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晚点LatePost（postlate），创业邦经授权发布，封面图来自摄图网。

文 | 祝颖丽编辑 | 黄俊杰

梦醒之后，每个人对于这份职业的未来、互联网行业的未来，以及更重要的，自己的未来都有了更现实的判断。

一个生于 1986 年的人，他所走过的前半生：

从出生起，他就经常踩到最剧烈的技术与社会变迁的节点。2400 万中国人和他同岁，他赶上了这里的最后一次婴儿潮，去年的出生人口只有这一半。250 万户中国家庭装着电话，这个数字当时可是保密信息。

等他 10 岁，中国大部分城市刚接入互联网。不过 “互联网” 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还比较新奇。一位年轻的前英语教师帮人做网站的生意不太顺利，低价把自己创办一年的 “中国黄页” 卖给了当地的电信公司。

他初中接触计算机，可能因为《星际争霸》；够聪明的话，还能拿到全市范围内的编程奖；高中激励他考上大学的，是父亲答应给他买台电脑。

高考那年——2004，他得考进同龄人中的前 9%，才能读上本科。最后，只有不到 10 万人挤进刚开始变得热门的计算机相关专业。读计算机也是满足爱好，他会觉得，自己在编程方面或许有点天分。

大学时代，短短四年，天翻地覆。刚入学时，假如他用淘宝网购，得去邮局汇款到支付宝账户，再等邮政快递员送货上门。但到了大四，他已经能用上社交网络，在开心网、校内网和同学们相互关注。

毕业时——2008，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超过了美国，这只是 “流量红利时代” 的开始。两年后，移动时代随着 iPhone 4 和联通 3G 进入中国，手机上实用的软件还不多。王兴新办的美团网更适合电脑上用，张小龙正在网上看工程师写的技术博客，伺机招人补充团队，开发微信 1.0。

他不是王兴的创业伙伴，也没有被张小龙刷中，但这都不算紧要事。他还可以选择加入一家新崛起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他大概率会发现，很多同学最后也做了相似的选择，去的公司很新兴。毕竟，前一年，最被软件工程师追逐的公司还是谷歌中国。去一家国企安稳待一辈子的想法早被他抛在脑后。

之后几年里，假若他能持续精进技术，他将会从工程师升到 team leader，管理一个数十人的小团队，成为一个典型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技术中坚。到 2014 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已经诞生了两个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超级巨头，甩开了控制各种资源的国资巨无霸们。

那是一段他们与这个职业的 “超长蜜月期”，智商高、回报高、社会地位高，到了相亲市场都是炙手之选。

直到 2017 年。

一篇 “开始集中清理 34 岁以上员工” 的华为内网帖引发全网大讨论。年龄突然成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能在每一年都引发几场大规模的媒体讨论。

最开始几年，他可能一度怀疑，这是不是社交媒体在制造焦虑。直到后来，他越来越把这当回事，认真地想，自己在公司还能不能迈过 “35” 这道坎。

以上经历，是过去 1 个多月，我们采访了十多位在一二线互联网公司软件开发人员的经历集合。

华为并不是 “35 岁程序员” 讨论的起点。1996 年，正在金山率队开发软件的雷军就在《我的程序人生路》里提到，不少人认为程序员最多干到 35 岁就要转行，但他 “爱编程这个工作，可以肯定我会干上一辈子”。

雷军写代码的年代，中国还没有多少软件工程师。之后又因为互联网泡沫破灭，就读计算机专业的人数一度下滑，立志干一辈子程序员，是个值得尊敬的理想。

直到 2004 年，计算机相关专业招生反弹，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崛起，成为过去十年的大热门。

2021 年，这些生于 1986 年的软件工程师们陆续过了 35 岁生日。之后每一年，年满 35 岁的互联网工程师人数都将急速增加。

在这个已不被周遭环境所宠爱的行业，数字 “35” 的现实感前所未有的普遍。

在 35 岁前后，其中的佼佼者们有的管理数十人技术团队，有的是架构师，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技术中坚。论收入，他们十年翻了一二十倍，已是今天中国社会的前 1%，贴近塔尖的少数群体。今天开始加入互联网行业的程序员们，很难再得到与他们同等的职业辉煌。

但即便如此，我们仍能感受到这个数字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开始换不那么激烈的大厂工作、进国企、考公务员，甚至考教师资格证，他们趋向安稳，开始安排后路，不再为曾经来自职业的骄傲而感到确信。

极端焦虑没有那么普遍。这种年龄带来的危机感，更像溅到每个人皮肤上的点点火星，让他们猛然惊醒。

梦醒之后，每个人对于这份职业的未来、互联网行业的未来，以及更重要的，自己的未来都有了更现实的判断，不再抱有浪漫幻想。

他们依然会随意提起一位同行在偶然而精确的时点加入阿里 / 腾讯 / 字节 / 拼多多，迅速完成财富积累的故事。但这样的故事，更像是别人 “买彩票中了 500 万” 一样，充满距离感。

可能是最后一次择业

丁阳回到了此前离开的老东家小米。算上股票，这个选择比其他 offer 总价少了 50 万——降薪近 1/3。

这位大数据开发工程师曾在此工作多年，后兑现股票还了房贷，跳槽去做在线教育。几个月前，他刚过完 35 岁生日，就和这个行业里的其他几百万人一样，丢了工作。

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 “35 岁” 这个年龄的现实意味——简历可以被无理由拒绝，即便有一位腾讯中层的朋友内推。

绝不是因为能力的问题，他很自信：过往面试无败绩；同行业的人交流，对方在思考的问题，他早就解决过。在技术练习网站 Leetcode 上刷题——这种程序员保持进步的操作，他早就通关了，“说实话我的技术水平算是比较顶级的了。”

他最后拿到了几个选择，不乏阿里、美团等大公司。但综合业务前景、适应的难度、再次被裁的风险，他做了相对更安全、更保险的选择：回到小米。

我们约在小米总部楼下见面，不到 2 个小时就碰到了三四波同事和他打招呼。即便走出公司大楼，迎面走来的一些人也会主动向他招手。他现在负责的这个业务，领导是原来的领导，同事也有很多共事过。工作中需要处理的人际关系多，他需要“更油滑一点”，觉得这对年龄大的人更加友好。

丁阳已经有计划在这干到退休了。他承认，这是感受到职业和年龄限制之后，一个本能的选择。

不同公司对高龄程序员的友好程度，在他内心有个排序，其中小米和京东就属于安全之列。根据脉脉研究院的数据，2019 年小米员工平均年龄为 29 岁，京东 30 岁，比其它互联网大公司普遍多一两岁。

今年刚满 35 岁的后端工程师路文也打算长期待着，在美团。

生日前一天，他刚跟妻子吵了一架。他抱怨，平时又上班又带孩子很累，原本想假期回老家肆无忌惮玩几天，把孩子扔给父母、跟同学喝喝酒，但公务员妻子的单位不放行，“我知道不该怪她，但我就很生气。”

第二天回到家，没有鲜花、没有蛋糕。公司会有表示吗？这可是在美团——最后他在群里被寥寥几条 “祝路文生日快乐” 的信息，架到了 35 岁。

他也不满意入职不久的美团。除了福利只有白开水，今年的一轮薪资普涨原本说有他的份，但据说因为公司强制要求每个团队每个级别减一个名额，他因为入职时间最晚被选中。

走又觉得不合适，他去年底刚经历裁员，重新看书、学技术，才拿到美团的 offer。以及他成功转进老上级负责的一个团队，同事也有不少之前就认识。这让他感到安全，“你一定要学会抱大腿，有人罩是最舒服的状态。”

他打算在美团长期待下去。他估摸着，再干个 5 年，攒够 400 万元教育费用，到 40 岁退休得了——虽然他的孩子才满两岁。

他唯一希望的是，现在这个领导别自己先跳槽走了，至少别在给他涨薪之前走了。

38 岁的测试工程师小楼，最后一次择业后已经不敢设想自己未来的机会。

他的职业生涯大部分在上海一家外企度过，跳槽到互联网公司后，不到 5 年时间经历了两次裁员，他受到的打击极大，“那段时间经常半夜突然惊醒。”

即便发动所有人脉，他也已经很难再找到一份大厂的工作，半年前他刚进入一家云计算相关的公司。谈及未来，他觉得是个过于沉重的话题，他觉得自己能够做的，只有把手头的工作做好，然后寻求一些开展副业的机会。

寻求稳定、可控、安全是到达 35 岁之后，程序员们的常见选择。不止一个人在案头摆上一本《反脆弱：在不确定性中获益》，他们都希望面对必将到来的波折，自己不但不会被击倒，甚至还能获益。

年龄是一个原因，但这种心态的转变早在两年前就有一些迹象。2018 年底，互联网大小公司裁员瘦身。

到 2019 年，百度、美团、滴滴等大公司也跟进，裁员比例多在 10% 上下。对于程序员们来说，那是一次巨大的心理震荡。他们一直被视为互联网公司的根基，不像市场、运营等非技术岗位一样随时可能因环境变化被抛弃。

路文有朋友当时正好在找工作，自嘲 “我可能得去开滴滴”。之后，这个日常吹水闲聊的群里，开滴滴、送外卖就成了间歇性的话题。公司又裁员了，有人担忧，“准备送外卖了”；马上 35 岁了，有人找后路，“真得开滴滴吗？”

没有人真的去送外卖或者开滴滴。他们更多的是在这些没有门槛的退路里，放置自己的不安全感。正如一个 JAVA 群里，频繁被抛出来的还有一张在路边小摊炒粉的动图，下面配文 “落魄 JAVA，在线炒粉”，然后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图标。

考公务员也是被更认真对待的一条出路。稳定安全、父母放心，可能还轻松。

路文对这点深信不疑。这体现在他的择偶标准里。他的前女友在国企工作，现任妻子是北京的一名公务员。这给了他极大的安全感，“说实话，我现在有底气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我媳妇。”

可考公也得抓紧。采访中途，他甚至建议我也可以考公务员，“公务员的要求是 35 岁以下。你现在考公务员是比较愿意要的。”

早几年，程序员聚集的平台或论坛，比如知乎、V2EX、CSDN 乃至 Github，对待考公务员还是各执一边的态度。一边认为这稳定，有地位，比程序员加班掉头发好多了；一边认为，程序员的工作才更有尊严，工作可以只靠实力说话。

现在，Github 这个曾经产出过程序员各地买房指南、996ICU 等项目的技术平台开始有人整理公务员备考的资料、教程，至今已有上百个相关项目，其中多个被上万人收藏。还有人分享真实的公务员生活，结尾往往是美好的向往：“我们岸上见！”

都赶上过黄金时代

李志远 2010 年毕业，学的是计算机软件工程。毕业头两年，市场的热度还没有显现，他做过自由职业，待过创业公司，然后进入了当时还算得上大厂的新浪网，每月薪资 6000 元。

到 2013 年，等他跳到去哪儿时，仿佛到了另一个行业：他的工资直接翻番。试用期过后，去哪儿主动调高了他的评级，将月薪涨到 15000，一年发 16 个月。除此之外，他还拿到一笔期权，按照后来与携程合并后的价格计算，价值 200 万元以上。

当时他和身边的同事都不太关心工作是不是稳定。丁阳 2014 年离开中科院，加入去哪儿。他记忆中，入职时并没有拿到股票，但工作一年后公司主动给他加上了——这笔股票最后价值也超过 100 万。

到 2015 年，去哪儿又把 16 薪调为了 19 薪，这也成为当时互联网公司的首创。不断上涨的回报成了程序员们信心的来源，丁阳在看着北京房价一年一涨，借钱买房。这套位于南五环西红门的房子，两年后转手赚了 200 万元。

借钱后不久，丁阳所在项目组升级为事业部，他的账上收到了 10 万多元，“那种惊喜感是后来再也没有过的。”

他们无疑都赶上了去哪儿最辉煌的时期，也赶上了互联网行业新旧迭代。

携程是旅游预订行业里稳固的第一，2003 年就在纳斯达克上市。但智能手机的普及给了去哪儿追赶的机会。补贴用户、优先开发手机应用，去哪儿机票业务一度超过携程，也在酒店业务上逼近。2013 年赴美上市当天，去哪儿股价几近翻倍。

滴滴、字节跳动都在去哪儿上市前不久诞生，美团也在那会儿开始把生意从餐厅打折券做到了外卖。新浪靠着微博，一度比腾讯看着更像未来的社交巨头。

巨头随时被挑战的那几年。北京的空气里充满变数、充满机遇，也充满了想象力。

最成功的两个巨头在那几年颠覆了自己。腾讯从内部孵化了微信，改变了中国人的社交、阅读乃至睡眠时间。阿里不但将淘宝搬进手机，还用余额宝震撼了银行业。

程序员是这些创新和竞争的基石。不只是薪资更高，他们往往受到格外的尊重和优待。

李志远当时在去哪儿网的技术委员会，他感受很深，除了技术氛围好，公司也不讲等级，“一个小组长都可以跟 CTO 汇报。”

丁阳则把当年的去哪儿比做 2021 年的字节跳动，高压、节奏快，特别大的老板会直接下达命令，“你可以调动所有的人，但三天后，我一定要看到这个东西”。

他当时在移动端的专车组，虽然不似机票和酒店这种更接近炮火的战场，但版本迭代快到每周都要更新。“你要靠人员人肉去铺。” 常常就是加班到晚上两三点，去哪儿网也由此成为 996 成行规之前，加班文化最盛行的互联网公司之一。

这跟创始人的技术信仰和管理风格有关。庄辰超自己被称为 “数学天才”，小学就会编程、大学就做了个搜索引擎。创立去哪儿网，本质是他利用搜索技术重构旅游行业的预定环节。庄辰超也推崇扁平的管理方式，鼓励内部 “大声说话”、“公开批评”，甚至是 “团队吞并”，这些都造就了去哪儿网强悍的战斗能力和良好的技术氛围。

但资本胜过了技术。2015 年，携程说服去哪儿的战略投资方百度，最后出资收购了去哪儿网。

离开去哪儿网，李志远曾面试百度，但不喜欢面试官的黑话和官僚气质，拒了 offer；去阿里，打听到 “洗脑文化” 盛行，放弃终面——有极客精神的他，觉得大厂不过如此，后面总有更新更酷的公司在等着。

最后他去了一家在线教育公司，但在办理入职那天，走到新公司楼下，他突然觉得重复换工作赚钱是在虚度人生。那年 28 岁的他，给自己放了 2 个月的假，一路骑行。回来后，被放鸽子的 HR 仍然接受了他，直接入职。

每个程序员都有一个架构师的梦

连续几年泡在技术至上的环境里，李志远一度也总想着要自己做个应用。起初是有前同事拉他入伙，他作为开发者做了个本地的旅游服务网站，最后无疾而终；而后，又从因为兴趣，做了个相机购买指南的应用，当然也是无人问津。

到现在，这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更为难走的路。不止一位产品上过苹果应用推荐榜单的开发者觉得，目前全国做得好的独立开发者也就百来号人、百来个团队，而赚钱多过大厂工资的更是寥寥少数。

李志远脱离那个时代氛围，也觉得自己不是会创业的人。他最大的爱好是买书。但书架上从来没有《硅谷之火》《乔布斯传》，取而代之的是马尔克斯全集、鲁迅全集以及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罗兰巴尔特的《明室》——他喜欢文学、喜欢摄影，但对如何创业其实一无所知。

好在，对优秀的技术人才而言，互联网行业似乎有源源不绝的机会，主动权也仍然在他们手里。

李志远可以 “任性” 休假、换工作，因为黄金时代里公司对于技术人才的渴求，也因为他的能力：第三份工作，不到 30 岁，他已经是一名架构师了。

他初中的时候接触计算机，拿过一次全市范围内的编程奖；高中激励他考上大学的，是父亲答应给他买台自己的电脑。大学读计算机也是满足爱好。他说，自己在编程方面或许有点天分。

开始工作以后，李志远保持每天刷题、看书，定期跟踪最新的技术变化。他总能很快解决需求，代码写得漂亮健壮、连注释都加得很好，属于最受合作伙伴喜欢的一类人。

如果用建筑做比喻，刚入行的程序员是垒砖工人，是 “码农”，而架构师则相当于建筑师，是程序员技术进阶。

一位工作不久的程序员仍对这行充满热情，“每个程序员心中都有一个架构师的梦”。

李志远最风光是在一家二线公司做架构师的日子。他搭建起了整个前端的框架，引入了新的技术和效率工具提高组员的产出。他是整组 20 多个人的技术灵魂。与此同时，他不用介入管理，不用处理琐碎的沟通问题。

那是他待过时间最长的一家公司，但好日子不会一直持续。这家公司在 2018 年大规模裁员重组，而他也觉得自己到了需要考虑安定的年龄。

最后，他进入了之前看不上的阿里。当时技术面试官曾看他的简历和项目，词穷地评价道 “好高大上”，一时没提出有什么需要他做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人先要了再说。

来到大公司，他发现 “架构师” 已经不再是稀有物种。

“公司里到处都是架构师，这位是王架，那个是李架。” 他发出感叹，这种称谓成了高级垒砖员的别称。

架构师的工作变成了把一个简单的需求，写得极为复杂。“仿佛要用一篇论文证明一加一等于二。” 他举例说，实现某个业务需求，可能直接写几行代码就完成了。但可能是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也为了可以周报里有更多可说的，有的程序员会写一整套框架，企图让类似的需求以后都套用这套代码，“只是不可能有完全一样的需求。”

整个行业的增长都在放慢。业务没有发挥空间，架构师有时还需要通过写内部的效率工具完成业绩。出发点往往是好的，但现实的情况下，要让更多人用上这个工具，需要在小组、部门乃至更大范围内推广。这往往难以成功，最后也变成了造轮子的一种。

他作为架构师也不可能有机会像从前一样搭整个业务的架构——这是阿里云技术中台的工作。

李志远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齿轮、一个原子、一个消耗品。他感慨到，来到阿里之后，他学的最多的是怎么适配各个平台的接口，阿里云的、淘宝的、支付宝的。这些东西是封闭对内的，并不通用，“你没办法完成任何技术积累。”

微软、亚马逊、Google 等技术公司会在管理角色之外给专注技术的人一条升迁通道。这个行业有戴夫·卡特勒这样的先例和榜样——他 46 岁才加入微软，开发出了 Windows NT 操作系统，年过 60 还为 Xbox One 写过代码。

中国互联网大公司很多也有类似路径。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曾在 2020 年年底的全员会上强调，管理者不应该通过堆砌人员数量来彰显自身价值。

但很少有公司能解决考核问题：一个架构师带来的价值如何与同等薪酬的技术团队管理者相比？

一位带着数十人工程师团队的字节跳动管理者说：“打个比方，我现在团队 50 个人，我的产出是 50 个人的产出，你是一个人，怎么 PK？除非你真的很牛很牛，类似开源项目的主要贡献者，但这凤毛麟角。”

最普遍的问题是，大多数中国公司不需要开发、维护一套数十亿人使用的微软 Windows 操作系统，并不在经营遍布全球的亚马逊 AWS 云计算平台，也不像 Google 一样走在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没有那么多高级岗位供程序员开发底层架构、攻克技术难题。绝大多数开发人员都在满足业务需求。正如一名大厂 HR 所说：企业本质的不是研究所，是赚钱。

李志远觉得自己的位置极其尴尬，他以一个技术专家的身份被招进公司，但做的事情和工作一两年的人没什么区别。

而前端行业日新月异，新技术往往覆盖了老技术，他再努力往前追赶，也还是有更优秀的年轻人对他造成冲击。

他解释，前端领域一门新技术出来，他即便已经工作将近 10 年，但实际和刚工作几年的人是站在同一起点。这几年，他先后学的技术就包括 Vue 、React 、TypeScript 、webpack、微前端、Serverless 、前端智能化——这个行业几乎每年都有新东西。

薪资也逐渐接近。一次同事饭局，有人提议大家说下自己薪酬，他才发现工作三五年的年轻人薪资已经跟他很接近。

自由的选择不多。这两年，从巨头夹缝里生长出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屈指可数，当中最年轻的可能是 2015 年成立的拼多多。

李志远已经不想着找到下一个拼多多。他偶尔反省自己过去单纯在技术上自负，在职业规划上过于随意，但又觉得无愧于每一次选择。现在他只期望能有机会在内部转岗到技术氛围更好的团队。

在此之前，他依然在兢兢业业确保每一行代码漂亮无误。

半只狐狸、半只刺猬

作为管理者的手段

从大众的标准来看，纪乐可能算是 35 岁软件技术人员中最安全和成功的那一批。他在一家旅游公司待了 7 年，现在带 40 个人的团队。琐事繁多，虽然喜欢，他也有两三年没写代码。

但他内心感觉很虚，“讲战略，讲目标，讲方法论，讲逻辑。这些重要，但安全度肯定没有工程师高。”

管理的压力不小。2020 年，旅游在疫情下休克，行业第一的携程整体收入少了一半，由原来的盈利变成亏损 32 亿。

压力层层传导，技术管理者也需要背上销售额和利润的指标，不仅要管技术，还要管最后卖了多少机票、卖了几家酒店。

和很多工程师一样，纪乐是被推着走上管理岗位的。业务扩张、人员剧增、领导离职。而管理岗一空缺，技术优秀的人自然就被选中。

纪乐也不例外。起初他只是在小组里带两三个人，然后四五个，慢慢越来越多。

他很早接触互联网，父亲是计算机老师，母亲开网吧，“天天都在计算机里泡着”，上大学很自然选了计算机专业。毕业后，第一家进的公司是当当网，在意的也是学习的机会而不是薪资，“少个三千、五千的也无所谓。” 来到现在这家公司，随着带他的老板一路升职，他也留了下来。

公司的业务变化形态不大，他也意识到持续写代码这件事可能难以为继，因为一线需要写的代码技术含量和工作量更适合年轻人，“能通宵，还能拼，工资又低。” 于是管理成了比做技术性价比高一些的选择。

但管理和写代码是两个领域，需要重新学习。糟糕的转型例子比比皆是。有人被架到管理位置，只会分配任务，不擅长交流；有人只会每天像闹钟一样，定时提醒和询问进度。

纪乐考了 PMP（项目管理专业）资格证，考了清华的工程管理硕士，甚至还会在商业模式中寻找可以迁移到管理的理念。

但他压力依然很大，因为琐碎的事情太多，抓技术、抓团队、抓管理、抓业务，“很多乱糟的事，你也得处理。”

纪乐的同学多在字节、阿里成了技术管理者。大家聚在一起，很多时候都觉得迷茫，“进管理岗不是终点，真的是起点。”

随着疫情间歇性地好转，在线旅游业务复苏，他需要处理的事情变得更多。

我们见面是晚上 9 点多，他刚面试完几个人，身体往后 45 度斜靠在椅子上放松。疲惫是在写在脸上的，“不喝咖啡就不行，就困得不行，特别困”。

但这些情绪和疲惫绝不能带回家里。“控制” 和 “平衡” 是他提到最多的词，即将 35 岁，他还需要面对家庭和工作的平衡。

他是一个有计划有安排的人，用老家东北话说是 “有正事儿”。他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学学习、看看书，8 点钟去上班。为了健康，他还戒了晚饭，只喝牛奶，一周还会安排一到两次游泳。他周五会和妻子看场电影，这是难得的个人时光。周末他会抽出半天到一天的时间，开车带 3 岁的孩子出去玩，剩下的时间去图书馆或者在家看书。

管理者的身份也并不带来百分百的安全。纪乐的危机感来自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对行业的担忧，“有可能被裁，一样的。岁数越大，概率越大。”

他目前的安全感和成就感更来自于另一重身份：技术培训讲师。他在一家在线教育网站搜出自己的课程，指给我看，“这么多人在学，而且很多人真的因此找到工作，就真挺有成就的。”

他几年前开始在网上分享技术思考，先是写博客，然后录视频，起初驱动力是自我提升，“你可能要会十分，才能讲出来三四分”。慢慢地，他有了拥趸，受邀上传付费视频。他说，现在这部分收入和现在薪资收入基本持平。

做技术培训是很多技术人员打算为自己铺垫的后路。一位字节 38 岁的管理者也分享，他从上家公司准备跳槽时，简历过不了腾讯、阿里、字节这些大公司。被重新捞起来，并且拿到字节 offer 的原因之一是他作为讲师参加了一次行业大会。他为那个主题准备了近三个月，如果没拿到字节的 offer，他打算去做培训讲师。

纪乐最近在看《论大战略》。书中提到两种人格类型，一种是刺猬型，定好目标往前冲，有阻碍就缩起来，躲一躲；一种是狐狸型，比较审时度势不断地调整战略、方向。他觉得自己是把两类人格做了结合，有阶段性的目标，同时也会观察环境，“有句话叫什么，阶段性混吃等死，然后间歇性踌躇满志。”

他觉得 “关键是要提前布局。” 最近他在考虑再考个教师资格证，“以后可以去高校当个老师，挺好。40 多岁，这样就可以了。”

859、908

留在大厂的门槛

关心 35 岁话题的程序员，更多是 30 岁已达，35 岁未满的人。

根据程序员自由工作平台 “程序员客栈” 的问卷统计数据，2020 年，30-34 岁的程序员在从业者中占比三成。

这批 90 后，他们听闻了很多财富故事——这个同事资产过千万，那位刚离职的套现快过亿；也目睹过 35 岁之后令人唏嘘的结局——因为年龄大而被裁，去了中药房，去了社区街道办。

张岱是这些年轻人中一个。他今年刚刚 30 岁，在字节跳动带领一个数十人的技术团队。

他入行就观察着前辈们的职业生涯变化，吸取教训。

那些不为钱进入这一行的前辈是他所欣赏的，“他们最早的一些东西是最纯粹的”，但这些技术至上的人通常不善交流，最后过得并不好。

他认识一位曾在百度管理 100 多人的技术负责人，但为了不做管理、纯粹地写代码，来到阿里，此后去了一家创业公司，现在过得并不好。他感叹，“你说他当时功利一点，不写代码，就专门管这一百来号人，现在肯定完全不一样。”

不过在他身边，更多是普通人：在一线当程序员，不是架构师，也不在管理层。大多数相当于阿里 P7 职级，有的停在 P6（P 是 Professional 的首字母，通常指专业人员的升级通道，P6 仅比多数应届生高一级）。

他看这些人觉得有点得过且过，“每天就炒炒股，发展点其他爱好。每年打完绩效，会说今年又没给我提名晋升，真气，然后就开始该炒股的炒股。” 但也理解他们的绝望，往上晋升很难，转岗也难，跳槽不会有大公司要，“等于已经向生活认命了。”

他甚至不太敢深聊，怕戳着别人痛点。看他们挣扎，他同情，但更多是引以为戒。

他由此得到的经验是，谁都有技术浪漫主义，但 “90% 的岗位需要为业务买单”；然后是要保持自驱和规划。

从工作第三年开始，他就会有意识地思考业务，从业务角度做职业规划。他也会让自己站在 team leader 的高度，去假想自己如果在这个位置会怎么做。

张岱 2009 年上大学，读的不是计算机专业，最早的职业规划是进央企，觉得这是钱多、事少又稳定的工作。

去互联网行业是因为校园里直接感受到了它的影响。他记得，入学时生活费还是现金，要拿着银行卡去 ATM 机上排队取钱；除了个别同学，也没有人网购。但到毕业时，几乎所有人都在参加 11 月 11 日的线上购物节。

这改变了他的择业态度。毕业后，他报考了计算机专业研究生，然后在 2016 年校招进入阿里。

相比前辈们，90 年生的一代程序员们在更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互联网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需要什么能力，有什么回报。

张岱会更主动关注业务、公司、行业，为成为管理者做更多准备。张岱从阿里去字节，抓住了抖音爆发的机遇。

这一代人也会对升迁有明确的时间表。猎头心中默认的 “30 岁之前 P7，35 岁之前 P8，40 岁之前 P9” 的时刻表在他们心中嘀嗒。

这个时刻还在加速。一位猎头说，两年前，阿里就已经开始了 859 和 908 的招聘计划——在市场招聘 1985 年的 P9，1990 年的 P8。

张岱在阿里的 4 年多时间里升到 P7，然后跳槽到字节跳动升为了 3-1——对标阿里的 P8，“你到了一定年龄，得到一定级别，才有机会往下走，要不然可能就一辈子停在这个位置了。”

让他惊醒的还有年轻人。最优秀人才都在向这个行业集中，他最近收到的简历里，上交的、复旦的，学历非常好；95 后、00 后的资历和项目一个比一个优秀。

自称技术顶级的丁阳也佐证了这种年轻人的冲击。能给他带来震撼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常常感觉对方再过个两三年，技术上就能超过他了。

不过他又感到放心，因为上升的坑已经被他占住了。当然，他往上的坑也被别人占住了。流动开始变慢，丁阳觉得应该清醒一点，“普通人的天花板明确的说就是 P8。”

过去十几年，每个互联网大公司的人员规模都涨了几倍甚至十几、二十倍。互联网创业公司在风险资本的推动下快速诞生、催长。增长创造了数以万计的中高级岗位。

大公司的扩招已经慢了下来。2017 年之后，中国股权投资数量一年低过一年，中小公司拿钱变得更难。

图：中国股权投资数量自 2017 之后骤减，总额也在两年里缩水 1/3

张岱相信互联网还是个不错的行业，会给优秀的人报以公平的回报。虽然不可避免地，随着机会减少，内卷会越来越厉害。拼不过的人，只能去其它公司、其它行业。

今天所有行业都会用到互联网和软件、需要技术人员。但大多数行业的收益远低于互联网行业，给技术人员的待遇自然也远不及。

张岱很清楚现在已经不是几年前的好时候了。他身边有人因为拿不到阿里 P6 的 offer 在 2015 年去了拼好货，一个微信公众号，又因为跳槽失败留了下来。后来拼好货变成了拼多多，在 2018 年赴美上市，市值一度超过 2000 亿美元。

他会宽慰自己，不能去纠结为什么没赶上那个时代，“这跟纠结说为什么他买彩票能中 500 万，我中不了，是一个道理。”

他觉得现在的景象才是回归正常，就像一只涨得非常好的股票跌回它应有的价值。

丁阳、路文、李志远、纪乐、张岱皆为化名。

姚胤米、贺乾明对本文亦有贡献。

互联网大厂程序员梦醒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