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上观新闻

当短视频、综艺成为佐餐必备的“电子榨菜”，各色“谷子”变身缓解焦虑的“电子布洛芬”，今天一些年轻人似乎陷入了一个悖论：明明拥有人类历史上最丰富的文化资源，却正在失去享用它们的“胃口”。

这种“文化体力不足”，近年来作为一个网络热梗被频繁提及，也被很多人拿来自嘲戏谑。面对泥沙俱下的信息洪流，我们的文化体力真的在下降吗？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对抗“衰弱”，“强身健体”？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为此对话三位相关领域的学者，请他们谈谈对“文化体力”的切身感受与有效建议。

主持人：刘璐解放日报记者

对话嘉宾：柳珊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媒介批评》主编

朱丽丽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江苏紫金传媒智库高级研究员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

严肃阅读是有“抵抗感”的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各位对于“文化体力”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朱丽丽：我是在一项影视研究中第一次接触到“文化体力”这个词，当时就有一种“命中要害”的感觉。虽然它不是一个学术概念，但它在描摹人们在接收一些比较严肃的、深刻的文化产品时，那种心力不足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精准。

我在高校上专业课时，经常发现一些以为学生一定看过的经典影视作品，孩子们要么没看过，要么只看过一些3分钟、5分钟“带你看完XXX”的解说视频，就是那种“男主角叫小帅，女主角叫小美”的电子榨菜，原因是往往是原片“太长了”“看不下去”。

不止电影，今天，专心读完一本文学名著、沉浸式听完一场古典音乐会，好像对我们的时间、精力和心力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已经习惯了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我们，似乎很难有足够的文化体力进入深度学习的状态。

朱丽丽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江苏紫金传媒智库高级研究员

唐小兵：我觉得“文化体力不足”这个说法，切中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症候。

据我观察，短视频、游戏等电子娱乐产品的过度泛滥，对一些学生身心带来的更多是负面影响，不仅干扰了他们的学业，也改变了行为模式。比如有些人以前还会去户外活动一下，沉迷屏幕后，买菜吃饭都不用出门，对身体的使用越来越少，保留的健康生活方式越来越少。

我是70后，不论是与二三十年前还在当学生的我们相比，还是与我十几年前刚刚留校任教接触的那几年学生对照，当下年轻人文化体力急剧衰退的事实，是肉眼可见的。

包括对于未来年轻人文化体力究竟如何的预测性判断，我可能也是比较悲观的。像我这样提倡严肃阅读的人，在今天似乎越来越难以找到共鸣。过去滋养我们的文化根基正好像松动了，这也是我的某种困惑。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说的“严肃阅读”如何界定？

唐小兵：可以分两个层次来看。首先，选择阅读的文本应当是严肃的、有思想深度和精神重量的，不能是恶搞或者戏说的，尤其不要受到消费主义的功利化侵蚀，要避免那种商业利益计算下对受众心灵的拿捏。其次，阅读的方式也应该是严肃的，我把它称为一种“有抵抗感的阅读”，它不会带来即时、愉悦的快感，反而可能冲击和颠覆你原有的价值观。

我认为严肃阅读是通往心智成熟的有效方式。以新媒体为平台的刷屏时代，人们逐渐在丧失阅读长文的耐心，满足于对信息的追赶与抓取。手指滑动屏幕的动作，看上去好像是在获取信息，实际上被一种强烈的追求效率的焦虑所裹挟，越刷屏，越难获得内心的平衡。我们的阅读正在发生巨大却未必深刻的转向。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

理解和接受这一代人的成长方式

柳珊：我愿意保持一点乐观的态度。

我比小兵年长一点，我们这代人主要靠经典文学作品或者电影来获得心智的成长，当时也只有这一种方式。但现在的90后、00后，他们是互联网上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即使不出国门，他们借助互联网看到的世界也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全世界到处跑，除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是心智成长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或许实地体验带来的震撼，和文学艺术构建的认知，在内心产生的共鸣是相似的。我女儿小的时候不爱阅读，但她很爱看展览，爱去博物馆、艺术馆，喜欢四处旅行，我过了很多年才慢慢释然。可能他们这代人不用深度阅读，也可以获得心智成长。

我觉得我们要学会理解和接受这一代人心智成长的方式和路径，不要把属于我们的这种模式强加给他们，事实上我觉得也强加不了。

唐小兵：但更让我忧心忡忡的是，大多数人接触短视频、微短剧、游戏等，貌似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广博的兴趣，但这种兴趣不是凝聚性的，而是一个不断消耗的过程，是跳跃、分散的。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注意力高度涣散的时代。我觉得在判断一个人文化体力高低的时候，要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当你面对一件你感兴趣的事情时，有没有办法保持一种持久的专注力？

朱丽丽：在这样一个超级数据化的时代，我们的传统注意力早就被分散了，同时我们的超级注意力被强化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什么是超级注意力？

朱丽丽：加速社会中的注意力，跟早期专注于处理某一件事时的注意力，已经截然不同。超级注意力的特点包括：第一，焦点迅速转移，多任务横跳；第二，偏爱信息的多重性；第三，需要刺激；第四，无法忍受单调。由此，我们的注意力和时间，在算法、流量的精心编织下，变成了一个可以被争夺的商品化的东西。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看剧时会开倍速播放？

朱丽丽：对，因为我们的时间根本不够用啊！比起前代人来讲，我们可以享受、可以消费的东西在各个层面都大大增长了。我觉得正是因为这种全社会全时代的科技加速、日常生活步调的加速，使得人类被迫要面临这些问题。

当你身边这些东西越来越快、越来越多，它事实上已经重塑了我们的生活，尤其对于大脑皮层还没有发展成熟的年轻人。我女儿从小写作业就戴着耳机，我好担心，一开始也想不通，听那么多歌怎么还能做作业？但她告诉我完全不影响，后来我也做过一个小研究，好像确实他们这一代人有时听着耳机才能集中注意力。

柳珊：也许这就是他们集中注意力的方式。我女儿看电影都是倍速看，一开始我也非常惊讶。现在想来，我们过去认为持续两个小时才叫注意力集中，但现在年轻人使用这种方式，可能只要半个小时，就能算“注意力集中”了。

柳珊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媒介批评》主编

数字技术自动过滤掉很多“痛苦”

朱丽丽：脱离我们的个体经验来看，文化体力下降究竟是个事实，还是基于某种偏见作出的判断？我认为它是一个事实。我的第一个论据，就是数字时代造就的这种注意力危机。

另外一个论据来自韩炳哲所说的平滑美学，我们所接触到的一切东西都是平滑的。为什么？因为数字技术通过算法控制，已经为本来拥有主动性的受众，自动过滤掉了很多“痛苦”。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这种“无痛”阅读，恰恰是唐老师所说的“有抵抗感的阅读”的反面？

朱丽丽：对，它提供给你的东西全部都是过滤掉了痛感、否定感、反思性的内容，同时，你要多少快感，它就给你提供多少快感、爽感，很多微短剧的爆点都是精心计算过的。

唐小兵：20年前我在新闻学课堂学到一个词叫“注意力经济”，直到现在才意识到注意力真的已经成为经济。如今各种平台基于经济利益的各种隐性操控行为，不知道有多少年轻人意识得到，或者说意识到了也无法抵抗。

朱丽丽：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平台世界，我们不可能逃离这个被平台绑缚的世界。这个平台世界原本的愿景是深度连接，但是我们发现现在平台的设计也在高度分化，借由它背后的算法机制，这种爆发式的信息推送方式，其实已经把我们的生活给重组了，它造就了一种平庸的、不断堆积快感的信息接收模式。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长此以往，接受者的快感阈值也在被提升？

朱丽丽：是的，我因为工作需要看过不少微短剧，但很多剧我看过就记不起来，只是被那些魔性声音、大头特效、夸张剧情给轰炸了。今天的年轻人在身体疲惫的时候，常常已经接受不了深度的内容，就会去看看这类好像不怎么需要文化体力的东西，貌似得到了短暂的休息。即使作为高校教师，算是不容易被低质文化产品吸引的人群，对文化体力也有比较高的要求，但我自己感觉很累的时候也会看一看“小帅小美”，之后又很自责，感觉糟蹋了一部好电影。实际上看完之后我感觉自己还会有一些“中毒”“成瘾”的症状，就是那种连续的、高强度的、单一的信息刺激带来的成瘾机制。学界有很多人做这类的研究，这已经不仅仅是注意力的问题，我感觉它绑架了我们的闲暇生活。我们本来应该有主动的感知，现在新的信息接受模式把你变成了被动的接受者。一些研究也证明，我们大脑的某些机制的确因此发生了改变。

年轻人对自己的调侃，

那么入木三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但是文化体力下降作为一个网络热梗流传甚广，是否本身也意味着人们对这一现象的警惕与反思？

朱丽丽：没错。我去年和一位好友相约去博物馆看展，现场人山人海，她开玩笑说：“哎呀，现在人人都这么有文化了。”我说：“不，是人人都追求一个有文化的自我。”然后我们俩就相视大笑。

应该说我们俩都有部分正确的地方。“人人都有文化”，是说这个时代的效率极大提高，教育普及率也越来越高，这在过去时不可想象的。“人人都追求一个有文化的自我”，意味着我们很多普通人，哪怕不是最头部的精英人群，我们对于高质量文化产品的自我追求，是比以前的时代更加强烈了。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充盈的、高质量的文化活动，来对抗平庸、重复的生活，本质上都不想辜负无比宝贵的生命的体验。

柳珊：我有一次陪我女儿去看脱口秀，我女儿开玩笑说“你是观众里面最老的一个”。我观察了一下，在场多数观众不会超过30岁，不过我也能跟他们一起放声大笑。我看到他们那种放松的状态，就想也许这可以衍生出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年轻人的文化体力表现在哪些形式上？作为长辈，我们的反思常常表现为忧心忡忡的方式，但他们可能不是我们这样一种状态。年轻人对自己的调侃那么入木三分，我觉得那比我们对他们的批评强烈多了。人家对自身状态的反省，是用喜剧的方式在呈现，是调侃戏谑。我最近看到两篇学生写的硕士论文，分别研究豆瓣上的“数字极简主义者”和“反技术依赖小组”，都是年轻人自建的网络社群，这说明他们自己也是有警觉的。我觉得他们一边在自嘲，一边可能并没有影响到在自己增长文化体力。

我们这个时代

有更多新的尝试可做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各位有什么有效的“健身”建议，可以让普通人在面对复杂的信息环境时，具备充沛的文化体力吗？

朱丽丽：我觉得是有的。比如你先从每天放下手机半个小时开始，慢慢到一个小时、三个小时，然后到一周有一天放下手机。

完全地断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抵抗的、有内省的、有行动的反思，是很重要的。我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在社交网络上提倡，主动和数字信息短时断联，改善专注力，积极发展线下的社会联系，自主划定虚拟与现实生活的边界。所以我觉得柳老师和唐老师的意见其实没有那么相对，我们都是在讨论在这个时代之下，如何看待高质量的文化生活，如何看待它实现的路径和存在的危机。

我还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所面临的文化体力下降，固然有数字时代发展的原因，也有人们本身内驱力不足的原因，但文化选择上过分的富足，是不是反而会缺乏一种“匮乏感”？当选择的可能性增加时，为什么我们选择的主动性却降低了？对一个人来说，当你的选择无限大时，选择的难度就增加了。

唐小兵：我同意这个观点。今天好像是一个选择特别多样、特别具有饱胀感的时代，但我认为，其实必要的饥饿感，反而是文化体力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驱动力。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面对庞杂的信息轰炸，反而要有意识地“少吃点”，不看、少看一些缺乏营养的东西？

朱丽丽：对。文化体力下降的问题，不光是一个代际冲突，不光是我们作为年长代际面对年轻代际沟通、交流、接受的问题。事实上年轻人不是没有高质量文化产品的诉求，而是他们的文化体力因为被各种各样的原因干扰而降低了。

首先就是信息选择困难症，这是数字时代由平台、技术、算法等种种因素共同造成的。其次与现在这个社会的日益精细化运作相关。我们的职业、生活方方面面，都被精细化地管理和组织起来。从小学开始，人的闲暇时间就特别少，几乎没有无所事事的时候。大家追求的都是“有用”，是绩效，每个人的每一项行为最好都要加分。

唐小兵：我刚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位学生下课后专门来问我，课堂上被我随机点名来朗读材料的同学会被加平时分吗？我说不会，这位学生才放心离开。

柳珊：也有学生不仅不读经典，还以深度阅读为耻，认为那都是为了“装”和“显摆”。

朱丽丽：这就是典型的绩效主义思维，“有用”的才是需要做的，但“有用”的标准又如此单一。如果说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探求并不是为了内在满足，而是为了给自己加一个标签，比如为了表明我有文化有深度，就去打卡多少本书、多少部电影，这样就丧失了很多乐趣。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不仅要“少吃点”，更要“吃好点”。这个“好”，该用什么尺度去评判？

朱丽丽：我觉得还是要回问一下内心，你的行动究竟让内心获得成长了吗？

唐小兵：看书、看电影、打游戏……诸如此类的行为，有没有足够的价值和意义，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在于，它能否更好地能够帮助我们安顿好自己，找到内心的一种平衡，比如说平衡好自我与家庭，或者与工作、学业的关系。

朱丽丽：现在有很多优质的深度内容，通过播客、慕课等新的数字形式呈现，我个人就经常使用。今年，我们也看到一些比较优质的微短剧出来了。小兵老师在音频平台上讲“回忆录里的20世纪中国”，我也推荐给我的学生去听。这个其实是不冲突的，形式有变迁没关系，就像齐邦媛说的那样，每个时代都需要读书人去做一些事情。我恰恰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读书人有更多新的尝试可做，比如说像小兵这样走出课堂，通过互联网走向更多的人，不是更好吗？回到我们那个时代，喜欢某一个老师真的是要坐火车去听他的课的，这也需要体力不是吗？还需要财力，还需要时间、精力。所以我觉得数字时代其实有它的潜能。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许倬云先生听了唐老师关于《许倬云谈话录》的音频内容后很受触动，还用音频的形式回了一封信。唐老师当初设计这门课，也是出于“内心安顿”这样一个尺度的考量吗？

唐小兵：对，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大众，他们与当下社会现实的连接点，是我做这个系列一个至关重要的考量。我也是希望从一个历史的维度对今天的年轻人做一些分析和引导。齐邦媛、王鼎钧、查建英……他们在那个时代经历了各种战争、革命、动荡，我们不是要跟那个时代的人比苦，而是看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们所展现出的韧性和智慧。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波折、苦难变故、事业动荡，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历史上的人和故事，能够为困顿中的我们，提供一些有关安身立命的启迪。前人有很多的智慧，这些东西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是不太能够抵达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育，他们缺乏抵达上一辈日常人生的一个渠道。

唐小兵收藏的《许倬云谈话录》，受访者供图

比如我们以前总是以为沈从文是很豁达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其实你看他自己讲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时，一度很郁闷。你想不到他的青年时代那么苦闷，当然最后他从里面走出来了，我就讲这是所谓“善的脆弱性”。还有比如我讲了杨苡“不在乎”的心态，对今天的我们也很有启发。

我有时候会找一些历史跟当下时代的点去进行结合，我觉得这也有助于很多人去寻找一个安放自己，或者增强自己文化体力的一个方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一些微小的事情。

原标题：《在信息“饱胀感”泛滥的时代，保持必要的“饥饿感”》

题图来源：图虫图片编辑：徐佳敏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刘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