文化生产的生产工具，在工业信息经济时代非常昂贵，在互联网时代成本却大幅下降。这是上一部分主要论述的内容。然而，获取生产资料本身也需要成本，其中有一些成本是天然的，另一些则是制度化产物，后者之于文化生产最重要的就是知识产权制度。

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创作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有中生有，是从已有作品（生产资料）中产出新作。二创作品是基于已有作品而产生的，这一点自不待言。可就算是原创作品，又有哪一个可以声称其完全为作者自身的智力成果凝结，从未在形式或内容上借鉴、模仿甚至抄袭以往的作品呢？

还以《让子弹飞》为例。这部电影是根据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改编，开幕曲《送别》由李叔同填词，旋律取自约翰·庞德·奥特威的《梦见家和母亲》，电影中数次使用姜文前作《太阳照常升起》的配乐，甚至姜文的镜头语言也大量借鉴其他导演……因此，所谓原创，大抵也和爱因斯坦说得一样：站在巨人肩膀上。

既然创作是有中生有，那么前人作品一旦被产权化，后人再创作就需要得到许可甚至付费，这就带来了经典的创作成本问题：如果对既有的知识产权过度保护，就将提升新创作的创作成本。在互联网语境下，假如知识产权制度把现有的信息产权化，那将推高未来的网络文化生产获取和使用这些信息的成本，进而阻碍网络文化生产。

知识产权制度也不是没有为此做出妥协，其制度表现就是“思想/表达”二分、法定许可、合理使用、权利期限等，用以限制产权制度的过度保护阻碍创新。然而，这类传统做法，在互联网时代已经不足以适应新的文化生产方式带来的冲击。其后果是当前行动中的版权法实践（law in action），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本本上的版权法规范（law in text）。“让学”就是典型例证。

以“让学”为代表的网络文化生产，常常是通过获取、使用和再造现有的文化产品来进行创作，而且大多数是未经授权的。不管给这类行为套上哪一个学理概念，它们都隐含着一个版权制度上的风险：盗版。二创作者们每一次使用和改编《让子弹飞》的电影桥段、人物特征、台词构思等，从法律技术上分析，几乎都是铁证如山的盗版。

如果每次创作都需依法征求峨眉制片厂、英皇影业甚至姜文导演本人的版权许可，那么这些大多出身草根的二创作者们，作为个人难有心力、财力应对版权成本，作为群体又过于分散，集体行动成本太高。

两相叠加，导致在二创作品中，盗版是常态，授权是例外。于是，二创作品若要兴起，便只能绕开版权制度约束，具体表现为：版权的“弱保护”。换言之，有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知识产权法治强国，中国版权制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弱保护”状态，反倒歪打正着，给以“让学”为代表的二创作品留下生存空间。

网络文化生产中的版权制度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中国版权的“弱保护”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它又如何影响我国的网络文化生产呢？

知识产权在中国，有其特色。其实本本上的知识产权法，中国并不差。要知道，知识产权制度曾是改革开放的领头羊，《商标法》颁布于1982年8月，早于“八二宪法”和《民法通则》。作为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版权法也是私法领域立法相对完善的一个部门，并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适时汲取欧美法律的理念与制度。可是，中国的版权法就像是高射炮打蚊子，本本上的条文和欧美一样精致，在实践中的效果虽日渐改善，但还是没欧美那么好。为什么？

有些学者归咎于中国传统，最有名的说法，出自哈佛大学安守廉教授。他认为中国文化和政治传统鼓励摹仿、压抑创新，崇尚公共利益、排斥私人权利，因而版权意识淡漠，“窃书为雅罪”。泛泛讲，也不是没道理。知识产权作为现代法律制度，与儒家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传统，都有冲突。改革开放后，中国版权制度的建设，也是不断在外部全球化和内部价值冲突中试探与摸索。

版权的“弱保护”，就是这一试探与摸索过程中的特色。“弱保护”不等于不保护，也不等于强保护。如果有人上传《让子弹飞》高清电影完整视频，中国版权法不会不管。但如果仅仅是利用《让子弹飞》中的元素进行二创，那么是弱保护，还是强保护，便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最终逼问的，还是版权法打从娘胎里就一直面对的价值难题：公共利益与私人产权的平衡。

版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并非天赋自然权利，而是一个制度化产物，为的是在公共利益和私人产权之间找到平衡。可是，为何保护版权就能做到这两者的平衡呢？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在涉及信息、知识、文化的交易中，版权作为交易壁垒，本质上会阻碍公共产品进入公共领域，进而导致市场交易低效。

然而，这仅仅是静态效率。从动态长远来看，如果作者知道其产品可以被免费获取，那么其生产积极性就会降低。因此，虽然版权作为私人产权会暂时增加文化生产的成本，但版权理论的浪漫主义通说认为：从长远来看，它也能成为有用的财产性制度激励，让更多作者愿意参与文化生产。牺牲静态效率，换取动态效率，通过产权垄断来激励创新，这便是版权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产权的核心要旨。

然而，这一通说存在两个前提，即作者为了财产性激励而创作，版权是最佳的财产性激励制度。借用B站上的话来表述，就是：“创作为恰饭，恰饭靠版权”。而这两个前提在网络文化生产中，都遭遇挑战，这些挑战在中国尤为显著。

“创作为恰饭”原本是知识产权制度的一个重要前提。知识产权是一种通过设立财产性垄断来鼓励创新的制度；可它并不是鼓励创新的唯一制度。人类在没有这一制度的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文化生产也从未停歇过；即便在这一制度出现之后，人类技术进步也不是全然拜其所赐——比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和中国的“两弹一星”，靠的是国家荣誉甚至信仰，正因此，艺术与科学充满了献身精神。

不可否认，为“恰饭”——无论是全部动机，还是部分动机——创作的作者当然普遍存在。但事实上，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说的那样：“我从未听说过仅仅为了钱就写出佳作这种事儿。”这在二创领域也很明显。大量的MCN（Muti-Channel Network）公司麾下的短视频作者，工业流水线式拍摄视频，没有超越物质激励的精神追求，只希望迎合观众需求和欲望满足并从中获利。

网上流传着这些短视频作者为生产爆款视频定制的各种套路。例如，有一个教程写道：“怎样针对平台机制和推荐算法，展示出一条视频的流行潜力，是有固定公式的。我们通过拆解大量爆款短视频，发现三类爆款视频（分别为剧情类、知识分享类、产品种草类）基本都遵循如下内容结构：吸引（黄金三秒原则）→深入（核心内容呈现）→留存（互动引导）。”这种快餐式创作，想要产出好的作品，恐怕如骆驼穿针眼一样难。

无怪乎B站CEO陈睿宣布要将绩效评价从点击量转为播放时长之时，B站老UP主们纷纷击节叫好。此事之所以值得玩味，恰因其反证了两个现状。

一方面，现行激励制度并不理想，至少对那些为B站“打下江山”，最初并不以“恰饭”为首要目标的老UP主们不理想，乃至于部分老UP主们曾一度“揭竿而起”。比起工业流水线短视频，他们更愿意“用爱发电”产出质量相对较高的长视频。

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大家对于资本主导的以点击量论成败机制的厌恶。理想的激励机制到底有没有呢？也许没有，也许存在于那个回不到的过去，但终归不是当下日益凸显的、为追求点击量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套路化到丧失创作激情、劣币驱逐良币的状态。

“恰饭靠版权”的前提同样遭遇挑战，传统版权制度或许也不再为资本所待见。现代产权制度试图为资本提供合法性和伦理正当性；但技术的发展甩开了旧有产权制度所依赖的物质基础，后者迅速过时，不但不能为资本保驾护航，反而会拖累资本。具体而言，技术推动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相关商业模式的出现，使得版权制度严重滞后，阻碍资本在互联网空间的“非法兴起”。

于是，极其吊诡的是，当下资本最为集中的平台竟然“助纣为虐”，想方设法为二创清除版权障碍，具体措施不但包括平台买断二创所需的版权，甚至还帮助二创作者打版权官司。因为平台深知“赝品，也是好东西”，新的文化生产方式也需要新的商业模式。

与之类似，传统版权方也在顺应变化。早年，胡戈一次“馒头血案”戏仿，让《无极》版权方金刚怒目；如今，面对海量“让学”作品，《让子弹飞》版权方却菩萨低眉。前后对照，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版权工业也将逐渐认识到，注意力经济、流量经济、数据经济正在改造甚至取代传统版权经济，并在新的商业模式下探索新的“恰饭”之道。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在民事诉讼只能由被侵权方主动发起的背景下，知识产权的“弱保护”与其说是监管机构的无力，不如说是一场侵权方、被侵权方、监管机构和利益相关方（尤指平台）的默契共谋。而这场默契共谋的大前提，就是“恰饭”已经不再是，至少不仅仅是依靠版权。那依靠什么？依靠流量，依靠注意力，依靠数据。

回顾历史，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历史上的两次拓荒，除了经济目标以外，都混杂着政治和文化目标，后两者往往构成对财产性垄断的制约。在这个意义上，如今互联网技术给知识产权制度带来的新冲击，也恰恰因为行动中的版权法的“弱保护”状态，歪打正着，反而促成了网络文化生产的兴盛，使“让学”这类高度依赖已有作品的创作模式不但成为可能，甚至在事实上成为集体政治和文化表达的另类先锋。

此外，二创作品隐含的，还有对文本意义阐释的控制权的争夺。大多出生草根的二创作者通常不盲从体制上的权威与专家，而是强调自我解读和评价经典。他们从原创作品中攫取可用资源，并在此基础上集体二创，成为公共文化生产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他们将文化消费变成了新文化生产，不是简单还原原创作者的思想，而是要加上重新借用的材料“夹带私货”，并与读者一同在主流网络言论的缝隙和边缘“疯狂试探”。如果稍微扯远一点，从“八二宪法”的宪法精神和表达自由条款理解这一现象，那么，二创这种为普罗大众创造的政治和文化表达空间，又何尝不契合中国宪法的政治和文化目标呢？

结语

大约二十年前，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提出了影响颇大的“长尾理论”。在他看来，美国互联网所推动的文化变革，最关键就在于小众文化的传播，而这些小众文化就是“长尾”。

如果从前身Mikufans建站起算，B站也已走过十余年。如今，以它为代表的网络文化生产时代正在走来，曾经深藏在“长尾”里、以“让学”为代表的小众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并逐渐混入主流——毕竟，在年轻人眼里，如果非看跨年晚会不可，或许没有哪一台跨年晚会能比B站更吸引人？这就是在当下中国，互联网技术革命带来的文化变革的一个缩影。而这场漫长的文化变革才刚起步，前路还很长，借用让学引用率最高的台词来说，“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版权的“弱保护”, 是“二创”文化兴起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