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每年回家过年的几天，父母似乎永远不会停歇

我没想到，自己在西安的一场意外骨折，竟然让我第一次深深走进了父母的世界。父亲和叔叔那时刚从汕头回到河南老家，准备过年，又不得不马不停蹄，接我回家。随后，母亲一直照顾我到夏天。这是我成年后，和她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

这也是过去20多年，他们在老家停留的最长时间。

上世纪90年代，他们和家乡人从驻马店南下，只要一辆三轮车，就能在汕头扎下根来。男人们在市场给人拉菜、送货，家属们在制衣厂、快餐店打工，晚上所有人都回到市场，睡在三轮车上。这种集体露宿街头的状况，持续了好几年，用他们的话说“像乞丐一样”。就这样，一个市场养活了我们村几十户、数百人的生计。

经过20多年的积累，有些混得好的人，在汕头买下二三十万的老旧二手房。

在市场里卖菜、拉菜的老乡们。他们不在家的日子，我和他们的孩子在村里一起玩耍，一起长大

邻村的叔叔，他脚蹬的三轮曾是他们这群人最重要的谋生工具

早上5点钟，望远叔在往三轮车上装菜，然后运往下一级的蔬菜市场

我妈在纸盒厂粘贴纸盒，最近十几年她都在做这个工作

拥军叔是个爱玩的人，他不大的屋里养着鹦鹉，掰了好多次舌头还学不会说话，他墙上挂了一沓花T恤，每一件都不低于一百块。他说：我不穿那便宜衣服，剌人，不舒服

上图：老乡们有时干完活会在一起聚一聚，他们各自带上水果、花生，聊着生活近况和家乡的消息

下图：堂妹参加周末学习，她在汕头出生，也一直在汕头上学

他们二十多岁出来的时候拼命干活，除了能够改善家庭条件，还希望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不要像他们一样受累。

除了每年回家过年的几天，父母似乎永远不会停歇。“俺这一代人，是最后一代受苦的人，出来都是拼命干，比上一代人、大集体时都累，那时候可以洋兴（方言，偷懒的意思），现在都是自己哩。有点时间能挣钱，就挣钱。”

他们从20多岁就到汕头打工，干过建筑，蹬过三轮，在饭店做过洗碗工，在纸盒厂做过工人，还干过其他各种匪夷所思的零工。我很少和父母长时间相处，以至每次他们回家的最初几天，我都和小时候一样，有种怪怪的感觉。

我们这一代的乡下孩子，脑海里或许都会有这样一个画面：忽然被叫醒，在白炽灯下缓缓睁开睡眼，看到大包小包待发的父母，随后草草穿上衣服，或是在一个蚊虫嗡鸣的夏天，或是踏着年后冰冻薄脆的积雪，被父母拉着手去村口，送他们赶发往火车站的早班车。

那么多的孩子仿佛合而为一，成为一个孱弱的小身影，在村中土路上摸黑颠簸着，然后在父母看不见的时候偷偷哭泣。

不知道我爸离开驻马店去汕头那年有没有哭，那时我两岁，他也才23岁。6年后，我妈也离开了家乡。

1999年，我的父亲（左二）母亲（左三）在汕头一起打工，父亲抱着的是母亲打工的饭店老板的孩子

随后便是我留在故乡波澜不惊，失去管束的生活。我清楚地记得父母从据说火车要走三天三夜的那个地方寄来的麦片、过年时候带回的卤鸡、港片VCD、四大天王的磁带。那一切，在当时年幼的我心里，都代表着他们美好的城市生活。

而直到我如今问起，我妈才给我讲起那时的真实生活。

挣钱为了供儿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不像自己这代人一样受累

我父母那一代60、70后，成家后和父母分家，因为家里孩子多，能从父母那里分到的微乎其微。有时候一个小家3口人，才只有一个人的地，交完公粮剩下的收成仅够糊口。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开始外出打工，尽管在那时候出去“女的被说是风流，男的被说是在世上混”。

实际上，他们每天前半夜去大市场买菜，然后上菜摆摊，后半夜一开始就有人来批发，直到上午还会一直有一些零星的散客，等到收摊已近中午，然后回家吃饭睡觉，一觉醒来，再开始新的一天。

我和父亲去汕头南澳岛送货回来的路上，在海滩看到种紫菜的当地人，我拍照的时候，父亲就帮他们抬成捆的“竹拼”到海边。回城路上，父亲说，一捆很重，那些女人很能干

父母那些年托人带回来的照片里，那个流光溢彩的南方城市、青春的面孔、时髦的妆扮，曾给我年幼的心蒙上了对于城市生活的浪漫想象。

我妈去汕头之前，和奶奶一起去镇上的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我身上穿的是许多旧衣服上拆下的毛线织成的毛衣

他们忙于在城市挣钱，一开始很少回家，孩子常常在寒暑假被人捎带到城市和父母团聚

直到20多年后，我才渐渐意识到并开始思考那时候的真实生活，也开始重新理解、看待父母当年的选择。

凭借多年打工的收入，有些人已经给孩子在老家省会买了房子和车子，还有人在县城买了几套房。但更多人和我的父母一样，既没有在汕头，也没有在老家县城买房。在遥远的异乡生活，各种意外似乎特别多，或大或小的遭遇，总能让他们一段时间的积累瞬间清零。

没有一技之长，没有稳定体面的工作，无法融入城市的社保体系，凭汗水吃饭的人们知道他们的未来在哪。

“我约摸这都快退休了，要不多少年了。到时候都是回家种地。难道汕头给你发个粮本？回家一个人一亩半地，还能裹住嘴。在外面，就是个打工的。”同村拥军叔在他堆满垃圾的小屋里，给所有他那一辈人的未来下了一个定论。

早期的土瓦房、八九十年代城市扩张时期的居民楼、烂尾楼、活动板房以及这几年开始出现的新式小区高层住宅楼，这几乎可以囊括一个外来务工人员所有可能的居住空间

我13岁那年的暑假第一次到汕头，穿梭在照片中金砂乡幽暗的街巷，声音、气味、光影，给了我梦境一般的漫游感觉

他们作为第一代农民工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儿女也作为留守儿童随之而生了。他们曾以为，自己会是最后一代会种地的人，挣钱供儿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后，便可以不像自己这代人一样受累。

但事与愿违，他们的孩子在家能坚持读到高中的屈指可数，多数都是早早辍学来到父母打工的城市，也加入打工的行列，和父母走上一样的路。据我所知，村里的同辈人中，有在工地上装门窗的，有送快递的，有在厂里上班儿的。

这些来汕头打拼的夫妻，现在很少一起合照了，所以一开始总是坐得笔挺端正、表情严肃，这时我就让他们靠近一点、再亲热一点

我有时会问这些乡亲们，孩子按你们的说法也已经娶妻生子“完成”了，甚至在老家有车有房了，为什么不能停下来，休息一下？

我叔叔很认真地跟我说：“你爷生病的时候，4个儿子凑钱，我连一毛钱都拿不出来，借都借不到。我现在不讲究吃穿，但我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随时拿出钱来。”

或许这算是答案吧，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劳动习惯，另一方面是曾经的匮乏带来的无力和恐惧在激励着他们一刻不能停下，直到所有人都知道的时刻，他们干不动了，才会回到自己的老家，那个有人说说话的地方。

留和大伯、他的儿子和孙女。儿子开了一家驿站，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留和大伯夫妇干完活之后就来儿子店里帮忙打包快递、做饭、带孩子

他们的孩子正奔波在打工路上，等待又一轮“落叶归根”的故事

父亲过完年就回汕头了，母亲本来想照顾我到完全康复，但因为汕头厂里一个个电话打来，也不得不回去工作。在他们的身体里，异乡的生活和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本能，似乎这才是他们唯一合理的存在方式。

10月13日，附近村的小麦早已经种上了，我们村因为动地的事迟迟没有动静。这本是6年前村民达成的约定，几年里随着不断的出生和死亡，有人需要添地，有人则要去地。晚上村里开村民会议，伴随着私下的告状、辱骂，会议尚未开始，便已笼上不悦的气息。

村民闲聊的时候说，“只有穷人才在家里争地”，这句自嘲的话多少道出了点实情。

即便大机器日渐普及，但劳力的减少使得落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负担仍然不轻，尤其是对留在村庄的大量老年人，他们正是最早出去打工的这一代人的父亲母亲。

74岁的姥爷在撒麦种

在农村，除了重病的人，在农忙时节没有闲人。即使是90岁的老人，因为家里没有其他劳动力，还会出门拣花生。

二奶奶在别人家收获过的地里拾花生

9月末，我在地里看见一对老年夫妇，偏瘫的老头坐在电动车上，骨折后没有充分治疗落下残疾的老太，拄着拐杖在地里拣花生。

姥姥村里的老年夫妇，坐车上的老头还问我，偏瘫了不能走怎么办

十几天以后，老太在屋边的地里拣花生的时候，老头一个人去解手，结果摔了一跤，当晚就去世了。

我在下葬的地方看到他儿子怀里的遗像，那张面孔十几天前的样子还在我眼前。

秋收时，拣花生的老人

葬礼是一件大事，使村庄热闹起来。在田地里划定墓坑位置的时候，从城市里赶回来参加葬礼的男人们在祖坟看阴阳仙测量方位，他们小声地商量着，用脚踩着他们未来的位置，彼此相挨。还有两个男人醉酒后抱在一起哭着告诉对方，他们以后是要埋在一起的人。

这些“最后一代受苦的人”的父母，在他们不常在家的这些年里，陆续去世。而他们的孩子正奔波在打工路上，孙辈正在村庄里长大，等待一轮又一轮的，他们所说的“落叶归根”的故事。

阿红大伯的两个孙女和村里的男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这条路也是我从小上学走的那条，只是现在村庄搬迁，这条路已少有人走

我父母以为，他们会是最后一代受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