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已渐行渐远，跨国外资药企在中国面临的挑战却并未解除。离职裁员潮背后，外资药企的高管和员工正面临全新的中国市场环境，被选择，也需要做出选择。

供职GE长达24年的段小缨离任、BMS肿瘤事业部副总裁郭安峰在内部转岗不足三个月之后离任……

近日，多条涉及外资药企高管人事变动的消息先后流出，同时流传出的还有多家外资药企的裁员补偿计划。据E药经理人不完全统计，2020年开年至今，仅外资药企涉及到的高管人事变动已经超过10起。而宣布进行架构调整乃至于裁员安排的外资药企也至少已经有三家。

显然，2020年，外资药企的日子并没有那么好过。

外资药企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加剧变化，无论成熟药还是创新药，外资药企当下都倍感压力。成熟药在国家医保谈判和带量采购双重压力下已经开始裁员增效，艾伯维、默沙东等多家外资药企近期宣布裁员补偿计划。而创新药也不是一帆风顺，首批带领K药、0药商业化的经理人基本已悉数离开，更有加入本土药企的高管“水土不服”，近期宣布离职。据上市公司公告，复星医药高级副总裁Hequn Yin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而此时距其2019年2月自辉瑞研发副总裁任上履新仅一年有余。

这些人事变动信息并非个例，外资药企在中国的经理人和员工正在遭遇什么？将会遭遇什么？可以从这些人事变动中读出有益信息。

逃离GE危机，回归医药

5月6日，美国GE集团宣布，现任GE全球高级副总裁、国际业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供职GE长达24年的段小缨即将离开。

值得注意的是，段小缨于2019年2月升任GE国际业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职务，升任后执掌的业务区域不限于中国市场，执掌的业务领域也不限于医药业务。

此次离开后，GE国际业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职务将交由GE中东总裁兼首席执行官Nabil Habayeb代为接任。而现任GE航空大中华区总裁向伟明将接替段小缨成为新任GE中国总裁并向Nabil汇报，相关任命生效时间为6月1日。

这意味着，中国职业经理人基于职务提升而在GE全球体系中获得的国际话语权，将随段小缨的离任一同被收回。

从2018年至今，GE的业绩表现一直不佳，而医疗则是增长相对良性的板块。

年报数据显示，GE 集团2018年、2019年净利润都为负数，分别为-228.02亿美元和-54.39亿美元。而营业收入则在2018年、2019年，分别同比下跌0.39%、21.71%。但GE医疗2018年实现净利润37亿美元，2018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

段小缨此前在GE全球体系中的升任，颇有“救火”意味。在段小缨执掌GE医疗中国的9年时间，GE医疗在中国的订单量从9亿美元增长到29亿美元，其升任似乎是想复制GE医疗的成功到其他市场。

但在她升任之后，GE针对医疗板块业务的处理方式更加简单直接。2018年，GE医疗板块一度传出将会拆分上市，但最终未能落地。2020年3月31日，GE医疗直接将隶属于医疗业务板块的生命科学业务以123亿美元的税前价格出售给了丹纳赫。

段小缨离开GE集团的去向还未宣布，但她很可能回归到最为熟悉的医药业务。就在宣布离职消息前不久，在赛诺菲4月28日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上，段小缨刚刚被批准任命为新的独立董事。

因为全球业务架构调整而面临压力，不会只是GE一家的职业经理人所面临的状况。近期，辉瑞已经完成了成熟药与创新药的业务分拆，默沙东、GSK都宣布了分拆决定，而BMS对新基的收购已经完成，艾伯维对艾尔建的收购正在进行中。

这些分拆或者收购之后，一定会面临的是业务架构调整以及裁员提效。对于这些外资药企的中国职业经理人，这些变化意味着至少不变的业绩要求以及更少的人、财、物资源，对于外资药企的一线中国员工则可能成为裁员对象，这些外部环境变化值得重视。

K药、O药“一代目”悉数离开

同在昨日，另一条人事变动消息也在医药圈内流传。

5月6日，纳斯达克上市的互联网医药公司1药网宣布，任命前百时美施贵宝肿瘤事业部副总裁郭安峰为1药网首席创新官，全面负责公司互联网医疗平台运营与创新。

就在数个月前的2月26日，百时美施贵宝宣布更换中国免疫肿瘤销售团队负责人，原赛诺菲 CV2 业务负责人邹文辉接替郭安峰职责担任中国免疫肿瘤销售团队负责人，郭安峰转岗任职免疫肿瘤销售战略负责人。

而此次1药网任命的宣布，意味着郭安峰彻底告别了“o药”销售团队，进入到全新的互联网医药领域。

PD-1在中国业绩火爆，K药上市首年销售额便突破20亿元，但在本土创新药企商业化冲击之下，K药、O药正面临商业化人才流失的挑战。

郭安峰选择离开百时美施贵宝加入1药网，并非个案。2月26日，百时美施贵宝宣布的不单只是更换免疫肿瘤销售团队负责人，同一时间宣布的还有百时美施贵宝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医学部负责人骆天红的离任。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9年12月6日，此前曾在百时美施贵宝担任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总经理，主导了O药在中国的上市的赵萍宣布加入本土创新药企基石药业担任大中华区总经理兼公司商业化负责人。而在此之前的12月2日，前GSK副总裁、呼吸和HIV业务部负责人陈思渊加入百时美施贵宝就任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总经理。

至此，O药在中国的商业化团队已经全数洗牌。不止O药，K药的商业和团队也面临重新洗牌。2020年3月16日，默沙东中国宣布，肿瘤事业部负责人牟艳萍已决定离开公司。而在任默沙东中国肿瘤事业部负责人的3年时间中，牟艳萍组建并管理了K药销售团队，并帮助默沙东中国肿瘤业务在2019年实现了5亿多美元的销售业绩。

而在离职后不久，3月26日，上海艾利斯医药宣布任命牟艳萍为公司首席执行官，全面负责公司业务运营。4月17日，上海艾利斯医药向科创板提交上市申请。

K药和O药的商业化团队变动是典型代表，尽管K药和O药都有不错的商业化前景，但面临本土药企激烈竞争，而负责K药、O药的职业经理人由于外资的体系，无法获得进一步的激励，转投科创板、港交所上市医药企业无疑能够获得更直接的业绩激励。

实际上，不止PD-1相关药企，众多本土创新药企如基石药业、和黄医药、复宏汉霖、泽璟制药等都宣布了自建商业化团队的计划并已经进入到招募程序中，对于外资药企刚刚上市创新药商业化而言，在人才上无疑会形成竞争压力。

外资高管“水土不服”

同样在5月6日，复星医药发布高级管理人员辞职公告，尹鹤群辞任复星医药高级付总裁、中央研究院院长。尹鹤群于2019年2月11日起任复星医药高级副总裁，在此之前的2年担任辉瑞研发副总裁。而在加入辉瑞之前的10年时间，尹鹤群历任诺华研发科学家、总监、资深总监、执行总监。

此前履新复星医药接受采访谈及职业生涯时，尹鹤群曾表示，“我认为至少还可以工作20年”。但最终，尹鹤群在加入复星医药后1年多便选择离开。

尽管外资高管加入本土药企，已经不鲜见，但水土不服的情况仍然存在。2019年7月6日，在歌礼制药短暂任职后，李正卿返回默沙东担任默沙东实验室中国副总裁。

而此前在礼来中国曾担任研发部负责人的Kerry Blanchard在短暂加入信达制药后离开，并在由康桥资本成立的云顶新耀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

如何能够留住高管人才？无论对外资药企还是本土药企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战。而对于外资高管而言，如何能够克服“水土不服”情况，适应外资体系外的环境，则是需要克服的主要难关。

同在一天宣布辞职，三个人最大的共同点是都带有深厚的外资药企职业背景和经历，但面临的处境和选择各不相同。

段小缨此前在GE全球体系中的升任，颇有“救火”意味，而离职则是在外资药企全球架构调整后，回归到医药主业。郭安峰的选择是当下众多跨国药企高管选择的职业路径，加入本土医药企业。而尹鹤群则多少代表了这一职业路径的“逆流”，外资药企高管加入本土药企“水土不服”离开的不在少数。

三个人的辞职并非个例，近期外资药企面临剧烈的人事变动，涉及高管也涉及一线员工，已经有多家外资药企宣布裁员计划。如近期便有消息称，艾伯维因为竞品进入国家医保而自己的产品没有进入国家医保，失去很大的竞争优势，丙肝药品代表面临裁员，而裁员赔偿方案也已经流出。

疫情在中国渐入尾声，但对外资药企而言危机并未解除，无论高管还是一线员工，都在被环境选择，也要在这个艰难环境中做出选择。

附2020年以来外资药企人事变动表（E药经理人根据公开资料汇编整理）：

GE最高职位中国高管离任，外企离职裁员潮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