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在厦门岛内的一角，经纬创融汇厦门首站顺利举办。

在会场上，有196家全中国最一线的政府引导基金、国资投资机构，与88家经纬生态圈公司产生了交集。

一座城市的地理位置、营商环境、产业集群、政府意识，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对于企业来说，如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城市，正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对于区域经济来说，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国资功不可没，如何客观地分析一个城市适合发展什么产业、如何根据既有产业链的情况去强链、补链、延链等等，是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国资的头等大事。

在这次为期2天的创融汇活动前后，我们访谈了多位创业者和厦门政府引导基金、国资人士，与他们谈到了关于落地，企业最关心什么问题？政府引导基金作为母基金时，会采取哪种投资策略？厦门的政府引导基金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起来？……

我们想通过这篇访谈稿，呈现各方对“城市战略”这个宏大话题的细节思考，也许他们某句话里思维的火花，可以补全你对“企业落地去哪里”这个问题更全面的想法，那么我们写这篇文章的初衷也就达到了。以下，En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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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

企业家是经济活跃的核心驱动力，而创业者是企业家的前身。我们在厦门，访谈了多位参与活动的优秀创业者，以及在会后，发布了一份问卷回访，我们也想搞清楚，是哪些因素在影响企业选择去哪里落地，以及了解创业者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我们还访谈了多位创业者，我们整理出了一些他们思考的核心点，如果你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或是被这个问题困惑着，那么这份简要纪要供你参考：

布童科技创始人汪蔚

我认为非常关键的是“说到做到”的营商环境，我自己创办公司做了十几年，曾经也看到很多很好的优惠政策，但我也在好几个省份都受过伤。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不需要思考得太复杂，最核心的就是要有信任基础。我以前也遇到过之前说好了的事情，但是后来又执行不下去的情况，这对公司来说虽然没有损失钱，但对市场机会造成了特别大的损失。

此外国内市场经常会出现很惨烈的竞争，包括外资品牌也一样有不讲武德的时候，他们也会有各种想不到的奇招。一个优秀的营商环境，就是各方面都非常规范，有法可依，这就不会有很多人想去钻空子搞事情。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而其他的比如人才政策、奖励政策等等，更多是给企业锦上添花，但企业并不是靠这些来发展的。

行云集团执行总裁梅华俊

企业选落地的地点，不是拍脑袋的决定，而需要深思熟虑。我认为一个企业在不同阶段做选择时，都会有自己的思考。当企业很小的时候，其实没得选，比如我们刚刚创业的时候，就在一个100多平米的办公室里。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做选择的重要时刻。未来再大一些的时候，选择范围也会越来越有限，因为能满足你的企业发展的城市/区域也越来越少。

企业在选择地点时，主要关注几个点：一是人才，比如我们做跨境电商，就非常在意当地跨境人才的比例和数量。二是上下游产业链，能否匹配上？是否在合适的范围内就获取到上下游产业链的相关资源？三是营商环境，契约精神非常重要，这一点对于那些已经发展到成长期的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它关乎到你最终能发展多大、多快。比如我们在选择落地地点时，不仅看招商的各种条件，更重要的是看后续在执行中能否真的落地，是否能给企业带来真正的助力。

易鸿智能总经理张权

我觉得有三点比较重要，一是产业环境，特别是作为高端装备制造所需要的协同产业，比如机加工等便利程度；二是人才，像是否有2年及以上高端装备制造经验的钳工、电工、质检、PMC等，这些基础人才的招聘便利度和成本情况；三是地方税收、金融政策支持，例如全资子公司从落地，到申请成为高新技术企业需要时间，期间所得税税率跟集团公司的税差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需求。比如在早期的时候，一方面没有时间思考去要什么政策，并且也没有资格去要，这个阶段是低头把自己的产品做出来。等公司慢慢发展起来之后，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在项目申报等等事情上，拥有透明的信息渠道，比如对各个等级专精特新企业的标准认定等。对于相关部门来说，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就是去识别不同阶段公司的真实需求，再去对症下药。比如厦门有三千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那这里面至少可以分成三种类型，比如有的公司可能很快就能登陆A股市场，那这时候最急迫的就不是补贴了，而是上市过程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件事是有难度的，因为政府相关部门本身也很忙，要想在大量企业中精确识别是有难度的，但正因为这件事情有价值且不容易，很多人都做不到，如果能有所突破，那么慕名而来的企业会越来越多。

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

对于选择企业落地目的地，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政策。在创业之初，我曾经在杭州、上海、深圳都待过，但最后选择杭州，主要还是因为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对年轻人压力太大，很多年轻人工作几年之后会离开，这样也不利于公司团队的稳定。我们这个行业是人才驱动的，能不能招到高端人才，直接决定了一家公司能否成功。所以我会看人才在当地有没有更好的政策，无论是补贴也好，或是贷款相关的政策奖励、中高层人才的税收减免等等。

此外，我也不太喜欢把对人才的评判标准完全与学历挂钩，如果过于看重博士学位、名校背景，其实会压制人才。不少情况下，真正对公司、对社会产生价值的中坚力量，并不是学历或是头衔很高的人，而恰恰是那些工程师型的人才，保证了公司的增长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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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政府引导基金、国资人士

中国的经济崛起过程，有很多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地方，比如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计划经济，所以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资源，不可避免会介入实业投资，政府引导基金、国资都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每个具体行业中，由于技术、资源、历史等因素，政企合作的方式各不相同。

厦门很早就参与到了引导基金的布局中。在一开始，厦门就决定拿出资金来与国家财政形成配套，参与国家新兴产业创投计划。一个城市的引导基金做得好不好，与当地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从这一点上说，厦门有着很大的“内部优势”。

从策略风格上来说，厦门主要采取了建立基金生态圈的方法。基于金融业是厦门的支柱产业，厦门力求先把基金生态搭建好。作为母基金，厦门引导基金投资了大量专业GP，并通过返投等制度设计，来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一个指标可以印证这个策略的成功，在最近3年内厦门新上市的企业中，超过50%有引导基金的参股基金及其关联企业介入，包括罗普特、嘉戎科技等。此外，从引导基金本身的规模来看，2015年时整个厦门的基金规模大概是500亿左右，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超过了4000亿。在布局好投资生态之后，未来厦门引导基金将更加聚焦于产业，更加强调“强链、补链、延链”作用，为厦门实现更强力的产业聚集与创新突破。

在对厦门的调研中，我最大的感触是厦门可能没有特别巨型的企业，但有很多在各自领域拔得头筹的“小巨人”，比如全球领先的企业通信和企业协作云服务商亿联网络、国内最大的视频监控芯片供应商星宸科技等，这些企业可能不见得很有名，但在某一领域占据全球重要的市场份额。这些发展背后，都少不了引导基金的添砖加瓦。

在本环节，我们访谈了厦门创投相关负责人，厦门创投是厦门产业投资基金的受托管理机构，其母公司金圆集团是一家由厦门市委、市政府组建，市财政局作为唯一出资人的市属国有金融控股集团，牌照非常齐全，拥有包括银行、信托、证券等14张金融牌照，是厦门资本招商和产业投资的核心门户。

以及厦门国升基金相关负责人，厦门国升基金是厦门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下属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平台，已发起设立并管理了市场化母基金、科技基金、半导体基金、文旅基金等多支基金，实现市场化母基金与产业化投资基金的双向布局，重点聚焦新能源、半导体、先进制造、生命科技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厦门创投相关负责人

经纬：去年厦门GDP实现了7802亿元，增长4.4%，增速高于全国1.4个百分点，增速排名位居全国15个同类城市首位。更重要的是，近几年来厦门产业升级非常迅速，高技术制造业高速增长。去年厦门市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再上新台阶，突破3600家，同比净增800家以上，为历年最多。这些增长势头背后，也少不了政府引导基金的贡献，厦门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过程中，有哪些重要里程碑？

厦门创投相关负责人：对于厦门来说，金融服务业是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市政府高度重视基金的作用，将基金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发力点。厦门市的产业投资基金，最早是从参股出资国家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基金开始，10多年来大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缘起：第一个阶段是探索起步阶段（2011年-2014年）。2011年，国务院发布“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提出鼓励以基金形式支持战新产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随即发起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基金，厦门率先而动，一开始就决定拿出资金来与国家财政资金形成配套，参与国家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基金。一个城市的引导基金做得好不好，与当地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厦门产业投资基金的缘起，也是财政资金运用市场化投资机制的关键一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起步阶段中，每个基金规模基本是2.5-4亿元左右，联动国家资金投资于厦门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与新医药、新材料、节能环保、海洋高新以及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第二个阶段是快速发展阶段（2014年-2022年）。在2014年，厦门市财政局带着大家开展前期调研，主要走访北京、上海、深圳、重庆、武汉等城市，调研总结各地的引导基金模式，以探寻形成服务厦门市经济创新发展的最佳产业基金形式。2015年2月，厦门市正式设立市产业引导基金，成为福建省首只产业引导基金，而后进入快速发展期。2017年是关键发展年，为更好形成基金聚集高地，我们制定“引头部、聚产业、汇资本”策略，逐步引入一系列行业优秀头部基金、央企背景基金、产业投资机构，并联合本土龙头上市公司发起产业基金，共同构成了厦门股权投资良好生态圈，也乘上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东风。

展望：第三个阶段是从2022年开始至今。经历十年行业周期，一个新改变是我们更加聚焦产业。目前全国各地的引导基金主要有两种策略。一种是偏重直投，比如合肥就是采取这种策略，一开始就偏重直投，当做到一定量之后，也推出了2000亿的母基金，这种策略非常值得学习，即通过直投先布局好链主企业，之后再把整个产业链带起来，通过子基金去布局产业链项目。

另一种是偏重生态，比如上海、深圳、江苏等，一开始从投资子基金开始入手，先把当地的股权投资生态布局好，然后再设立聚焦特定领域的产业基金。从去年开始，厦门市财政局牵头推进与中金公司进行新一轮深化合作，推动设立规模50亿元的产业链招商基金，通过“财政+金融”以投带招的方式，更加聚焦产业、精准发力。截至目前，厦门市产业投资基金主投领域为厦门市四大支柱产业（即：电子信息、机械装备、商贸物流、金融服务行业）的基金数量为 45 只，合计规模占比 43%；主投领域为厦门市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即: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文化创意行业）的基金数量为 28 只，合计规模占比 53%；并已覆盖第三代半导体等未来产业。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是引导基金单打独斗，而是围绕厦门想要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我们会寻找一些专业的产业投资人，与各方形成合力，这一点非常重要。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厦门市引导基金参股了包括由联和资本、惠友资本、昆桥资本等多家产业机构发起设立的基金，先通过基金招大引强吸引龙头企业落地，再聚焦龙头企业开展链式招商，通过“以投带招、以商招商”，绘制完整产业链条。厦门通过重点引入台联电来厦设立晶圆代工厂，先后吸引了美日光罩、鑫天虹、芯米、集睿致远、昇显微、华大北斗等上下游企业入驻厦门，形成“引来一个、带动一批、辐射一片”的聚集效应。目前，厦门已拥有芯片设计、晶圆制造、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和封装测试的集成电路全产业链，产业发展优势凸显。

因为基金也不是万能的，基金主要是对产业趋势有判断，并且能够提供项目线索，充当智库。但最终一家企业能不能来这里，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有没有产业集群、有没有核心的链主企业、在当地有没有应用场景、有没有相应的产业人才和上下游，这些才是能不能真正在一个地方深耕落地的核心因素，投资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经纬：引导基金与政府的产业规划之间，确实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形成配合，以形成合力带来产业聚集，厦门在这方面是如何设计的？

厦门创投相关负责人：对，比较好的做法是，政府层面有一个宏观规划，首先确定当地适合发展什么产业，规划好蓝图、客观理性分析，定下来之后再细化产业链图谱，比如当地已经有了哪些链主和链条企业，在这条产业链上，还缺失哪些部分，这种系统性的产业打法肯定是最高级别、最能借力打力的打法。

厦门这些年也一直在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强调“强链、补链、延链”。我们曾经统计过一个指标，在最近2年内厦门新上市的企业中，大概超过50%有引导基金的参股子基金及其关联主体介入。此外，从引导基金带动效应来看，2015年整个厦门基金规模大概是500亿元左右，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超过4000亿元。

厦门更加强调生态圈，先将股权投资生态的土壤培育好，坚持以市场化机制运作产业投资基金，优中选优子基金，主动为基金链接本地产业和企业资源，再结合返投等制度性约束进行规范管理，并通过重大产业项目投资夯实链主企业基础，逐步形成双轮驱动的产业引导基金模式。我们已经引入全球前三的晶圆代工厂联电的联芯和国内功率IDM龙头企业士兰带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在新能源新材料领域重点引入动力锂电池全国前三的宁德时代、中创新航，重点培育总部在厦的全国头部储能企业海辰储能等，围绕制造业产业和厦门大学优势发展新材料，持续发力生物医药领域形成聚集优势。接下来我们会更加重视引入链主企业，更加聚焦产业，助力厦门成为制造强市，打造更为鲜明的厦门产业名片。

经纬：您最近都在关注哪些领域？如果一家创业公司在犹豫要不要来厦门，您认为厦门的核心吸引力是什么？

厦门创投相关负责人：我们将继续围绕“4+4+6”现代产业体系，重点聚焦于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四大产业。厦门的城市吸引力，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厦门拥有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产业环境，厦门市创新能力指数居全国第一梯队，以科技立市，在电子信息、新能源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聚集优势。

厦门有很多专精特新“小巨人”，比如国家级的就有超过100家，他们都是各自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这也是厦门产业的一个特点，不单单是依靠巨无霸型企业，更依赖大量在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这也是厦门强大生命力之所在。

厦门国升基金相关负责人

经纬：作为地方国资，您怎么思考投资方向与策略？如何与政府招商形成联动？

厦门国升基金相关负责人：我们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财务投资角度，另一方面是在厦门政府鼓励、想要发展的领域做一些布局。我们主要做母基金，但也会做一部分直投，我们在去年也做了8个项目的直投。

在做母基金方面，我们首先会布局一些白马的综合基金，剩下一部分是行业垂直基金。垂直基金主要就是医疗、智能制造、新能源等等，这些硬科技的大方向。

在直投方面，我们主要关心先进制造、半导体、生命科学和新能源领域，我们也追求“投早、投小、投科技”，以及持续扶持某个有潜力的、在特定产业链上能够逐渐形成话语权的企业。我们也希望能够陪伴企业共同成长，并吸引这样的企业来厦门。我们不会去做压迫感很强的招商引资，而是追求比较长期的布局，最终形成双赢，让企业在合适的阶段来厦门顺理成章。

经纬：从厦门的角度来说，哪些产业政策方向，可以与您的投资方向做结合？

厦门国升基金相关负责人：厦门现在非常重视新能源产业，我们也非常希望布局这个领域。厦门有很多产业政策来支持这一类企业，为了吸引产业链形成聚集。比如产业巨头宁德时代在厦门落地建厂，以及海辰储能下游终端的客户体量也越来越大，如果一家企业是上游的设备商，那么它来落地厦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们非常不喜欢强拉的方式，如果政策好、也有一定的产业链优势，那自然会形成竞争力，企业也会顺理成章地来厦门。像新能源产业链已经吸引到了上游材料供应商、隔膜生产商等等在厦门建厂。政府引导形成下游终端大企业的聚集，建好之后上游会主动考虑过来。

经纬：您认为厦门在吸引企业落地时，核心优势在哪些方面？

厦门国升基金相关负责人：厦门的优势包括有自贸区、出海有港口优势。有一个具体的案例是，刚好我上周去厦门自贸区调研，发现现在很多机器人出海做业务，肯定要有维保，要运回来修。但是在自贸区里面修，就算是在关外，税收政策完全不一样，这种也是招商引资中的亮点。

在政策上，有不少税收返还的相关政策，针对上市公司员工持股平台，以及基金等等。因为厦门财政实力还是不错的，所以返还的确定性非常高，也确实有很多基金设立在厦门。有些上市公司，在准备上市时也会考虑把员工持股平台设立在厦门。

经纬：您也投了很多子基金，在选择GP的过程中，主要会考虑哪些因素？

厦门国升基金相关负责人：从我们的角度来说，首先看我们自己的目标。我们的定位是国资里市场化的母基金，主要投比较硬科技的产业，那么我们布局的这些子基金，也是根据我们的目标来做筛选。

首先在初步筛选时，我们会优先考虑头部GP，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硬性标准是，需要拿过国家级引导基金的GP，才能进到我们的选项里。所以我们的底线其实就比较高，不会出太大的风险问题。

此外，我们也很关注日常与GP的互动交流情况，不是说投了一个基金，投完之后就结束了，我们希望投完之后有交流、互动。因为我们整体策略是母基金加直投，所以我们也希望能与GP有更好的配合，形成自己的朋友圈，能更有效率地触达一些新兴机会。

经纬：您怎么考虑母基金与直投的配比问题？对于直投类的项目，您刚刚提到是跟投为主，那么GP本身会有一些判断，基于GP的筛选，您还会考察哪些方面？

厦门国升基金相关负责人：对，我们60%在母基金，40%在直投。每家GP有不同的风险偏好，所以也会关注不同领域、不同的创业公司发展阶段。我们在GP的筛选、推荐之上，主要是结合我们自己的策略。

我们一般会把标的分成两类公司，一类是竞争优势非常明显，已经具备高竞争壁垒，在等待应用领域的爆发，往往具备高增长优势。这类公司比较稳，抗风险能力强，当然代价是估值可能已经比较高了。这类公司我们主要考虑上市节奏如何、在二级市场上有没有空间，如果这个空间低于3倍，我们就不太会参与，我们也会去考虑估值问题。

另一类公司是市场空间有潜力，团队很优秀，但目前还尚未建立壁垒，阶段也比较早期。如果估值不虚高，我们也会布局。我们前段时间也布局了两个天使轮项目，都属于技术非常不错，也处于高潜力的领域（钙钛矿、合成生物学），并且估值不虚高。我们和合作方一起投，他是科学家出身，来帮助我们做一些技术验证，这类项目我们也觉得非常有价值。

厦门政府招商人士

地方政府招商一直是各地经济发展的先行指标，兰小欢在《置身事内》中引用了一段描写招商官员的心得：“要做到‘铜头、铁嘴、顺风耳、橡皮腰、茶壶肚、兔子腿’”。

铜头，是指敢闯、敢创造机会；铁嘴，是指能说会道，不怕磨破嘴皮；顺风耳和兔子腿，指消息灵通且行动敏捷；茶壶肚，指能喝酒、能社交；“橡皮腰”，是指要尊重客商，身段该软的时候要能弯得下腰，但在谈判过程中也不能随便让步，若涉及本市重要利益，该把腰挺起来的时候也要挺直了。

当然，招商也是企业落地过程中不确定性很大的一个环节，因为台上可以把话说得很漂亮，现实中就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如何甄别一个地方的招商诚意？更多还是靠口碑的口口相传。

大家都说厦门的营商环境好，但如何定义这个“好”？厦门有哪些成熟发展的产业？有哪些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厦门在吸引企业落地方面，有哪些差异化优势？……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访谈了厦门工信局相关领导，他全面而系统的介绍，可供你参考：

经纬：根据我们对创业公司的调研，他们在选择落户城市时，都提到了营商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您看来，对于创始人来说，他应该如何去评判一个地方营商环境的好坏？

厦门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从我们工信局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信用，很简单就是政府说话算不算数，之前谈好的条件到底落实了没有。特别对于创业公司来说，初期也需要依赖政府的政策扶持，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些重要的政策最终没有兑现，那对企业来说就会非常难受。

厦门是看重“透明、诚信”的城市，去年在全国我们率先颁布了《厦门特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立法的形式对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这个条例在全国是首个关于营商环境的条例。最近国家发改委还在厦门举办了全国营商环境现场会，全国有50多个城市的市长都参加了这个论坛。

从一些评比来看，厦门的营商环境在全省排名第一，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全国第三，政府透明指数全国第一，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综合排名全国第七，评估维度中政策环境全国第二，法治环境全国第四。这些都说明厦门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方面，有很大的力度。

营商环境不是空谈、不是口号。举一个小例子，当企业真正落户了一个地方以后，就需要跟各个部门打交道，办各种各样的审批手续，这个时候营商环境好不好就很容易体现。你去办一个消防的审批，厦门现在的要求是，所有问题要一次性告知，但有的城市就不是这样，今天来说你一个问题，整改完以后，后天又说你一个问题又去改，就这样来回改几次就很崩溃。厦门要求一次性告知，拼命压缩审批时间，给企业提供一个更高效率的环境。

目前厦门最大的工业企业是戴尔，二十周年时戴尔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来厦门，当时问他为什么坚持在厦门投资办厂，他说最重要的就是看重厦门政府讲信用，只要签了合同，不会因为人员变动而不履行。

经纬：除了营商环境外，按照您的经验，比如产业链上下游聚集、融资支持、税收政策等等，企业一般还会看重哪些方向？

厦门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不同行业可能不太一样。先说智能制造，这类企业真的很关注下游情况，简单来说就是在厦门能不能有优质客户。而对于那些本身就属于下游应用的企业来说，关心的是能拿到什么扶持政策，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想降低成本，以此来获得迅速发展。

而对于那些本身投资额比较大的项目，产业基金、政府引导基金、银行贷款等等方式，能不能帮助企业解决现阶段的问题，这是这类企业很关心的。

对于偏软件的赛道，比如人工智能，他们会更关心厦门有没有这种市场需求，因为对软件型企业来说，一个产品出来以后，可能希望厦门政府或者国企先用起来，让产品形成示范作用，再作为标杆往外推广。

经纬：厦门在过去几年中，在哪些方向上形成了不错的产业聚焦效应？

厦门工信局相关负责人：厦门最近在新能源行业上发力很大，先后落地了中创新航、海辰储能、宁德时代（厦门时代）。这些动力、储能电池的下游大厂同时落下来之后，就发现产业集群效应就形成了。很多上下游配套的企业，就更愿意落到厦门来，包括材料、隔膜、检测设备等等企业，都逐渐聚集到厦门，因为这里有生意可做。

从政府角度来说，我们更多是依据更顶层的政策导向，比如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等，工信部在力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国家发改委在强调碳中和，那基于这些顶层设计，我们的产业导向肯定也是扶持这些企业在厦门发展。

所以我们也在积极寻找市场机会。一是对国家政策导向的判断，二是基于市场上投资机构的投资动向，三是我们结合厦门本地企业的嗅觉。通过这三个角度的判断，厦门就要把新能源这个事情做下去。这个决心也体现在厦门的投入上，厦门的土地资源是稀缺的，供应出去一块就少一块，但对新能源企业的支持一直都很大。

厦门在输配电行业也有不错的产业聚集，形成了从低压、中压到高压，从元器件、成套设备制造到专业化工艺加工，集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上下游紧密关联、产品功能互补、资源互补的产业集群。厦门已成为全球中、低压开关的高端制造基地，市场占有率高达80%。ABB、施耐德、科华恒盛、许继厦门、厦门华电、麦克奥迪电气、明翰电气、红相电力等都已在厦门扎根生长多年。输配电行业2022年营收816.7亿元，同比增长25.5%，企业327家。

经纬：对厦门的土地资源是相对稀缺的，所以在发展上肯定会有取舍，优先给到政策支持的方向上。除了刚刚说到的新能源，厦门优先级高的还有什么产业？

厦门工信局相关负责人：现在这个阶段，厦门的规划是“4+4+6”，4个支柱产业，4个战略新兴产业，还有6个未来产业。

4个支柱产业集群是电子信息、机械装备、商贸物流、金融服务；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文旅创意；更前沿的6个“未来产业”是第三代半导体、未来网络、前沿战略材料、氢能与储能、基因与生物技术、深海空天开发。

电子信息和机械装备是厦门非常重要的支柱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占总体工业是33%，机械装配占工业28%，这两个加起来就占到厦门三分之二的产业产值。这两个产业也比较有特色，包括平板显示，厦门是国家光电显示集群唯一的试点城市，全球出口模组最大的基地在厦门。同时，电子信息产业第二块是计算机与通讯，戴尔中国总部在厦门，浪潮、华为昆泰、神州数码等等在厦门也有基地，厦门也是中国计算机与通讯领域比较集中的区域。

在机械装备方面，厦门在汽车、电力电气、航空维修、专用设备领域，在国内是有一定分量的，去年产值2400亿，增长了10%。

以前很多人来厦门，只是觉得厦门是美丽的旅游城市，对厦门的产业了解比较少。但其实厦门有好几个世界之最：戴尔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在厦门、ABB最大基地在厦门、手机屏全国第二的天马，最大的基地就在厦门，还拥有中国单体体量最大的柔性屏工厂。还有像薄膜电容器领域，厦门有全球市占率最大的法拉电子，去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市占率第一。

在储能领域，海辰储能去年实现了交付量第一、出货量增速第一。还有一系列公司，比如在健身器材生产领域，全球健身器材最大的出口基地在厦门。包括运动鞋，像安踏、特步、361、红星尔克等等，他们很多基地在泉州，但是总部在厦门。厦门还成为了全国太阳眼镜生产基地，在国内市场占70%，包括了运动眼镜、高端镜片、镜架都是在厦门生产，像国际品牌暴龙（BOLON）的生产基地就在厦门。

在战略新兴产业，厦门也有很多新布局，主要是三大块，一是生物医药与健康，去年产值有1015亿；二是新材料有1259亿；三是新能源有607亿。以新能源举例，宁德时代除了在宁德，也在厦门落地了厦门时代，规划产能是150吉瓦时。还有中创新航、海辰储能，都有不错的规划布局，这样的规模在全国也算是比较集中的，未来新能源会在厦门进一步的发展。

总体来说，厦门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志向高远，形成这样的格局，也是国家在背后给了我们很多重要的支撑点。

专家学者

对于创新、产业聚集对经济的影响，学术界对此也有很多研究。我们在这次活动中，邀请到了贾康老师作主旨演讲，他是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他与刘克崮合著的《中国财税改革三十年》，是这方面最权威的著作之一。在他演讲之后，我们也访谈了贾康老师，谈及了他对宏观经济走势、产业聚集对经济的作用等等话题：

经纬：疫情三年已过，市场对2023年的经济反弹期待很大，但从海外疫情后的经济表现来看，反弹可能还会有一些滞后。您怎么看今年的经济走势？

贾康：从一季度的数据来看，还有点扑朔迷离，但一些先行指标是向好的，综合来看一季度不会比去年更坏，应体现向上态势。当然一、二月份的某些贸易领域还是不行，比如沿海地区的订单量会差一些，但因为订单是更早的时候下的，所以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可以预测的是，今年二季度的指标应该是不错的，不出大的意外会非常漂亮。因为去年二季度的基数太低了，当二季度的经济指标一出来，那应该能起到明显的提振信心作用。

经纬：在经济复苏的大势下，经济在恢复正规，各地也会重新追求产业聚集，而企业也会选择去更适合发展的地方。企业一般会在意的地方包括：产业链上下游聚集、营商环境、当地信贷支持、税收政策、引导基金投资等等。从您的观察来说，一个地方如果想吸引企业来落地，什么是最重要的？

贾康：综合来讲还是一个优质的法治营商环境最重要。需要把原则体系规定得很清楚，例如上海自贸区开始搞的一套原则：企业负面清单、政府正面清单加责任清单，就非常好很清楚。从政府来说，还得考虑怎么在一个区域里形成良好口碑，企业家群体都是非常务实的，不仅听你怎么说，更重要的还得看你实际上怎么做。

作为东南沿海的福建省，也是开明地区的代表，这几年势头非常好，比如宁德时代这样的公司崛起，也非常利于福建形成产业聚集和提升口碑。

经纬：对，宁德时代最近还落地在厦门，新公司叫“厦门时代”。

贾康：福建也有自己的产业集群，厦门更是经济特区之一。福建省其实是比较早就被中央看重的地方，最早的彩色电视生产线是福建引进的，最早允许地方政府到国际上去发债是福建首创，再往后这个事没有再推广开，外债还是中央层面包揽了。但是经济特区放在厦门，也显示了对福建的重视。后来厦门机场利用科威特的优惠贷款建成，当时也是创举。

再后来泉州要建刺桐大桥，当时采取以民间资本为主，跟政府合作做PPP项目的方式，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国内民间资本首创案例。闽商敢闯实干的精神，可令福建的发展势头不错。

福建在政府引导基金方面，也尝试得很早。以政府为主搞母基金，发挥引导作用，再撬动社会资本形成一群子基金，引导基金是一个很好的机制。但最终能不能成功，这里面有非常多影响因素，一些关键性的要素如果有偏离，那也会出问题。中国各个地方政府竞争，大家有心在这方面贯彻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方向上、逻辑上都没问题，就是怎么避免失误的问题。

比如合肥可能做政府直投相对多，较高的风险与较高的收益是对等的，实践中敢于闯出一条超常规的发展道路，还是比较成功的。其他地方则可能需要谨慎一点，政府母基金成立子基金加上跟投这种捆绑式策略，让专业的GP去做。我觉得各种方式都值得积极探索，各个地方的决策者都需要根据自己的综合判断，来形成不同的特点。

经纬：您在2008年写作出版了《中国财税改革三十年：亲历与回顾》，深刻记录了那个年代分税制改革的历程，是中国财税史上非常重要的著作。中国经济在近20年来飞速发展，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也是一个研究富矿，您最近的研究重点会是在哪些方向？

贾康：我的研究方向还是比较发散而开阔的。我一直在思考着经济学怎么样创新，比如我是新供给经济学的推动者。经济学界还有一个学派叫新结构经济学，我们这两个学派的概念有共同之处，都认为原来的主流经济学必须创新，因为有明显的现实问题，我们都更加注重供给侧，也就是各个经济要素的供给侧存在的问题，带来了整个经济结构的问题，但原来的主流经济学对此解释力很弱，其针对性跟不上现实发展需要。

但在具体认识框架上，这两个流派有一些明显区别。比如林毅夫教授特别强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要基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战略，但我们认为比较优势战略，只能解释一定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机制问题。像中国这样的追赶型经济体，在战略层面必须考虑赶超战略，比如中美关系起伏以来，比较优势战略就会遇到天花板，芯片等卡脖子问题是非常鲜明的例证。这是我们两个经济学流派有明显区别的地方。

供给侧需要阐明很多创新点。我在2008年就开始写文章，中国需要理性的供给管理，认识的切入点是跳出弗里德曼的那种货币主义，实际上也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因为凯恩斯主义虽然要求国家干预，但它同时也认为简洁的总量调节需求管理的反周期处理好了，剩下的结构问题交给市场机制去解决就行了，没有必要再在复杂的供给侧去做特别的研讨。理论服务于现实生活的与时俱进，就必须有所创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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