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宁波从经济体量上正式超越天津。

根据宁波统计局披露的数据，2024年GDP为18147.7亿。而几天前，天津统计局公布的GDP数据则为18024.32亿，比宁波少了123.38亿。

要知道，这可是自改革开放之后，宁波首次超越天津的历史性时刻啊。

在2017年宁波正式超越青岛之后，天津可一直都是宁波追赶的目标。2014年，天津的GDP比宁波还要多2700亿。

然而，此后天津发生了两次“挤水分”事件，这使得宁波有了超车的机会，两座城市的GDP差距逐年缩小，如今成功实现赶超。

但宁波的“野心”绝不止于此，它的下一个赶超目标，可是超越南京，进入GDP前十俱乐部。两城在2023年的差距仅仅只有274.8亿，按照宁波今年的发展势头，这个目标也许很快就会达成。

这座看似低调的浙江城市，到底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至此的？

一

实际上，在这股历史洪流之中，裹挟着一股不可磨灭的重要力量，那就是商帮。

在2023年的胡润富豪榜中，浙商一共有335人上榜，位列全国总人数的第一，粤商、苏商、闽商分列二至四位。

在过去20年里，除了2004年和2007年被粤商所超越，浙商上榜人数几乎年年都是第一。可以说，中国目前最厉害的两大商帮，已经变成了浙商和粤商。

浙商为什么能这么厉害呢？有人说，浙商并不是“一个菜”，而是“一桌菜”，包括了各具特色的温商、甬商、越商、婺商。

在这其中，甬商虽然起步较晚，但却是最不容忽视的群体，其最大的亮点并不在于资本规模的大小，而是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从宁波帮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资本是如何改变一个区域的命运。

在宁波，有一个地方叫三江口，姚江、奉化江、甬江三江水日夜在此奔腾向东。矗立在老市区三江交汇口，有一座“三江送别”雕塑，刻画着昔日老宁波人最常见的“跑码头”场景。

一直以来，“要想窜，海三湾”是宁波人的信仰，世界各地都遍布着他们的足迹。

当时的宁波帮出门闯世界，一般有两条路径：一条是以上海滩为码头，北上天津卫，西抵汉口，走向全国；另一条则是南下香港，以香港为跳板，走向世界。

世界船王包玉刚是这里头的代表人物。1918年，包玉刚出生于宁波镇海市。13岁背井离乡，来到汉口父亲开设的平和鞋帽庄，学习做生意。20岁辗转去到了上海，在中央信托局保险部找了一份工作。之后，因工作能力出色被调任到上海银行业务部，更是在第二年就被提升为副总经理，那时候他才28岁。

在风雨飘摇的1949年，包玉刚全家搬到香港，跳出体制下海经商。在人生地不熟的弹丸之地，他和父亲以及几个朋友决定开一间贸易行。当时国内亟需生活、生产用品，包玉刚瞄准这个商机，从国外买商品，然后销往内地，赚取差价。

但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国开始搞贸易禁运，明面生意很难做了，只能通过走私。

包玉刚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决定换赛道。当时，香港有非常好的港口条件和贸易优势，包玉刚决定涉足自己完全不熟的航运业。

得益于此前在金融业和进出口贸易业积累的经验优势，包玉刚从无到有打造起了一个拥有大型、巨型轮船200多艘，总吨位2000多万吨的航运帝国，位居世界航运之首。短短20年时间，包玉刚就取代董浩云，成为世界第一船王。

每个商帮都会诞生类似包玉刚的人物，在阜外享有盛名，但是宁波帮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纵览近现代史，能同时深远影响上海和香港这两座顶流城市的，只有宁波帮。清末大上海的崛起，二战后香港的繁荣昌盛，离不开这一重要商帮力量。

《中国商业地理》里说：“上海者，即曰宁波人之上海。”在上海租界，以洋人名字命名的马路数不胜数，但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只有3条，而其中两条就是宁波籍巨商的名字。

清末，宁波人垄断了上海经济的半壁江山，当时在上海居住的宁波人有40万人之多。到了1948年，在上海谋生的宁波人已达100万之众，占上海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

人数规模是一方面，影响力是另一方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上海的金融、贸易、航运、制造业等，其实都是宁波人率先支棱起来的。

叶澄衷在上海办起五金进出口业务，虞洽卿在上海办起宁绍轮船公司和独资的三北轮埠公司，宋汉章办起第一个保险业，虞洽卿、盛工华、包达三等还办起了第一家物品交易所（证券业）等等，而且他们把赚来的钱不断投入民族工商业，与外国资本展开激烈的竞争。

浙江兴业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中称：“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上海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也就是说，上海金融贸易长期为宁波籍巨商所操纵。上海今时今日的金融地位，实际上与早期的宁波帮是分不开的。

当时的宁波人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们敢于拥抱时代变化，吸收并转化大量的西方理念、技术和商务模式，将其运用到自己的传统产业中。

比如将传统的钱庄改造为现代银行，并引入了保险、兑汇、结算这样的新式金融概念。

反观晋商和徽商，虽然过去在金融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仍旧习惯于将自己的命运与垄断权力紧紧捆绑在一起，创新意识不足，导致后来无法适应时代的转型而逐渐没落。

由此宁波人也创造了上百个中国第一，中国第一艘商业轮船、第一家机器轧花厂、第一家商业银行、第一家华人五金店、第一家日用化工厂，中国最早的化学工业社、最早的味精厂、最早的灯泡厂、最早的精纺呢绒厂、最早的民营仪表厂。

同仁堂、老凤祥、亨得利、商务印书馆……这些至今响当当的品牌，都是出自宁波人之手。

而在珠江入海口的香港，宁波帮也打拼出了一席天地，在商界、政界，宁波帮涌现出不少风云人物：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安子介、全球纺织业之王曹光彪、华人世界船王包玉刚、中国电器电信业先驱李达三，特区政府首任特首董建华等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宁波帮遍布香港的纺织业、银行和金融业、塑胶生产业、商业等。就拿纺织业来说，宁波帮的曹光彪可以说是香港的首位开拓者，他在1954年就投资创办了香港首家毛纺厂，之后更是被称为“香港毛纺界的元老”“世界毛纺大王”。

紧跟其后的，还有宁波帮的安子介和赵安中，他们生产的纺织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一举打响了香港纺织业的世界知名度。1984年，香港十大富豪中就有四位是宁波籍人士。

除了在商界叱咤风云，“宁波帮”在香港回归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中英还处于谈判阶段，又碰上香港经济不景气和金融风波，外界对于回归之后的香港还会不会繁荣表示怀疑。

英资渣打、怡和集团抽走在香港的资金，一些精英甚至变卖家产远走他乡。

这时候，王宽诚、包玉刚、董建华、马临等宁波帮纷纷站了出来，多次在公开场合阐述了中央实行“一国两制”的决心，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香港前景的乐观态度，这无异于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包玉刚还充当起了“民间大使”，利用自己的政商关系，穿梭于中英两国高层之间，传递双方在公开场合不便述说的信息。

英国外交大臣贺维曾经对包陪庆说：“你父亲包玉刚先生，不但是邓小平的朋友，也得到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信任。他在谈判的几年中，两地穿梭，起了很大的作用，犹如机器润滑剂，增进双方的信任。”

此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组建、立法会的组建，更是处处可见宁波帮的身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5位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宁波人就占了两席。

过去走南闯北的宁波帮势力，如今的足迹已经遍布世界各地。据澎湃新闻的报道，目前宁波共有42.7万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全球一共有16个港澳台宁波同乡社团，207个海外侨团，覆盖47个国家和地区。靠海生存的宁波人，在波涛汹涌中披荆斩棘。

二

境外宁波帮的出彩，对于本土宁波市来说是极其幸运的。

1984年，邓小平向当时的国务委员谷牧询问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进展，特别问到“宁波怎么样”。

随后他指出：“宁波的事情好办点，宁波有那么多人在外边，世界上有名的2个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都是宁波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随后，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3年间开了6次会议，协调解决了当时涉及宁波的几乎全部重大问题。国务院为一个城市的发展专门设立协调小组，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邓小平之所以那么看重宁波，是因为这个城市身上恰好有改革开放需要的两大优势。一是宁波港，宁波港地处中国大陆沿海中部与长江“T”子形航线的交汇口，可谓中国港口的“皇冠”。

而且，北仑港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17.5公里长的深水岩壁海岸线，海域水深20米以上，能吞吐25万吨级及以上的巨轮，是少有的理想港口。在那个亟需吸引外资的年代，一个好的港口有多重要啊。

第二是宁波帮的人脉资源。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整个国家面临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缺物资、缺水、缺电、缺粮的困境，而宁波帮就是宁波突围的底气。

1984年，香港只是一个弹丸之地，人口533万左右，占全国的0.5%，但GDP占全国的比重高达13%，实力相当恐怖。在这其中，早已成长为港岛中流砥柱的宁波帮，便是宁波非常重要的华侨资源。

在邓小平“宁波帮帮宁波”的号召下，香港“影视大王”邵逸夫、香南丰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廷骅、香港宁波同乡会会长李达三、香港永兴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光彪、美国第一任华人州长吴仙标、全美华侨工商业总会会长应行久、新加坡宁波同乡会会长水铭漳、日本孙氏集团主席孙忠利及在中国台湾的金融界、实业界著名人士应昌期等宁波帮，都在阔别家乡几十年后踏上了魂牵梦萦的故土，反哺家乡，捐资投资。

当时宁波500多万人口，只有两所专科院校，没有一所大学。当地想要创办“宁波大学”，计划2000人，投资4000万元人民币。但是宁波一年财政收入8亿元，扣除上交和吃饭，只剩下2000万元，根本无能为力。

66岁的包玉刚一回来就献上了一份“厚礼”——两千万美元的外汇，用于创办宁波大学，邓小平甚至亲自题写了校名。在1991年包玉刚去世之后，邵逸夫、王宽诚、曹光彪、李达三、赵安中、汤于翰、顾国华、朱英龙等大批宁波帮倾囊而出，累计为学校捐款近7亿元。为宁波发展中高端产业奠定人才基础。

在那个年代，宁波帮拿出的真金白银，可不仅仅是投资款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宝贵的外汇资源。要知道，1949年后中国与所有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面临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双重资金困境，加上西方社会的经济封锁，中国极度缺乏外汇资金。

为了积攒外汇，国家派出各种演出团队去外国表演，但都是杯水车薪。结果，中国在进口海外先进设备以及国际外交上支付能力不足，出海投资更是无从谈起。

而在邓小平发出“宁波帮帮宁波”号召之后的三十三年里，宁波引进侨资企业8100余家，总投资约50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57.2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宁波帮的投入或者牵线搭桥引进来的。这些外汇最后化为了原材料、机器设备、建筑物等，嵌入宁波的经济机器中。

时至今日“宁波帮帮宁波”的传统从没有间断过。尽管很多老一辈的宁波帮也已经年近古稀，但他们的二代和三代开始接棒，加入新宁波帮的行列当中，将宁波帮的精神持续传承下去。

包玉刚的好友、香港荣华纺织有限公司前董事长赵安中，他的孩子在美国芝加哥读完研究生后，就回来镇海创办了生阳新材料，从事新材料的研发和产品生产。

宁波本地的企业永新光学，其前身是宁波光学仪器厂，这是由宁波帮人士、香港实业界的翘楚曹光彪投资创立的，也是宁波首家“宁波帮”投资的上市公司。如今已经传承到了第三代，是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其研发的光学镜头，成为“嫦娥号”探月的“眼睛”。

这些不断累积的资本存量，推动宁波从一个商埠小城迅速跃升为现代化大都市。

三

由于宁波帮的存在，宁波市从起步开始，就获得了顶层设计的倾斜和关照，极大地推动了宁波的发展。

1979年，从北仑港十万吨级的铁矿石中转码头，打下第一根桩开始，到1981年，第一艘十万吨级“宝清海”轮成功靠泊，北仑港实现了从河口港走向海港的历史跨越。

历经3年的建设，1982年，北仑港从一片芦苇丛生的荒凉滩涂，蜕变成为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10万吨级深水码头。当时中国的彩色电视机很少，质量也不高，但北仑港矿石中转码头上的重要生产环节，竟然全部是用彩电进行实时监控的，在当时可以说是设备最为先进的。

要知道，福州港可是在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探索向外海深水港区拓展，而宁波已经早早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但就算是设备如此先进的北仑港，其定位也不过是上海宝钢的配套港口，用作钢铁厂进口铁矿石的中转码头，充其量不过是舞台上的配角。

让北仑港从配角一举成为主角的，还是宁波帮的力量，其中的代表便是卢绪章，是中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4岁时，他离开宁波老家至上海谋生。

1933年，卢绪章和几个朋友成立了今天华润集团的前身——广大华行。1984年，73岁高龄的卢绪章受中央和小平的委派，回到故乡宁波帮助开展对外开放工作，并被浙江省、宁波市政府聘为特邀顾问。

为了加快开发北仑港，他向国家提出了许多实际且中肯的建议，这些真知灼见都得到了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领导的高度重视。

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沿海开放地区已经形成几种开放模式，但缺少一个大型国际中转港，他为此实地调研过沿海很多港口，确信唯有宁波才是最佳选择，并帮助宁波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

而且，他还充分利用自己海外朋友多的优势，多方奔走联络，希望海外的乡亲们都可以多回乡来看看。在他的盛情邀请之下，包玉刚在阔别家乡40年之后终于重新踏上故土。而这位世界船王一眼就发现北仑深水良港对于宁波发展的重要性，当时他就向邓小平积极提议，要大力发展北仑港。

次年，邓小平与国务院主要领导谈对外开放时说：“包玉刚先生说，宁波可以进25万吨的货轮，是少有的理想港口，25万吨船的运输成本可降低30%。所以，发展金三角，如果把上海与宁波连起来，就可以解决上海的许多问题。”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85年北仑港就被定为国家要建的四个国际中转港之一。

得益于宁波帮的推波助澜，国家投入了非常多的资金和资源用于开发和建设这个港口。1990年开始，北仑港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建设高潮。在10万吨级的矿石中转码头旁边，抓紧建设集装箱专用泊位。

到了1992年，国家计委批准北仑港建设20万吨级大型货轮码头，而1994年建成的５万吨级算山原油码头，使得原本没有资源优势的北仑港，一下子跃升为国内海运油港和油品集散基地。

如今，北仑港已从昔日的内河小港，变成了气吞万里的世界级大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4年位居世界第一，航线总数超过300条。而北仑港的开发建设，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宁波的辐射能力。

为了建设宁波机场，卢绪章还多次上书邓小平。因为有了机场，才能方便境外人士来往宁波，才能给这座城市的经济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1985年，邓小平交代国务委员谷牧，将宁波机场从军用机场变成军地合用，另外还给出了两条指示，一是航班要增加，先做到每天有一班，随着通航的进一步发展，逐步做到每天有两个航班。二是将来经济发展了，宁波以地方为主再搞一个大一点的机场。

正是有了邓小平的特别关照，宁波很快走过了宁波庄桥机场军民两用的初创时期，在1990年，比省会杭州更早迎来了浙江省内的第一座民用机场——宁波栎社机场，结束了没有民用机场的历史。

当时的栎社机场是长三角第四个国际机场，耗资1.26亿，跑道长2500米，可起降波音757及以下机型，停机坪5.5万平方米，可停放9架飞机。

拥有国际机场、北仑港等重大设施的宁波，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比别的城市拥有了更多的筹码，加速了宁波的崛起。

2024年，宁波GDP罕见超越天津位列全国第11名，距离中国前十大城市仅有一步之遥，背后的宁波帮功不可没。

四

宁波帮之所以可以崛起，并超越晋商、徽商等其他商帮，在于它并非“官商”，而是“民商”，民本经济是它的根。

早期晋商和徽商之所以更强势，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更为紧密。但长期背靠权力，加上深居内陆，也造就了晋商、徽商封闭、保守的性格，也使得他们难以应对市场经济大门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冲击，逐渐走向衰落。

相较之下，沿海的宁波帮本质还是民本经济，适应性更强，在上海开埠后迅速从买办经济中夺得主导权，并顺应时代变化铺开商业图谱，形成后发优势。

时至今日，民营经济仍旧是宁波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力量。2008年，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使得宁波到上海的通行时间从4小时缩短至2小时。

过去，由于杭州湾的阻隔，宁波长期处于交通末梢，与浙北、上海、苏南的陆上交通极为不便，这也变相缩小了宁波港的腹地，制约了这个黄金良港的价值最大化。

而杭州湾跨海大桥落成之后，宁波的地位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嘉兴、苏南等地区到宁波港的公路距离与上海港几乎相等，江苏一带企业的出口从此多了一个选择。

宁波和上海“牵手”之后，宁波也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国际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长三角一体化将大大加速。

但这还不是最引人瞩目的，最关键的一点是，过去国家级的特大基础设施项目，一直都被视作民间资本的禁区，资本再雄厚都难以逾越这座大山。然而，浙江却打开禁区之门，创下了中国民营资本首次进入基础建设项目的历史。

2000年，杭州湾跨海大桥投资的经费估算下来，大概需要118亿元，而当时宁波的财政收入连110亿都没有。时任宁波市市长向国家部委汇报时语出惊人：“主要项目批下来，大桥建设不要国家投一分钱。”

钱从哪里来呢？2003年，酝酿了10年之久的杭州湾跨海大桥正式动工。有关大桥的投资谜底就此揭开。原来，宁波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创新，从市场融资，向民间资本敞开大门。

具体来说，银行贷款占65%，项目资本金占35%。而企业投资的35%中，宁波和嘉兴以9：1的比例出资。

其中宁波的投资方，45%为国有的宁波交通投资公司，45%的股份是民营企业雅戈尔拿下的，其余的10%由慈溪（宁波代管的一个县级市）建桥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这是由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环驰轴承集团等十多家宁波的民营企业组成的。

民间资本在企业投资中超过了一半。以至于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杭州湾跨海大桥被套上了“民资控股”的光环。

尽管后来由于诸多因素，民营资本已经退出，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历史篇章结束。近几年，浙江的民间资本再一次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

2022年，中国首条民资控股高铁——杭绍台城际铁路开通，其运营主体杭绍台铁路有限公司，是由复星集团牵头的浙商民营联合体，占股51%。

2024年，温州的首条350公里时速高铁杭温高铁也正式运营，这是全国第二条民资控股建设的高速铁路。

这便是与众不同的浙江。这种敢于突破边界的胆识，来源于本土民营资本力量的底气。

如今，宁波的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市65%的GDP和出口额、80%的税收、85%的就业岗位、超95%的上市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在宁波，平均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老板，人均拥有1/26家民营企业。

2023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有20家在宁波，数量位列全国第6，比上海、重庆、福州、广州、南京、佛山都要多。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宁波帮，选择在制造业上下功夫，走出了一条“制造冠军”之路。目前，宁波涌现出104家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35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全国千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培育出全国6.7%的单项冠军，缔造出不少传奇。

像慈溪民营企业天生密封件公司制造的反应堆主密封环，助推“华龙一号”核电站核心设备的完全国产化。贝发打破了“中国造不出好圆珠笔笔头”的尴尬。长阳科技的光学反射膜实现进口替代，打破国外厂商的长期垄断。宁波德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专注于小小的缝纫机旋梭，旋梭产品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90%……

三江口的潮水奔腾不息，宁波帮的故事，仍旧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从配角到主角，北仑港的C位之战》，螃蟹甲，载于《看航运》公众号，2022年1月；

《地区放权与经济效率：以计划单列为例》，史宇鹏、周黎安，载于《经济研究》，2007年第一期。

宁波与宁波商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