砺石导言

在中国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的率先突破关乎全局，“共享创新”模式将是一个重要的路径选项。

01

经济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立足的根本，而一个个微观企业的竞争力又是一国经济的最底层支撑。所以，中国经济何去何从，中国企业何去何从，是中国社会长期关注的重要话题。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4周年，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大量企业凭借之前的劳动力红利、市场需求红利与政策红利迅速崛起，进而推动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到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但近些年来，一方面随着上述红利的逐渐消退，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竞争对手而采取大规模的经济遏制举措，同时又遇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都让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开始遇到空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寻找到新的突破路径，获得新的增长动能，以打破未来经济增长的天花板。

而对于如何找到打破天花板的发展路径，目前政府、学术界与产业界都逐渐形成共识，就是中国企业一定要能够走出国门，创造出像苹果、特斯拉、宝马与奔驰等一样行销全球的产品，真正实现全球化的成功。而创造出行销全球的差异化产品，没有其他捷径，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便是拥有人无我有的科技创新。

《砺石商业评论》在对美国、日本与欧洲等海外科技强国的科技创新实践进行系统研究时发现，这些国家科技实力的沉淀，核心是由这些国家的长板区域决定的。例如美国的旧金山湾与日本的东京湾，它们分别奠定了各自在信息技术产业与先进制造领域的世界领导者地位。

这给到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就是中国的科技创新很难依靠西北、东北、西南与东南等全国各个区域的均衡用力，最可行的路径也是依靠在长板区域的集中突破。

目前，中国科技沉淀最深厚的三个区域分别是京津冀、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其中，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粤港澳大湾区又是三者之中最为领先的。以2021年为例，粤港澳大湾区GDP突破12万亿元，地区经济总量超越加拿大、俄罗斯和韩国，接近德国的1/2。

另外，截至2021年11月底，在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中，共计有146家企业为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占全部实体清单企业的近50%，它们都是中国未来解决芯片、EDA、光刻机与高端教学仪器等卡脖子技术的关键。这都证明了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国经济与科技领域的地位。

近些年，我们看到中央政府也已经开始意识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对于中国经济的战略意义所在，自2017年起，便连续发布多个重要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力度水平，力争将其打造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代表中国争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制高点。

02

虽然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产业目前在中国一枝独秀，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相比欧美科技巨头，粤港澳大湾区的大企业还不够大，竞争力还不够强；基础科学能力也不足，距离成为“科学发现中心”还有较大距离。

公开资料显示，在2020年全球科技公司市值50强中，旧金山和纽约湾区分别有16家和9家企业，而粤港澳大湾区仅有2家上榜。胡润全球“独角兽”榜单百强中，旧金山湾区有34家，粤港澳大湾区仅有5家。总体来看，粤港澳相比其他几个世界级的科创湾区，还有着不小的距离。

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提出5周年，国内很多专家学者都为此而纷纷出谋划策。其中，中国（深圳）综合研究院在《共享创新——建设国际一流科技湾区》报告中，提到了一个概念“共享创新”，笔者认为其对大湾区建设乃至中国科技创新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思考。

首先，“共享创新”强调“先强带动后强”。

一方面是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即充分发挥广州、深圳、香港与澳门等几个核心城市的力量，深度连接香港新界北的科创规划，同时联动东莞、佛山、江门与中山等周边中小城市，打造从前海的科创总部高地，到深港河套科技协同创新中心，到沙头角文化科技群落，再到横琴的环湾科创带，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之间的科技协同。

另一方面是大企业带动小企业，即华为、腾讯与比亚迪等科技龙头企业，要拿出大企业的担当，对中小科创企业进行更多的帮扶，以带动它们共同参与到科技创新的进程中来。

《砺石商业评论》在研究全球其他几个世界级湾区时发现，这些地区的科技创新，都是得益于大城市带动小城市，大企业带动小企业的“先强带动后强”模式。以旧金山湾区为例，大量的中小企业都是在惠普、英特尔、苹果、谷歌、Facebook、LinkedIn与特斯拉等龙头企业的产业链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创造出了很多细分领域的科技成果。

目前，大湾区的一些龙头企业也已经开始在这方面进行实践。例如，腾讯先是在2017年启动了“云+创业”扶持计划，为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全周期、高品质创业服务，2020年又启动了“数字方舟”计划与“千帆计划”，提供产业数字化领域的技术赋能。这些扶持计划，将有利于更多科创企业的涌现。

其次，“共享创新”强调各类组织之间的协同创新。

过去，在中国科技界存在着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就是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龙头与国有科研机构为主体的科技巨头相对割裂，很难形成高效的技术协同效应，同时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而目前在大湾区，有很多像腾讯与华为这样的科技龙头企业，也有一些像中国科学院、南方科技大学与鹏城实验室等这样的科研巨头，它们都有着非常强的科研实力，但由于相互之间不共享信息，导致很多重复研发与无效研发。如果科技龙头与科研巨头这两类组织之间能够形成紧密协同，形成联合研发，将会创造出相较当前数倍的科技研发效率。

除了“科技龙头+科研巨头”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共享，笔者在对全球商业界的最新创新趋势进行观察时也发现，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跨界融合，正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创新红利。例如，以旧金山、纽约与东京为代表的3个世界级科创湾区，它们的创新模式也都正由行业内部转向行业间的融合创新。

腾讯创始人马化腾也曾提过一个类似的观点，他多次在给青年创业者提供建议时都表示，“要关注两个产业跨界的部分，因为一个产业做得很久，往往已经是一片红海，我们现在看到用新技术在两个产业跨界部分往往是最有可能诞生创新的机会，那可能是一片蓝海”。

腾讯自身的成功实践便是这种观点最有力的证明，无论QQ还是微信，它们都是通信与互联网两个技术领域的融合创新。如果不是因为深圳当时已经兼具通信与互联网这两方面的技术积累，很有可能就没有今天的腾讯。

除了腾讯自身，其实整个粤港澳大湾区过去的成功也都是源于各个产业之间的融合创新。例如，智能硬件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最为雄厚的产业之一，汇聚了华为、荣耀、OPPO、vivo、格力、美的、TCL与创维等中国最多、最顶尖的智能硬件巨头企业，它们的产品都是从过去的传统硬件转型为“硬件+软件+互联网+内容”的智能化产品。之所以顺利转型，背后正是粤港澳大湾区兼具制造产业禀赋与数字化产业禀赋的融合创新。

除了智能硬件产业，粤港澳大湾区目前也正成为中国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区域，目前已经汇聚了比亚迪、广汽埃安与小鹏汽车等多个领先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它们之所以汇聚于此，也是源于汽车制造、动力电池与智能互联网等多项产业技术在这里叠加的结果。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大湾区企业，其是中国金融产业首屈一指的巨头企业中国平安。除了一站式的综合金融服务，中国平安近些年最值得外界称道的就是它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创新成就，而其在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与物联网等数字科技领域的技术沉淀，得益于大湾区在数字科技领域的大产业背景。

所以，在未来，加强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硬件企业与软件企业在产业创新方面的共享，是创造出新科技涌现的一条关键路径。

例如，华为、OPPO、vivo、格力、美的与TCL是目前中国最领先的硬件企业，比亚迪、小鹏与广汽埃安是中国最领先的新能源汽车企业，腾讯是中国最领先的软件、互联网与内容企业，这三类企业在技术与产品上有很多互补之处。如果它们能够在科技创新上进一步加强协同，创造出跨界融合的创新产品，有可能带来各自在行业中的弯道超车。同时这些巨头们之间的共享创新，也会带动汽车、消费电子产业上游供应链企业的诸多创新机遇。

熟悉全球商业史的读者都会了解，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微软+英特尔+IBM”的企业组合，在操作系统、电脑芯片与个人电脑三个技术领域的共享创新，曾奠定了之后美国整个高科技产业的根基，这为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之间的共享创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当这种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共享创新持续发生，便会形成类似生物界的“榕树效应”。即龙头企业像榕树主干，涵养土壤和水分，作为创新生态的根基；在此基础上，新兴产业、中小企业蓬勃发展，类似榕树周围的其他生物物种，相互之间和谐共生。

虽然“共享创新”概念，最早是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出的，但笔者认为其对整个中国范围内的基础科技创新也有着重大启示意义。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共享创新”模式的推行，纯靠市场化的力量是较为艰难的，因为即使是同一组织内的各个部门之间的协同都是较为困难的，而城市与城市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藩篱会让共享创新的落地更加艰难。

因此笔者建议，像华为、腾讯这样的科技巨头或中科院、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等这样的科研巨头，应该主动站出来承担组织者的角色，先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行动起来，联合其他机构构建一个个小的共享创新平台。当一个个微观个体都行动起来，最终会让共享创新模式在更广的范围内形成燎原之势，最终产生的一个个科技成果，都会汇入中国科技创新的汪洋大海。

另外，政府相关部门也应该积极引导各个机构之间的共享创新合作，并适时出台激励政策来提升市场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等组织的参与度，而不能通过行政命令手段来强制干预市场行为。

03

一代企业有一代企业的使命。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商品极度匮乏，当时第一代企业家能够满足人民迫切需要的物质需求便是成功。再往后，只是简单满足老百姓的物质需求已经远远不够，这时开展品质化与品牌化升级，实现中国企业对海外企业商品的国产化替代就成了当时企业家最重要的使命。

而站在当下的节点，中国企业只是在中国市场实现对海外企业商品的国产化替代已经远远不够，还必须通过人无我有的核心技术，创造出行销全球的产品，与全球化的跨国巨头在海外市场一决高下。

由于长期处在中国商业研究最前线，笔者尤其在今年极为突出地感受到了中国产业界已经开始形成一股在硬科技创新领域“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与势能。美国的遏制，不仅很难阻止中国在科技上的追赶，还很有可能会加速中国成为一个科技强国的步伐。而在成为科技强国的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的率先突破至关重要。

从突破路径上，“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两个主战场，以先强带动后强”的“共享创新”理念，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制定者与科技创新实践者提供了不错的理论指导。我们期待，这一理论最终能够成为实践，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早日实现报告中所描绘的“龙头企业顶天立地，中小科创企业铺天盖地”的壮丽蓝图，进而实现中国整体科技实力在全球范围的领先。

共享创新：从科技湾区到科技中国的新路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