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焦虑何解？从台商投资大陆谈起

文丨李瀚明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80年代拎着家当走过罗湖桥，来到内地淘金的香港商人们。他们和内地社会各界合作，从“前店后厂”的模式开始，愣生生在中国创造出了另外一条产业转移的雁阵。

其实拎着家当的倒也不只是香港人——尽管台湾当局在80年代前期仍然对台湾同胞来往大陆多有限制，但仍有思乡心切的台湾同胞取道香港来往大陆。随着台湾同胞对大陆了解不断深入，自然也有艺高人胆大的台湾同胞选择在珠三角投资兴业。

因此，在80年代乃至90年代，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和港商对内地的投资相似，以靠近香港的深圳和东莞为主。其中，广深铁路进入东莞的第一个站樟木头站，就是台商投资的其中一个重地，至今仍有不少台商投资兴业。

1987年台湾当局放开居民赴大陆“探亲”之后，在探亲之余“顺带”投资兴业的台商越来越多。这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深圳和东莞的土地资源愈发紧张，实在是“卷”得厉害。加之不少台商其实并非两广出身，在广东投资兴业的话在语言和生活习俗多有不便，因此，一部分台商群体开始离开珠三角，向大陆其它地方发展。

台商的其中一个选择是以厦门为代表的闽南（厦门、漳州和泉州）地区。这里和台湾习俗相近，“同声同气”，就人文环境而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闽南地区和珠三角有一个一样的问题：土地。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特征，在群山峻岭之中的闽南地区，可供建厂的土地实在是捉襟见肘。从人口密度来看，厦漳泉三座城市的面积有25865.6平方公里，相当于四座上海市，但人口加起来仅有1900万人，不到以平原为主的上海的四分之三。

因此，进入90年代以后，一部分不满足于珠三角和厦漳泉投资环境的台商，选择继续沿着海岸线向北，来到长江三角洲一带。8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正为招商引资而发愁——当年珠江三角洲在港澳资金下爆炸式的高速发展，使得长江三角洲颇感压力。

让我们回看一下当年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投资环境对比。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珠三角对港商的吸引力，来自于香港老板可以和当地人之间可以借着粤语实现基本无障碍的沟通，大大降低了生产过程中信息传递的成本。对于讲国语的台湾老板而言，珠三角众人的“煲冬瓜”（对带有浓重粤语口音的普通话的戏谑性形容）确实给相互交流带来不少难度。与之相比，长三角的普通话相对而言确实容易理解很多。加之长三角本身是一块大平原，土地资源十分充足，不少台商也就自然选择扎根这里了。

在台商对长三角的投资中，江苏昆山是一个堪称样板级别的例子。昆山是一个由苏州市代管的县级市，地理位置不偏不倚正好在苏州市区和上海之间。这里就不得不提一嘴当年的交通基建——90年代初期的时候，上海还没有开始建设浦东机场和洋山港，当时上海的主要机场还是位于西侧的虹桥机场，港口也以市区北端的长江吴淞口为主。

由于黄浦江的存在，在当年缺少跨江桥梁的背景下，从东南侧的浦东前往虹桥机场和吴淞口其实并不如从西北侧的昆山前往方便。因此，对投资者而言，在上海西北侧的昆山设厂，既可以享受比上海市区更便宜的土地和生活成本，也可以充分利用上海西侧和北侧的交通基础设施。

然而，好酒也怕巷子深，刚刚的一切都只是理论。与港商往往祖籍珠三角，在珠三角多有亲戚朋友可以照应不同，台商多数并不祖籍昆山，对昆山这地方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对昆山而言，招商引资的难度可想而知。

但是从1990年开始的30年间，昆山的台资企业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呈现出了爆炸式的增长。这背后是台商对当地营商环境给予的宝贵信任，也是当地政府和社会尽心尽力服务和协调的结果。

事实上，台商的投资方向某种程度上是“雁阵”最大的变量。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90年代亚太地区的产业雁阵，在“亚洲四小龙”之后究竟是向中国还是向东南亚发展，方向一直没有决定——台商的投资方向自然也不例外。

90年代，台湾当局曾经推出两项政策。其中一项是旨在鼓励台商赴东南亚投资的“南向政策”，而另外一项则是劝阻台商赴大陆投资的“戒急用忍”。1994年，台湾当局通过了《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经贸合作纲领》，先期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文莱等七个国家。1996年，时任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更在晚宴上公开提出“戒急用忍”四字，“提醒”台商不要急于西进大陆。

但是，“郎有情而妾无意”似乎是对当时台湾当局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的最佳概括。东南亚国家由于民族成分复杂、贫富差距显著两个因素，素来存在治安不彰的问题，令东南亚华人华侨时常处在风口浪尖。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说当地政府不会为难台商，但它们往往也会顾忌华人和其它族群的关系而难以帮助台商协调本地社会。同时，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大幅度冲击东南亚国家经济，终于1998年在印尼酿成排华惨剧；而东南亚各国亦不时有情绪浓重的口号见诸报端。这都是令台商，尤其是产业投资者产生顾虑，望而却步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则愈加遍地开花，形成了“放眼看大陆，遍地是台商”的局面。台商投资的人心向背，足可从台商子弟学校的学生人数一窥全貌。如今，大陆三所台商子弟学校，学生人数都早已过千人（广东东莞2400余人，江苏昆山1700余人、上海闵行1300余人），而东南亚四所“台湾学校”（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印尼雅加达和泗水），人数都在数百人徘徊。

因此，中国不必过度担忧自身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优势会单单因为劳动力成本就轻易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但凡做过老板的人都知道，“做事先做人”一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要想吸引长期的投资，首先必须在为人处事上值得他人的信任。所谓“营商环境”，某种程度上也是做人的一部分——营商环境和信任在，人心和投资就在；营商环境和信任没了，人心和投资也很难留住。

之所以我们花一整篇文章探讨台湾企业西进大陆，是因为在00年代，台商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在90年代开始的世界互联网浪潮中，台商在大陆投资兴建的电子加工厂获得了大笔订单，帮助中国快速发展出口加工业。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会探讨电子加工业这一至今仍然在中国出口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行业，以及台商在其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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