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沈阳晚报

□伏桂明

（上接4月7日06版）

1923年出生的兵工厂老工人王祖业回忆说：“没过几天，就有军代表来接收我们的工厂啦！他们先把粮食送到厂里，苞米面、高粱米、大白菜……你可要知道啊，在解放前，我们可是啥也吃不上呀，一个月工资就够买两袋苞米面，吃饱饭根本就不敢想。这下可好了，不愁饿肚子了，工人们都很高兴！军代表在工厂的大剧院里给我们开大会，告诉我们沈阳解放了，从此以后大家再也不用为饿肚子发愁了！只要我们好好工作，生活会越来越好！军代表还给我们每人开了半个月的工资，这一下子我们更高兴了，大家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一个个摩拳擦掌，为恢复生产做准备。”

1922年出生的宋殿武说：“接管之后，工人们干劲都很足。我们听说前线的战斗还没结束，需要很多枪炮子弹，我们就开始动脑筋想招儿，快点生产出更多的子弹。我所在的10车间，恢复生产的时候有100多工人，在厂里是最大的车间。那时候也没人要求加班费啊、补助啊，我们都是自觉自愿地完成生产任务，啥时候任务完成了，啥时候我们才下班，我们的任务就是从前线发回来的需要单。我们还每天都在搞竞赛、搞比武。我是厂里的第一批8级工，这是工人里边最高级别了，我很振奋！”

在刚刚确定的八大厂当中，化工厂是工人工作环境的“重灾区”。在日伪统治时期，沈阳化工厂工人的劳动环境十分恶劣，厂区内氯气、盐酸气到处弥漫，残液四溢，地面污泞，工厂电解室、气缸油、漂白粉等作业场所，被工人们称为“电解室是阎王殿，汽缸油是大猪圈，漂白粉拿命换钱”。当时发给工人的劳动保护十分有限，质量又不好，防毒面具很多人只用一个，漂白粉工人涂黄油裹一层纸，便上岗作业；电解工人把报纸袋掏个洞，把身体套起来，再把胳膊腿扎紧，这就是“工人服”。沈阳化工厂的“阎王殿”和“大猪圈”，在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的日子里，开始成为历史的记忆，工人们也开始不用“拿命换钱”了。

新政府在组织职工恢复生产的同时，把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摆到重要位置，在复工初期的种种困难条件下，想办法将生产必须用的胶靴、胶鞋、手套、工作服、眼镜和防毒面具等，根据不同的岗位，迅速发给职工使用；还对有毒有害岗位的工人发放牛奶、鸡蛋、白糖、饼干等保健品。化工厂还建立了职工医院，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同时，工厂内开始对反动党团、会道门及国民党军警进行登记清洗、肃清反动势力残余的“环境卫生”也开始了。

接收大工厂不同于农村搞土改，陈云要求在吃透中央精神的前提下，掌握适合大工业特点、符合城市实际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因为工业不仅仅涉及到资产、设备、厂房等，还涉及到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以及数量更多的工人和技工，缺了哪一块，机器也转不起来，而机器转不起来，工厂不生产产品，不创造财富，就等于没有接收工厂。因此，军管会早就在解放前夕便开始将工人、职员问题当成一项重要课题来研究。陈云对于工厂的职员、技术人员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有过精辟的论述：工人是工厂里直接劳动者，人数最多，是最重要的。许多职员过去有一种缺点，最大的毛病是轻视劳动者，瞧不起工人，觉得自己穿长袍握笔杆，就是“上等人”，其中有的人有过对不起工人的地方。但是，要认识职员也是生产中不可缺少的，没有职员画图、写账、打算盘也不行，没有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更不行，而且将来的许多工人还要当职员、技工。

为此，军管会接管工厂后，同工厂工薪制度改革同步推进的还有阶级启蒙教育。新政府针对当时职工思想较为混乱，相当一部分人对形势和党的政策认识不清的状况，为唤起工人觉悟，使他们分清敌我、站稳阶级立场，在工厂掀起了民主改革运动。

1949年新年来临，东北局工业部工薪审核委员会统一公布了公营企业职工工薪等级及执行办法，工厂按各工种的难易进行工资调整，并纠正了过去工资结构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这些工作，保证了职工基本生活，使人心趋于稳定，各类人员95%以上到厂复工。在工厂复工的同时，军管会还组织职工进行学习和培训。后来的统计数据是，沈阳全市工人参加上课者达5万人，工人短期训练班达4000人。此外，军管会还想办法“招贤纳士”，吸收知识分子进工厂。1949年初，平津解放后，沈阳化工厂就立即派人到北京、天津等高校云集、人才荟萃之地，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辅仁大学等学校招聘刚毕业的大学生。

军管会选定的八大战略性工厂，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复工生产，为支援前线、发展东北和沈阳的社会经济发挥了历史性作用。除了八厂之外，沈阳将接收和没收的164个企业，改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这些企业经过改建、扩建，历经岁月磨砺，后来都成为现代化的大型骨干企业。

在1949年红旗漫卷的解放岁月里，“八大厂”走过它的沧桑与曲折，为新中国的诞生展现着自己的活力与生机。以沈阳的“八大厂”为代表的东北工业企业，对1949年关内进行的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进行了有力的支持。这一年东北支援上缴中央的物资中，仅钢铁就有20万吨。

“八大厂”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