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因为《我是范雨素》一文一夜成名的范雨素到“矿工诗人”陈年喜，再到以《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登顶豆瓣2023年度图书榜单的胡安焉，近几年，这些远离传统文学圈子与出版界的写作者收获了大量关注。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认同，但在媒体和出版社的宣传中，“素人作家”成为了这一批非职业写作者共同的标签。

在当下，如果一个人想要成名或是赚钱，写作显然是一个性价比极低的选择。那么，写作于他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作者胡安焉将写作视为个人独特性的体现，而这种独特性恰好可以成为生活的支点。住在深圳海边的村子里、一年没有上班的周慧在写作中找寻自我的价值，她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人生的最终目标就是写出更好的作品。

在浙江余姚的菜市场里摆摊十余年的陈慧则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她并不陶醉在“作家”这一身份之中，写作只是她生活里的旁逸斜出，要排在赚钱和睡午觉之后。“我没有条件坐在家里每天写5000字，没有人给我发工资。赚钱是最重要的，文学嘛，就是做做梦，又不能谋生。”

用写作，与生活面面相觑

胡安焉身穿深绿色的帽衫，坐在家附近的咖啡厅前，双手握着纸杯，见我来时，局促地打了个招呼。他不擅长也不喜爱社交，在书中提到过许多次。他在30岁时，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脱产写作，在此之前他写过几万字的网络小说连载，也给一些文学杂志投过稿，但写作从未真正成为过一份工作。

2009年10月，胡安焉结束了在南宁的女装生意，带着少量积蓄回到广州。女装生意是他的第11份工作，28岁的胡安焉与朋友合伙在南宁西关路一栋六层楼的商场里开了两家女装店。在这座封闭式的商场里，林立的店铺售卖着差不多的流行服装，店主之间互相提防，造谣与中伤十分普遍。有竞争对手向顾客散播谣言，称胡安焉店里卖的衣服是从火葬场进的货，一些熟客听到这些话后，路过他的店时会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

这种充满恶性竞争与互相抹黑的环境让胡安焉感到痛苦压抑，两年后，房东收回店铺，胡安焉借机退出了生意。年至三十，一事无成，胡安焉的内心生出了一种羞耻与自卑，一想起在商场里与竞争对手发生的大量冲突，他就对过往人生产生了痛恨，迫切地想要回避与他人的接触。

写作，成为了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和心灵的自我疗愈。在南宁时，胡安焉会利用做生意的间隙坐在店里读书，正是在那段时间他第一次读到了塞林格的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考菲尔德是一个无法融入成人世界的年轻人，甘愿被贵族学校所开除，希望可以逃离世俗去寻找纯真。

“（塞林格笔下的）主人公聪明早慧，但这没有让他们更快更好地融入成人社会，反而令他们看透了世俗的虚伪与无意义，因而始终处于迷茫失落之中。”这种类似的生命体验深深吸引了胡安焉，也前所未有地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2009年底，他开始在豆瓣小组发布自己模仿塞林格创作的短篇小说，很少收到回复。2010年，胡安焉了解到黑蓝文学论坛，注册账号后，他一边在论坛上阅读彭剑斌等人的作品，一边继续借鉴模仿卡佛、理查德·耶茨写小说。

“写作成为了我精神上的一种依傍，当我遇到种种不如意或不顺利的时候，当我感到失望、悲观的时候，至少我在写作，可以代表我曾经活过一次。”

胡安焉用写作构筑纯粹的理想世界，周慧则通过写作来抵御庸常、单调以及绵延的下坠感。2014年，周慧辞去深圳一家公司人事行政经理的职位，从市区搬到东郊海边的洞背村生活，那一年她四十岁。

再往前倒十年，周慧还是一名在深圳CBD上班的销售，在国际商务大厦里做着基础又无关紧要的工作，查资料、打电话、联系客户。她住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每天骑着单车上班，因为害怕单车被偷走，她下班后都会扛着车上七楼。

在漫长而逼仄的城市生活里，工作的进展与资产的增长逐渐趋于停滞，也不再带给周慧满足与快乐，长期的阅读与写作习惯在她的心中编织出了一个全新的“小我”。起初，周慧读贾平凹、苏童和韩东，这些宏大的叙事从她的心中划过，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那些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才能写出的东西”。

后来，她读到伊塔洛·卡尔维诺、豪·路·博尔赫斯与王小波，发现原来写作还有另一面：有人写广博与宏大，也有人可以只写内心的缝隙。又过了几年，她读到安妮·艾尔诺、爱丽丝·门罗等女性作家，惊异于她们竟能写得这样好。

读得越多，写作的欲望也就越强烈。还在公司上班时，周慧开始尝试写一些长微博，并以此作为写作训练，尽管没有读者。搬到洞背村以后，她开始更系统地练习写作，远离繁华的城市与喧闹的社交，写作不仅是周慧的爱好，也成为了她的精神支柱。

乡村生活远比想象中寂寞，周慧没有如人们预料的那样过上田园牧歌般的日子，来到村里住了快十年也并不认识村民。在日复一日的庸常之中，写作成为了拉住周慧的绳索。她用沉默的文字与生活面面相觑，反反复复地书写窗外的雾、几百米外的海、整片黑暗的天空和内心最不愿触碰的秘密。

“我的爱好就是阅读、写作和健身，这三件事是我从世俗生活的种种形而下之中拔出来的三个锚点。”

互联网时代的旁逸斜出

周慧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作家。“深圳有一些文艺青年聚集地，但我那时候已经三十几岁了，在文艺青年中有些格格不入，完全交不到可以一起探讨文学的朋友。”

搬到洞背村以后，周慧认识了同样生活在这里的诗人黄灿然。读过她写的文字后，黄灿然鼓励她继续写下去，但传统的文学出版圈离她仍然非常遥远。

“我不认识这个圈子里的人，写的东西又比较有个性。但后来我想，不做作家难道我就不写了吗？作家是一个身份，我不需要这个身份，也不需要外界的认可，我就是想写好自己的文本。”

作家的身份对于陈慧来说，同样不太重要。清晨8点，正是梁弄菜场最热闹的时候。陈慧推着她的杂货小推车，在菜场口用余姚方言熟络地和来买东西的人唠几句家常。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吆喝叫卖，让她的嗓音蒙上了一层“尘土”。路过鱼贩挂在桥头的大鱼，她匆忙地上前合影，要讨一个“年年有余”的好兆头。她笑得明媚爽朗，说自己现在算是菜市场的“团宠”。

如果不是几米外架起的摄影机引来路人纷纷驻足，没有人知道，这个看起来活络又平实的小贩，是一位已经出版了四本书的女作家。在梁弄的菜市场里，“女作家陈慧”的知名度远不如日用百货小贩阿三。对于陈慧本人来说，写作的位置要排在赚钱、睡午觉之后，“等我把所有事干完了，才会写点东西”。

陈慧从2006年开始在菜市场里摆摊，卖琳琅满目的日用商品，剪刀、袜子、打火机、塑料绳、苍蝇拍、热水瓶塞……到了2010年，儿子去上幼儿园，每天下午的时间空闲出来，她花2600元买了一台组装的台式电脑。出生在江苏如皋的陈慧远嫁到余姚，身边朋友很少，和前夫、公婆缺少共同语言，既不打牌也不串门。对着这台电脑，陈慧产生了写点什么的想法。

她想到什么就在电脑上写什么，有时是自己在菜市场里的所见所闻，有时是童年回忆，有时又是身边的小猫小狗、花花草草。只要能让自己高兴的事情，她都愿意写一写。写作的时间大多数是在下午，午觉后她独自坐在房间写到孩子放学回家；有时候凌晨睡不着觉，她也起床写一会儿，等到4点再出门去摆摊。

“我当时的写作没有目的，我从来不去投稿，也很少告诉别人我在写作，就自己写一写。”

独自一人埋头写作的十余年里，互联网为陈慧带来了机会。身边人知道她在写作后，推荐她把作品发到余姚当地的文学论坛“舜江文苑”上，在这里，论坛版主沈春儿和当时的宁波市作协副主席谢志强关注到了陈慧的作品，她得以在《余姚日报》的文学副刊发表了一篇散文《莉莉的黑狗》。

类似的机缘也发生在胡安焉的生活中。2019年品骏快递倒闭后，胡安焉没有找到新工作，空闲时他回忆、整理过往的工作经历，半年后在豆瓣上写下了《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获得了超万赞、近5000收藏。一年后，胡安焉又在豆瓣上发表了《我在上海打工的回忆》，同样引发了大众的共鸣，也引起了许多图书编辑的注意，后来出版了《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的浦睿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互联网时代正在让越来越多像陈慧、胡安焉这样的非职业写作者被大众看见，有媒体和学者将这些游离于传统文学体制之外的写作者称为“素人作家”。2014年，北京的皮村文学小组成立，一群蓝领工友定期聚会讨论文学，各自创作小说、散文、诗歌与非虚构文学。直到2017年，《我是范雨素》一文发布在“正午故事”微信公众号上，让人们开始关注这群以底层视角书写生活的写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项静在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提到，近十年来中国重要的门户网站创办了众多非虚构写作平台，为大量素人作者提供了刊发机会，让这些远离出版界、文艺圈的作者“通过新媒体的方式与更广大意义上的读者相遇”。

在访谈中，项静表示，新媒体的出现，拉近了图书编辑与素人写作者之间的距离。“一个普通的写作者要到达出版这个终端是很困难的，但是很多出版社也在不断地寻找新作者、寻找新的写作题材。他们会在像豆瓣这样的平台上去挑选稿子，与写作者的关系会更紧密。”

使贫穷微不足道的事物

访谈结束后，我和胡安焉从咖啡厅步行前往图书馆。过去，他和妻子爱去的是图书馆的阅览室，但由于位置太难抢，他们改去了自修室，这里四面都是玻璃墙，冬冷夏热，不受大多数人的欢迎。

走在路上，胡安焉指着一辆公路车说：“这是细管的单车，现在越来越少见了，基本是复古车型才会有。”这是他的第14份工作，在上海一家自行车店做店员的经历留下的“职业习惯”。在出版《我在北京送快递》前，他做过19份工作，收入最高的是在品骏快递，平均下来每月到手有7000元左右。

送快递的几年里，他“习惯了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待问题，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时间”。胡安焉说，自己像所有人一样不愿意经受贫穷，“如果有人给我50万或者100万，我愿意先把这个钱挣下来”，但或许正是物质上的长期拮据让他更为迫切地渴望写作，“经济上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人总是希望得到一些别的满足”。

“写作和送快递不一样，送快递任何一个人送的结果都一样，但是同样的一件事，你和我可以写出完全不同的感受。写作是建立在个体的独特性上的，而这种独特性能够证明你来过。”

对于十年不上班的周慧而言，拮据充斥在生活中的每一天。刚搬来洞背村时，她每月的房租是800元，将深圳市区的房子出租后，去掉月供和房租，还能剩下1100元，再交700元社保，留给周慧每月的生活费是400元。她找了一份兼职，为当地一家餐馆写公众号，每周更新一次，每月收入800元。

搬来村里没多久后，村口建起了人大附中的深圳分校，原本800元的月租最高涨到了3000元。周慧停了社保，请求房东降一些房租，但仍然入不敷出。她找朋友借了一大笔钱，投入基金中，血本无归。最终，她选择了将深圳市区的房子抵押出去，用贷款维持生活。

“我最终肯定会把房子卖掉，因为这个窟窿我不可能挣回来，除非我变成畅销书作家。”说到这里，周慧忍不住哈哈大笑。

经济拮据的日子里，周慧有时会去海里捞青口，运气好的时候能捞上来几十斤。黄灿然建议她多看多写、保持贫穷，她在书里自嘲：“我唯独保持了贫穷，并正在寻找使贫穷微不足道的事物。”

她想过未来可能会回到湖南农村的姐姐家生活，但她确信无论在哪里，自己还是会继续写作。“我唯一想做的事情是写好东西，而不是生活无忧、每天躺着吃喝玩乐、出国旅游，这不是我的目的，我也挣不到那么多钱。”

这样的生活让许多素人写作者脱离了精英视角，以个人独特复杂的生活体验为基础进行写作。周慧在书中诚实地表达着贫穷对自己的影响，形容自己“像是被某种滚筒离心力甩到这里的人，紧紧地扒在桶缘，不被甩得更远更碎”。胡安焉在《我在北京送快递》中详细计算了自己需要每四分钟派出一个快件才能赚到每月7000元的平均工资，为了节省时间他常常不吃午饭，为了减少上厕所的频率，几乎一早上不喝水。

《在菜场，在人间》一书里，陈慧在菜场摆摊的十余年里，打开自己的五感，用笔记录了乡镇普通人不富裕但充满生命力的生活。她写每天在菜场里捡钱的阿瓜，“脸圆圆的，两只腮帮子堆满了肉”；写独身一人在菜场里卖蔬菜的有福嬷嬷，去世后人们发现她的床下放着攒下的一万五千六百四十元；写迷上了赌博的杀猪匠邓久九，在牌桌上输掉了原本安稳富足的生活。

“我从来没有觉得出书有什么骄傲的。我是在苦难中写作的，那时候过得很苦闷，好像一个人在隧道里走，看不到希望，在那种境况里写下的文字，你觉得我会感到骄傲吗？”

标签以外

无论是胡安焉、周慧还是陈慧，在长期的文学阅读和多年的自发写作训练下，他们所出版的第一本书中呈现的文字都不是稚嫩的。但必须承认的是，能够获得出版机会，一定程度上与作品中展现出的底层视角有分不开的关系，“快递员写作”“打工人”“菜场女作家”这样的标签在他们后来出版的作品中仍然是宣传重点。浦睿文化的编辑普照曾在采访中提到过，自己选择出版胡安焉的书有商业上的考量，“这样的书出版会很吃香”。

在项静的研究中，她认为这与当下的时代情绪分不开。素人写作者们自述的故事“打开了都市务工人员复杂丰富的生活圈层，触及了专业写作者忽略或无法触及的独特经验和感受”，溢出了传统文学的边界。而对如今的读者而言，大多数人不再期待跨越阶层，“打工人”“牛马”这样的词成为了职场人的自嘲，在阅读时便会更加容易共情小人物的生活。

“我跟周慧聊过一次天，她说的一句话很有意思。‘向上的路是很困难的，如果有一条向下的通道，人们则会很容易获得一种自我安抚。’在当下充满内卷的社会里，像周慧这样的写作肯定会给读者带来一种安慰。”

《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获得大量关注后，胡安焉接到了一些出版社的邀约。在与浦睿文化签约前，曾有一家出版社联系他出版短篇小说集，但最终不了了之。因此胡安焉格外珍惜《我在北京送快递》的出版机会，“我很怕失去这个机会，非常严阵以待”。

对于远离出版界、文艺圈的写作者来说，第一本书出版以后，如何继续自己的写作，才是面临的更严峻挑战。以最早成名的范雨素和陈年喜为例，他们都或多或少遭遇了创作与出版的困难。由于诗歌的稿费较低，陈年喜近年来的写作聚焦于非虚构创作，今年出版了散文集《峡河西流去》，但影响力大不如之前的诗歌集《微尘》《炸裂志》。

范雨素没有选择继续创作非虚构文学，转而写了本长篇科幻小说《久别重逢》。2018年将书稿交给出版社后，编辑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但她不知道应该如何修改。不难想象，出版社希望得到的是一本基于《我是范雨素》而写成的非虚构创作，这在宣传时更容易贴标签。经过五年的曲折，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的帮助下，这本长篇自传体科幻小说才最终面世。

陈慧至今出版了四本书，销量最好的仍然是和“菜场女作家”这个标签紧密相连的《在菜场，在人间》。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印量超过了13万册，但今年出版的两本书连它的零头都比不上。

项静认为这样的现象非常正常：“失去‘送快递’这个标签后，大家还会对一个文学青年的个人生活感兴趣吗，我个人认为是打问号的。”

胡安焉并不认同“素人作家”这个标签，在他看来，自己早在成名之前就有过脱产写作的经历，学历上读过夜大，而在他看来，写作与是否科班出身关系不大，“中文系不教你写作，也不培养写作者”。

不过，他也理解这个标签的存在，在文学逐渐变得边缘化的今天，“素人作家”的噱头或许可以引起一定的关注，让大家回到文学里来。“我个人经常纠正这样的说法，但纠正多了很矫情，别人也是出于善意。”

在笼子里做梦

2021年，胡安焉和妻子从北京搬回她的家乡成都生活。《我在北京送快递》的出版为他带来了一笔相对可观的收入，他不再需要继续做快递员。吃完午饭后，两人骑共享单车去离家两公里的青羊区图书馆阅读、写作。上海自行车店的工作让胡安焉对骑行一直保持着兴趣，温度适合的周末，他会去天府绿道骑行，最远的一次骑了八十多公里。

“现在的生活很舒服，哪怕在2019年，我都不敢想象自己能过上现在这样的生活，不用去上班，也不用为经济问题太担心。”

去年春天，陈慧骑着自己的铃木125摩托车，和当地的两位蜂农一起出发，从浙江去几千公里外的辽宁“追花”。2021年底，她突然腰痛起不来床，整整躺了十天。病好一些后，陈慧陷入了一种烦躁的状态，觉得过够了每天在家和菜市场之间的生活，“想出去走走换个环境”。受到新冠的影响，追花之旅延后了一年。

她喜欢美食，到东台吃鱼汤面，到徂徕山吃土豆包子，最让她喜欢的是山东的大集，能一次性吃到火烧、油饼、萝卜丸子……

到了辽宁瓦房店，陈慧独自出门散步，在空旷的北方田野上，她看到一片片玉米地和干枯的梨树枝，“梨树消亡，玉米生长，唯土地永恒”。与自然紧密接触的四个多月里，陈慧内心的郁结消散了许多。

回到梁弄后，有人嚼舌根，说陈慧这几个月跟着养蜂的男人私奔了。“离婚七年我自己没嫁人，但我在别人嘴里已经嫁了好几次了。”

陈慧不把作家当作是多么崇高的职业，也无意书写女性觉醒与出走的故事，“我的独立都是被逼的”，她在访谈中反复强调。骑行结束后，她回到了梁弄的菜市场，继续摆摊。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听说了她的故事，特地从外地赶来菜市场里和她讨论文学、询问成功出版的经验。陈慧觉得跟这种人话不投机，敷衍几句便把他们打发走了。

“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生活是最重要的，一个普通人赚钱不容易，自掏腰包花几万块钱出书干嘛呢？我们卖书卖几千册，能有多少版税，如果我不继续摆摊，我和儿子不要吃饭了？还要交养老保险、给儿子生活费，怎么能躺在笼子里做文学梦？”

采访周慧那天，她正在写周末的活动演讲稿。早上起床后在B站上看一会儿猫猫狗狗的视频，打开文档写两行，觉得不满意再删掉，又去看了一会儿关于健康知识的视频，一直拖到晚上12点以后才开始正式写作。

周慧坦诚地告诉我们，虽然经济不宽裕，她也没有太多关于金钱的焦虑，但阅读与写作都推进不下去时，她会产生自我价值感的焦虑。“我不上班，也没有其他事情干，如果这个东西不好好做的话，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出版了三本非虚构创作后，胡安焉开始写自己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他还记得2010年刚开始写作时，自己常常会因为写不出来而失眠、吃不下饭。最近，新的长篇小说写作进入了瓶颈期，迟迟没有推进，但他却没有了当年的紧张感。“我的出版经历已经超出了自己的预期，我也想让自己重新紧张起来，但可能做不到”。

“我不觉得已经出的三本书有多高的价值，但如果到最后我都写不出让自己满意的、认可的作品的话，我觉得也能接受。”走出图书馆时已是傍晚，胡安焉接到了妻子，两人一起步行回家，身影很快消失在人流中。

“我是菜场女作家，但这不值得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