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晴出生于1997年8月。尚在襁褓中时，“介绍人”4800块钱把她卖给了漳河北边儿的刘家。妈妈从外地被拐卖到河北，生下她就跑了。养父刘沐恩，头脑不算灵光，常年吃低保，打了一辈子光棍，多靠大哥帮衬。长到十来岁，她从邻居的闲言碎语里得知，她不是亲生的。

刘雨晴嫁了两回。按现在的婆家人的说法，最初的起因是她“不给碰”，才想到要送她去精神病院瞧病，回来后却被发现怀了身孕。“没人逼我。”她对警察说。可家里人不让她这么说。现在，被问起那件事，她就一律说“不知道”，或是“吃药迷（糊）了”。

丈夫杨刚一家上医院找理，男护工郭某竟主动站了出来，揽下责任。“就是玩玩儿。”婆婆张云说，这是她在现场亲耳听郭某说的。两个男人，老家相隔二十里地，某种程度上却是同病相怜：郭某31岁还打着光棍，杨刚22岁还没要上小孩，在农村是同等的“耻辱”。

年初，杨刚就有过抑郁情绪。因为彩礼和操办婚事，背上十多万外债，却没能迎来正常的婚姻生活，他越想越气。小臂上留下数道密集的刀疤，手腕也有浅浅的一道，甚至两次有过跳楼的冲动。

医院，是刘家为小雨选定的，听说亲戚家的一个小伙在那儿治好了——“不是什么大病，就是离婚受了点刺激。”

婚育在村里，是头等大事，也是许多大悲大喜的来源。就在不久前，附近乡里有个老太当街被车撞死，传闻肇事司机当时正去相亲的路上。没有驾照，车是借的，不这么充门面，在当地几乎别想讨上老婆。

这是今年夏天以来发生在河北魏县一个村庄的故事，这里的适婚男女性别比高达159：100，男人比女人多出一万一千余人。

六年前，这里发生过“越南新娘集体逃跑”事件，轰动全国；2020年11月9日，媒体的聚光灯再次投射到这个贫苦的角落，故事的主角刘雨晴，却长久失语，成为镜头远焦的背景板，无处可逃。

第一监护人与性防卫能力

刘雨晴很瘦，一件黑色羽绒服，一条牛仔裤，包裹住柔弱的身子。平常在院子里走动，就赤脚趿拉着一双棉鞋。以前杨刚见过她看快手视频学化妆，唇膏涂得厚厚的，眉毛也纹过。现在虽说素面朝天，但乍眼看去，仍然清秀。普通对话交流，也没什么异样。

“你想要这个孩子吗？”“不想，”刘雨晴捂着肚子说，“我胃痛，还有胆囊炎，现在都不能吃药。”

孩子，隐约成了她的夫家告讼的证据和筹码。9月1日，杨家人去医院对质后报了警，魏县警方宣称，小雨和男护工郭某在讯问中都说，发生关系是自愿的。但杨家坚决要求追究郭某涉嫌强奸的刑事责任和医院的管理责任，并向医院索赔。杨刚说，民警一直说“司法鉴定预约不上”，换了几个时间，迟迟没有下文，孕期从50多天，愣是拖到了4个多月。他们心里没底，“打掉孩子，谁知道医院会不会赖账呢？”

小腹日渐隆起，家人着急，刘雨晴也跟着害怕起来。孩子铁定是不能要的，怀孕初期，她在住院，每天都吃药。杨刚说，医院至今不肯提供病例本和药方，出院带回家的药，也都没有药盒和说明书。

杨刚展示医院给妻子开具的每日服用药物，均用粗粝的草纸团包裹。另有一个小药瓶，贴着写有“一天”字样的胶布，撕开显示，原包装就是胃药。

11月9日，在杨刚舅舅杨磊的努力下，本地都市报介入报道。两天后，杨刚终于领着刘雨晴父女俩，走进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司法鉴定中心。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刘家亲戚不乏微词。他们在意小雨的隐私，更纳闷，“要说受害人，也应该是小雨本人吧？”

杨家耿耿于怀的是另一件事。院方称，事发后，医院曾两次去刘家慰问看望，基本得到患者娘家谅解。“怎么说他俩也是合法夫妻，不应该到我们家来谈吗？”当时在家的刘沐恩及其大嫂，特别向亲家解释，否认“谅解”一说：医院只是来家里问了问病情、有没有继续吃药，没谈“强奸”这码事，更谈不到损害赔偿。

在这番角力背后，牵扯到精神障碍者的一大疑难问题：民事行为能力认定。

“在《民法总则》时代，只要你有精神病史，即使病情处于缓解期或者已经恢复，你都会被理所当然地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明年1月1日起即将生效的《民法典》，在立法上有所进步，精神病人只要不在发病期，理应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一位不愿具名的意定监护公证专家说，上述两部法律都规定，配偶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第一监护人（顺位高于父母和子女），因此，在《民法典》正式生效前，杨刚确实有权利代表妻子刑事报案、起诉或申诉，这些都属于监护职责范畴。

院方向媒体透露了三个版本的病情，包括小雨“因出现精神分裂症状入院治疗”、“刚来的时候医院判断她是间歇性精神病”，以及最后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既有抑郁又有躁狂发作的一种精神疾病，严重时影响患者的生活及社会功能），“具体表现为孤独、不接触人等，事发时已基本康复，因此对她管理比较松。”院长张付章说，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小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基本康复，并据此否认“强奸”一说。他同时承认，“发生这样的事情，确实是我们管理存在漏洞。”

值得注意的是，“间歇性精神病”并非临床医学专业术语，而是刑法中的法律术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84年颁布的《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明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痴呆者（程度严重的）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管犯罪分子采取什么手段，都应以强奸罪论处。与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在未发病期间发生性行为，妇女本人同意的，不构成强奸罪。”不过，这一司法解释已在2013年被废止。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张钦廷教授2019年发表论文建议，出现上述两种情况，只需鉴定受害人的精神状态，不必对其性自我防卫能力进行判定，以免人为造成案件审理复杂化。

在精神司法鉴定实践中，性自我防卫能力鉴定，只针对疑似强奸案件中被性侵的女性精神障碍者，评定其对两性行为的意义、性质及其对自身后果的辨识能力。刘雨晴接受的司法鉴定，就包括了精神状态鉴定、行为观察和治疗、性自我防卫能力三项，只有最后一项是单独进行的，其余都有家属陪同在旁。

司法鉴定结论出炉需要一个月，公安部门将据此决定是否对郭某涉嫌强奸罪进行立案侦查。

杨磊回忆，“医生说，脑部CT扫描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智力测试下来，还不如十岁小孩。别人哄她两下，她就信了那种。这谈得上什么自愿？”

不过智商低，不等于没有性自我防卫能力。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的一份性防卫能力鉴定案例分析论文显示，有的被鉴定人智商只有55，但是社会适应能力良好，仍被判定为性自我防卫能力存在，“因为测定智商的结果，可能与被鉴定人受教育程度、社会环境、当时的心理状态等因素都有一定关系。”

娶一房媳妇五十万：宁愿生的是女娃

“我都23岁了，怎么还把我当小孩儿？”后来，单独谈及智力测试结果时，刘雨晴腼腆地笑了，她不觉得自己有精神病。她说只是讨厌婆婆“抓挠”她。她拿手提拉着胸口的衣服示意，“还会脱我衣裳，扒我裤子，这不是玩儿人吗。”而婆婆张云的解释是：儿媳老是乱丢衣服，新买的衣服，穿过一次就扔。她干脆锁进衣柜里，拿什么，小雨就穿什么。

做司法鉴定时，法医问刘雨晴，有没有受婆婆“虐待”，她什么都没说，丈夫就站在身旁。眼下，怀孕和要做妈妈意味着什么，她也答不上来。张云还说，发现有孕不久时，刘雨晴曾随口说，“孩子已经没了。”

奔波了三天，从石家庄回到魏县家中，刘雨晴脱掉黑短靴，照常往床上一钻。手机落在邯郸丈夫家亲戚的车里，她几乎无事可做。她说，夜里漆黑一片，听到房梁上有声响，好像有人在上面打洞。她睡不着，害怕极了，想起小的时候，有一次被噩梦惊醒。真想跑去隔壁爸爸住的小屋，往床边的沙发上一躺，“可爸爸是男的呀。”她挣扎了一番，还是作罢。

她说比任何时候都想见到妈妈。她想象着和妈妈躺在一个被窝里，在她的胳臂弯里入睡。家里人不是没有帮她打听过，可是当年的“介绍人”早就病死了，茫茫人海，线索全无。

婚后，刘雨晴常往娘家跑；事发后，她又想回夫家。有时是因为孤独，有时则是念起杨刚的好。不过，只要婆婆在家，她说还是不敢住下去。

父母生前留下的水泥房，刘沐恩住了大半辈子。讨不上老婆，自然也就没有翻新的必要。红砖裸露在外，大门就是光溜溜的铁丝网。木柴堆在土院子里，生火的煤炉靠着墙角，熏黑了一小面砖墙。

杨家原本也好不到哪儿去，如今盖起了两层楼房，大厅里铺满瓷砖，天花板吊顶雕花也很考究，四角还挂着去年10月新婚时的大红挂饰。杨父做建筑工，两次摔坏了腰，为了儿子的婚事，亲自盖房。

可光是买这些材料，就差不多掏空了家底。

“邯郸市几个县如今彩礼都流行‘三斤一响’，即百元人民币要称三斤，算下来大概12万，然后再买一辆价值最少四五万的小轿车。还有的彩礼要‘万紫千红一片绿’，即一万张面值五元（紫色）的钞票，一千张面值100元的大红票子，加上一堆面值50元（绿色）的钞票，共约15万。除了‘三斤一响’和‘万紫千红一片绿’，还必须有一套房子，再置办上家具，这样算下来娶个媳妇至少要花费50万元。”

六年前有关“越南新娘集体逃跑事件”的报道中，详细介绍了邯郸农村的彩礼习俗，到今天也没有过时。“我真得觉得亏欠家里太多了，如果我们家只有我妹妹，绝不会过得这么辛苦。”杨刚说。张云也感叹，“现在都宁愿生女娃娃，也不想再生儿子喽。”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显示，魏县10～14岁年龄段的男女性别比接近159：100，男性比女性多出11854人，如今他们正值适婚年龄；当年统计的10岁以下性别比也超过125。

而联合国明确认定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为102～107之间。

读到初中，杨刚跟人打了一架，就此辍学，出去打工。几年前，他还对结婚这事没概念，每个月的工资都花得七七八八。可转眼，身边的同龄人，孩子都两三岁了。男孩子一到十七八岁，家里就在忙着张罗了。在妈妈的催促下，杨刚也相过好几次亲。女方要的彩礼至少二三十万，他刚见完，后面排着队的男孩少说也有七八个。

第一次见到刘雨晴，他看她文文静静，还怕自己配不上她，“能成也不容易，就想着赶紧结婚。”她家条件不好，彩礼要得也少，只有14万，在村里算是最低档了。杨刚许诺，“嫁到我们家，你不用做任何事，我们全包了。”就因为这句话，加上给她买的零食，刘雨晴觉得他人好，动了心。

第二天，杨家准备了一些水果礼品，第三天就上门定亲。去年10月，双方办了婚宴，正式进门。可杨刚说，媳妇就是不让他碰，“男人都接受不了这种事，说出去太丢脸了。”他跟妈说，也跟老丈人说，都是干着急。有时候，小雨睡到半夜一两点，也会突然跑去他妹妹的房间睡。不久，两人就进入分房状态，她跟婆婆合睡。

小雨在家从没干过活，婆婆叫她扫地洗衣服，她不愿意，常常闹得不欢而散。她赖在床上的时间越来越长，她说是因为无聊和困。后来饭也不想吃，光拿零食填肚子。有时也发脾气，说胡话。除了玩手机上的小游戏，看电视，她没有别的娱乐。“她玩的是汤姆猫那种小游戏，教她玩稍微有点操作难度的，她就不会。”杨刚说。

婆婆张云说，打从她嫁到家里，里外的衣服都是她给洗的，把她当小孩一样哄着，觉得忍忍也没什么。儿子能有个媳妇，生个娃，一起把日子过下去，就够了。无论如何，传宗接代是农村里天大的事。

“讨外地媳妇还是没有本地的好，生完孩子跑了的太多了，”她随口就举了周边好几户人家，“虽说孩子也不用他妈带，都是我们老人操心。”

医院里发生了什么？

按娘家人的话说，小雨的精神状况一直挺正常的，只是不爱跟人说话，嫁人之后才发现她眼神呆呆的。“现在谁家的媳妇还会干活啊，都是男人家供着，有的还是‘扶弟魔’，三天两头往娘家拿东西，没有那种结婚过日子、把男方家当作自己家的想法。”刘雨晴的堂哥刘威自己也有苦难言。

在农村，管那些不肯跟男人同房的女人叫“桃花女”。张云四处打听擅长做法事的人，每次带刘雨晴上门，都要准备一大堆贡品和元宝，至少花掉两千块钱。他们上上下下地“瞧”，往她身上撒东西，叫魂驱鬼。甭管出了什么意外，好像都能让他们“瞧”出来；有人生病不吃药，光看这个，他们家能跟医院一样，挂满锦旗。先后跑了三家，可还是没见起色。其实她心里也明白，顶多是求个心理安慰。

杨刚反对“封建迷信”，他只是建议带小雨去邯郸大医院看心理咨询。他说自己从没往精神病方面去想，“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绝对不会选这种封闭管理的医院。”

是刘家和杨母张云商量下来，决定就近在魏县选一家。魏县精神康复医院因为医保报销比例高、家属不用陪护，被认为是最方便的选择。

而刘雨晴说，她是被“骗”去医院的。起因是几天前，在自己家，和婆婆起的冲突。爸爸喊她一起吃饭，她不吃，婆婆又来“抓挠”她，连爸爸也在一旁帮着婆婆。刘雨晴气头上来，拿起棍子，差点打到爸爸的眼睛，“其实他们跑得快，打到身上也不痛。”没多久，她就后悔了。

今年4月6日，在爸爸、大伯和婆婆的带领下，刘雨晴住进了魏县精神康复医院。他们交了一千多块押金，说好三个月一个疗程。刘雨晴原本以为，那是看各科的综合医院，住了一阵子才发现不是。医生怎么给她诊断的，她没有印象，“只记得一进去，屁股上就被打了一针。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疼得我在地上直打滚。”

还有一个女病人，曾经无端端在她背后踢了她一脚。但除此之外，她没觉得医院有什么不好，每天下午有唱歌跳舞的活动时间，她想睡觉，也没人非拖她起来不可。

十几天后，杨刚和妈妈、大姑一起去看望了她一次，觉得还好。第二次，医院就不给见人了，只管接收零食，说是封闭管理，否则会影响病情恢复。想办出院，医院不让，押金也不给退，只好算了。整个疗程下来，总共花了六千多，杨家坚持说，病情比进去之前反而加重了。

11月11日，官方通报称，魏县精神康复医院已对男护工郭某（右一）解除聘用关系，当地卫生健康局已组建专项调查组，进驻魏县精神康复医院依法依规开展全面整顿。16日上午，全现在记者看到，医院一楼至二楼通道铁门关闭，已经上锁。但院长张付章（右二）与部分工作人员仍在坐诊。图片来源：网络

院长张付章的微信朋友圈显示，6月21日和25日，他曾重复发布两条消息，“急招护工五名，男女不限，年龄50岁以下，身体健康，勤劳有责任心。”医院大厅里公示的工作人员宣传板显示，全院仅有两名男护工、一名女护工，还有一位男性负责生活管理。

根据医院提供媒体的一份情况说明，郭某的日常工作就是分管患者家属送来的食品、零食，及其日常用品，同时也负责患者的日常服药等。

他和男病人同住二楼，女病人则住三楼，中间以铁栅栏隔开，上着锁，只有医护人员才能打开。

“2020年7月19日，所有患者和护工人员等，都上三楼活动场所娱乐期间，小雨从三楼下来到二楼找郭某要零食吃，郭某对小雨说别人的零食你别拿，是谁的谁才能要，这时，小雨非要拿，并且用双手抱住了郭某，两人抱了约两三分钟，之后便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医院的上述情况说明写道。

外面的世界

在自家的时候，刘雨晴会骑上电动车，去镇上逛街买零食。爸爸对钱比较糊涂，也宠她，就往她手里塞一卷红红绿绿的票子。手机前前后后买了4部，400块到1300块不等，有丢了的，也有被夫家拿去用的。

从小到大，刘雨晴都没交过什么朋友。印象最深的是有次在小卖部偷东西，被打了。村小读到五年级，学校的男孩也没少欺负她，说她是“没妈的孩子”。爸爸只好带她去基督徒姊妹办的家庭学校，也没读下去。“学习别提了，成绩不太好。”刘雨晴拿笔写下村名，一边不好意思地说，“这个字写得太丑了。”

秋收过后，家家户户门前，玉米堆了老高，有的扔在地上晒，尖尖头已经生了霉斑。田里只剩低矮的青草，三三两两有人采着辣椒，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二三十岁的壮劳力，早就不会干这些农活了，不是跟着亲戚外出打工，就是做点小本买卖。

刘雨晴也想去看外面的世界，但是爸爸不让。在本地，她找不到活干。

原本说好，结了婚，就跟着丈夫一起出去下厂子，可是今年3月杨刚走了，也没喊上她。上一次出远门，还是十四五岁那年，拿着远房亲戚家孩子的身份证，去了青岛的服装厂。做的是出厂前的质检、包装，家人说她手脚慢。但她至今想起三千元的月薪，还是眼神放光。

她喜欢青岛干净的街道，琳琅满目的橱窗，还有海边的气息。她买了很多新衣裳，短裙、短上衣，爸爸觉得不好，怕她小小年纪交男朋友学坏。那时，一个亲戚家的孩子要跟她处对象，她还很懵懂，后来却发生钱被他冒名领走的事。

少女时代的往事被尘封起来，家里人都语焉不详。“骗钱骗色”，大概是最言简意赅的说法。回家后，大人们担心影响不好，也没对外声张。后来对方来家里订亲，也就一口答应下来。过了一两年，刘雨晴觉得实在不喜欢他，这门亲事才算告吹。

19岁那年，媒人给介绍了一个老实人，比她大6岁，对她挺好，也不让她干任何活。但她一开始就不情愿嫁给他，跟爸爸吵了好久，爸爸总算同意她离婚。刘雨晴说，这也是一段性生活不和谐的婚姻，她把它归结于前夫在性方面欠缺知识和经验。

与杨刚说“她不让我碰”相反，刘雨晴说，她没有不愿意。反而是她弄不懂，为什么他老要赶她走，“把我撵到他妹妹屋里去睡。有一次还往我脸上吐唾沫。”

“你说的是出院前还是出院后？”饭桌上，大伯家的堂姐刘兰问她。

“出院后。”刘雨晴说。

“那你不冤。”刘兰恨恨地说。

自主还是保护：智力残障者性权两难

刚结婚时，杨刚也会带着刘雨晴，和要好的发小、同学一起玩，但她有几次突然不高兴，非要闹着回家。一位交游甚广的有钱朋友后来告诉他，你媳妇是二婚啊，好一阵子他都接受不了。“早知道是二婚，那我肯定不结啊。”杨刚往他妈身上撒气，“我可从来没对小雨动过手。”

可事实上，“村里二婚的女人不在少数。”堂哥刘威说。而站在女性的角度，堂姐刘兰则说，农村人都是婚后才开始培养感情，但男人三天两头在外打工，相处的时间其实很有限，这两年农村离婚率也居高不下。

7月25日，三个月住院疗程一满，家人接了刘雨晴出院。最早发现她有孕吐的人是杨刚大姑。婆婆带她验过B超，发现胎儿已经8周左右。据她称，那段时间，小雨在跟一个男人微信聊天、打电话，随后证实就是郭某。这部手机，一度被他们家给没收了。

11月10日，接受北青报采访时，张付章评价郭某，“平时负责照顾病人，工作上还是挺耐心细致的。”杨刚称，报警后中途他们再找过医院，竟发现郭某还在正常上班，张付章当时也坦然地说，他就是我们的员工，在这干了三四年了。11日晚，官方通报才证实，郭某已被医院解聘，警方也对他采取了监视居住措施。

“你想想，一个正常人，就是给他钱让他强奸精神病人他会干吗，这次是两个人自愿发生的关系，只有病治愈了两方才有沟通，这是感情爱情来了。”张付章说。这番话一经发布，在网上引起极大非议。

可是要问刘雨晴对郭某的印象，她很犹豫，“这个人，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

在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办的两岸残障人权益保障论坛上，该院博士研究生张强介绍，联合国2006年通过的《残疾人权利公约》，是保护智力残障者性权利的重要依据，中国是履约国之一，《公约》在中国也有直接的法律效力。

张强曾就国内外对智力残障者性权利的司法保护做过研究。他更支持英国采取的情境化认定模式。在2009年的R v. Cooper 案中，英国上议院明确强调了能力的情境性：“很难想象有什么行为比性行为更个人、更情境化。某人一般不同意进行性行为，但他/她同意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与特定的人的性行为。自治赋予其选择是否进行性行为的自由和能力。这与《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规定的尊重私生活中的自治是完全一致的……2003年法案的目标是摆脱先前基于‘身份’的方法，该方法假设所有‘有缺陷的人’缺少能力，因此否认其进行自主选择的可能性，同时无法保护那些因精神障碍被剥夺自治权的人。”

“我国司法实践中，与智力残障者发生性关系，不论智力残障者是否同意，一律定强奸罪的家长主义做法，忽视了智力残障者的性自治，也不符合其最大利益。”张强称。

公益法律组织衡平机构发起人黄雪涛律师，代理过多起全国著名的“被精神病”诉讼案件。她同样认为，心智障碍者和其他人一样有性欲望，拥有性自主权和生育权，都应正视，不该回避。然而，中国现行法律中的民事行为能力制度，规限了残障者的性自主权，他们的性自由权往往被过度保护，导致实际上的剥夺，出现自愿性关系被刑事化的现象。

而另一面，心智障碍者的性侵救济，也存在诸多困境。“比如事实认定上，如何区分其真实意愿，如何设定标准？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性自主权的普通人，遭遇性侵尚且很难救济，同样存在被父母过度保护，以及生育期望等问题，而像女性出轨这样的话题，非残障人士公开讨论也有困难，”黄雪涛认为，重点不在智障与否，不能直接推定他们表达无能。心智障碍者和收容机构的老师和社群，同样需要性教育，其中自主决策能力的培养，才是关键。

“每个个体的残障程度不同，不排斥有性需求，但是也要分阶段、多个步骤才能促成。这一步对中国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胡敏婷长期从事残障人士性教育工作。她坦言，对于心智障碍青年，目前也有异性社交的课程，但还远未达到真实性行为的阶段。性交以及结婚生子的需求只能说是个例，而不是绝大多数心智障碍者的核心需求。目前开发的课程更多是普及青春期生殖健康知识，训练其拒绝有性骚扰嫌疑的“不恰当指令”，增强防范性侵害的能力。

“在低收入地区，心智障碍领域的买卖婚姻，触目惊心，女性就是生育工具。而换作高收入地区，她们可能会被家人强制绝育，省去抚养的麻烦。”黄雪涛感叹，“如果小雨这次不是因为怀孕，有人关心她是自愿还是非自愿吗？自愿的话，没人支持他们的婚恋；非自愿，也很难得到任何救济。”她质疑，在刘雨晴事件中，人们到底是更关心自己的财产与利益，还是关心（疑似）受害者本身。

上述不愿具名的专家经办过许多精神障碍者的意定监护申请。为了防范家属不顾当事人实际的精神状态和意愿将其送往精神病院，他们可以选择另行指定监护人，但随后家属往往会提出投诉，要求撤销原公证。

这位专家表示，涉及刑事犯罪案件，尤其是就特定时段和环境下的某项行为能力（比如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司法鉴定机构时常感到力不从心而拒绝，其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不宜成为法官判案的唯一依据。“希望整个社会改善对精神病人的旧有观念，在他们能够独立表达且不伤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意愿。”

尾声：父与女

网络舆论的风暴眼，没有席卷刘雨晴。她的脸上，看不出波澜，总是笑眯眯的。她近期担心的是：爸爸都快七十了，哪天要是走了，她可怎么办？回家路上，她看到他坐在副驾驶座上，捂着胸口，喘粗气。几年前，他突发脑溢血，留下腿脚不便的后遗症，现在还有高血压和高血脂。

三年前，第一次离婚之后，有个声音就住进了她的脑海，总是骂她“野种”。刘雨晴说，她知道那是谁，村里一个女孩儿，不比她大几岁。“就是她让房梁上的人吓唬我。她的妹妹也送给过别人，她也骂她是野种。她非要让我给她磕头，否则就不出去。她还说不逼死我，她也不活了。我干嘛要听她的呀。”说着，她自顾笑了起来，“这就是我的假面目，爱幻想些什么，所以有时候才会感觉害怕。真面目不爱幻想，就是爱发脾气。”

这个声音笑话她第一次恋爱被骗，笑话她离婚，也等着看她第二次出丑；她给她老公杨刚磕头，不让她回夫家，还说他恶心她……刘雨晴抓了抓凌乱的头发，把自己深埋进被窝里，不一会儿又探出半个脑袋。“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做司法鉴定的时候也不敢说。爸爸只见我骂人，不知道我是在骂她，跟他说他也不信。”

她转过头不再说话。在睡梦中，她就能摆脱纠缠不休的咒骂了。

这是11月14日下午，没有其他人在。过了一会儿，刘沐恩进了屋，端着矮凳，坐在门边，远远地望着我们。“抱来的时候，小孩刚满月，我给她弄个奶瓶泡奶粉，半个小时就喂一次……”他开口讲起小雨的身世，从小如何跟着他受苦，他知道她一直想找妈妈。浓重的口音里，结尾反反复复一句，“不好找，是不是”。

之前，刘雨晴还请人帮她发寻人启事，报完姓名和生日，灵机一动，抬起自己的右脚底板，“看这儿，中间有颗痣。”刘沐恩坐在一旁替女儿补充：“介绍人”叫王关西（音），以前坐过牢，脑血栓走的，生前一直是闺女在伺候他。

1988年春节，邻村有人来传福音，刘沐恩信了教，从此每周日去做礼拜。可自从青岛打工回来后，小雨就不再跟着他去了。

“不仁爱，不怜悯，不谦卑，就没法过。苦得没法儿了，不靠主，寸步难行……”他喃喃着人的罪和耶稣的救赎，眼泪顺着皱纹的沟壑滑落。他擤了一把鼻涕，甩在地上，过了良久，慢慢恢复了平静和慈祥。

（刘雨晴、刘沐恩、杨刚、张云、杨磊、刘威、刘兰为化名）

河北“光棍村”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