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日子，作家魏思孝总是做梦。梦的内容几乎相同，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颁出，得奖者次次都换人，主角从来不是他自己。他不讳言，在38岁的年纪，他需要这样一个外界的奖励，为自己接下来的写作鼓劲。

10月21日，作为入围决赛名单的作者之一，魏思孝出现在心心念念的颁奖典礼上。依照主办方的规定，入场时需要系一个手环，他怕掉落，特意紧了紧，随后发现，手环已经牢固地绷在手腕处。整个颁奖典礼，他都是那么过来的。

经过漫长的等待，魏思孝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他起身，整理了几下西装，旋即登上领奖台。简洁的感言中，他讲了那些走马灯似的梦，也感谢了这一路上支持他的那些人。问及他彼时的感受，他答道：“既有心念之物到手后的怅然若失，也有作为过去的失落者，在那个时刻的感同身受。”

魏思孝获得第七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图/受访者提供）

家人们由衷为他高兴。他们比谁都清楚，这些年魏思孝究竟在写作上倾注了多少心血。他的母亲老付倒是不太了解他对文学的热爱与执念，她只是觉得，写作是儿子谋生的方式，“有了那笔奖金，或许能活得轻松一些”。

这些话，是后来老付讲的。儿子得偿所愿的那一夜，她失眠了。但当魏思孝载誉而归，和母亲说“我都获奖了，你不打算看下我怎么写的你吗？”的时候，她依然抛出和过去一样的答案——“不看”。

当晚，回到酒店，魏思孝终于剪开了手环。他在意的奖项如同“压在头顶的石板”，“突破了这层，内心释然，就会更轻装上阵再去写作”。站在国贸酒店69层的窗边，他看起夜景，他清晰地记得，那些景致“很好看”，“半夜，路上还都是亮着红灯的车流，整条路如长长的火带”。

在其获奖后，《新周刊》对魏思孝进行了专访。聊了聊他的获奖作品《土广寸木》，以及他笔下的乡村和自己的当下生活。

以下为对谈实录。

《土广寸木》，魏思孝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理想国，2024-4

乡村是丰沛鲜活的宇宙

新周刊：是什么契机促使你开始投入《土广寸木》的创作之中？上一本出版的书是《沈颖与陈子凯》，你特意向城市迈了一步，为什么这一次又重新回到乡土写作？除了那是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以外，还有什么原因让你聚焦在这片土地？

魏思孝：契机还是因为对乡村有了新的认识，而过去的写作还没有写尽，有了表达的欲望。我总是说乡村就是一个宇宙，它丰沛和鲜活，就算是我写了这么多年的乡村题材，也只是我感受到的一小部分，何况乡村的人和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我所感所写，只是一小部分，就像我从一条流动的河舀了一勺水而已。

《沈颖与陈子凯》严格意义上也不算是城市文学，只是小说的一些事情恰好发生在城区，如同我写乡村，也是恰好那些人物生活在乡村。

聚焦这片土地，无外乎还是你对那些人和事有感情，因为我身处其中，而这份感情不是那种浓烈的爱意，是一种冷眼旁观式的炽热。就是，如果按照生活的角度来讲，我对这片土地，充满了不如意和排斥，可是面对这些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我的眼睛又总是湿润的。

《沈颖与陈子凯》，魏思孝著

中信出版集团｜大方，2023-8

新周刊：这本书的结构很精巧，上半部是以物为媒介，串联起各类人的命运；下半部则是以“我”为视点，对一年的生活做了梳理。这是如何构想的？在写作的时候会不会担心这样的操作可能会显得有些散？

魏思孝：其实把这本书分成上下两册就不会觉得散了。我本来也考虑过是否分成两本书，但是还是觉得组合起来，更契合“村庄”。一个是以时间为顺序，一个是打碎了时间，用地点、事件等来描述。这本书的确是有些挑战阅读，我大概得到的评价是，写作的同行更喜欢这本书，评论家和读者更喜欢《王能好》。

不过，对我来说，文学性上《土广寸木》肯定是更为出色了。我得以把我自己想写的一些（东西），在这本书里做了比较充分的表达，比如《福利》这个章节，以此来描写乡村的春节，这个切入点，我很满意。

新周刊：一直持续围绕着乡村生活进行创作，难免会出现素材重复利用的问题，书中也确实有不少以前用过的内容，你怎么去处理？你觉得自己现在笔下的乡村跟以前所描述的有什么不同？

魏思孝：我是从大块描绘，比如《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是用）人物小传的写法，开始逐渐更细致地去写乡村的，到了《王能好》《土广寸木》，更细致，也更琐碎。对于将乡村作为素材利用，其实我觉得这是有利有弊的，抛开过去那些不成熟的东西，经过书写，你总会找到一个更合适的表达。以单个作品来看的话，我欣喜自己写出了更不错的东西。另一方面，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不论是你书写的内容还是你建立起来的文学审美。所谓局限也是特点。

书写顽强生活的人的境遇

新周刊：书的开篇是县志和村落历史，但旋即又转回当代现实。虽然是虚构内容，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可以认为，你的书写是对这块土地历史的一种补充和续写呢？刘长生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是否有原型？你觉得在这类人身上，最让你触动的是什么特质？

魏思孝：《馒头》前面的三千多字的概述，不是针对具体的乡村，应该是所有北方的乡村，大致都是如此的，但是融合了这些年来乡村的一些变化。

刘长生是有人物原型的，但是他没死，活得好好的，前几天我回村，还在村口看到他骑着三轮车买了一块豆腐。如今，刘长生夫妻的生活让村里的老人羡慕。两个人都有残疾，领着政府的低保还有养老金，两口子每个月能到手小三千元，这足以（让他们）有个闲适的生活。他最打动我的地方，是他作为残障人士，如此顽强地生活着。其余的我对他也不是足够了解，但我想通过刘长生表达这样一类人的境遇。

新周刊：“混子”似乎是你很爱书写的一类人，在当今的互联网语境里，“网吧大神”“日结工”在镜头中也有你书中所写的那种状态，你觉得他们的“混”体现在哪些方面？是否也是一种被定义的产物？虽然“混”，但他们身上好像有一种很高超的生存技巧，或者说，总有办法活下去，结合你和身边这类人的交往，能谈一谈你对他们生活的理解吗？

魏思孝：我曾经也是一个混子，或者说，到现在也混。我们普遍认为的“混”，尤其是在山东，就是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所谓“不旱涝保收”，又不事劳作，总是想着捞偏门，可是又没有能力去活得更体面一些。

如果能“混”好的话，也会得到一些尊重，但也要看“混”是不是正路，起码不要坑蒙拐骗的那种。我觉得当下这个物资丰沛的社会，不像过去的乡村那么贫瘠，要想“混”一下还是很容易的，无非就是不要活在别人对你的评价里，只要这样，你的任何行为举止都是为了那点利益，可以说，只要自私自利一点，是总有肥沃的土壤去“混”成油头粉面的。

可惜的是，我们瞧不起的那些乡村混子，还是段位太低，那些体面的“成功人士”，无非就是更能“混”一些。我们普遍对乡村混子的看低，根本上还是因为他们手段不高明，没“混”成可以登堂入室（的水平）。

（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你本人不喝酒，也不爱喝酒，但你笔下的酒局写得非常生动，这全然来自你生活经验的积累吗？书中这些人的酒，大多与性、权力、暴力、尊严这些词有所关联，你觉得在那片乡土上，酒承载着哪些意义？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极为深刻的酒局，可以分享一下吗？

魏思孝：我觉得保持清醒的人，更容易观察酒局上的各色人。而对于醉酒的状态，在我仅有的几次醉酒经历中，也就足够了。酒是廉价的麻醉剂，尤其是乡村，能帮助你迅速逃避世俗，发泄愤怒和愁苦，让你有个合理的做“错事”“坏事”的借口。我越来越理解，那些喝酒或是酗酒的男性，他们的生活的确没有太多可以去寄托的。内心精神世界的空虚，还有对生活丧失支配的一种温和的对抗，很多时候就是通过酒来实现的。

新周刊：在写到“赵长青”的时候，你用到了“农村用的胰子”这样的比喻，非常精妙。像他这样走出村子，在世俗意义上还比较成功的人，其为人处事和村里人有什么异同？《人肉》中“人吃人”这样的母题，写作时你有怎样的用意？

魏思孝：异同的话，我只能自己揣测一下，他们看待事情和农村人肯定是不一样的，所谓“不会陷在穷人的短浅的眼光中”。如果一个人还在为具体的生活发愁的话，哪还有心思去考虑些别的呢？整个人也就会去“算计”，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鲁迅先生写《狂人日记》，讽刺封建礼教“吃人”，而当下乡村又是什么情形呢？多年前，我看“张扣扣案”的报道，有个印象很深的细节。张扣扣母亲被杀害后，公安机关当场做尸检。张扣扣幼小的心灵因此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而我自己脑补当时的画面，那些聚集在一起看尸检的乡民，是如何反应的呢？我就把这个细节放在了小说中。

逃离单一视角看待具体的人，是写作者必备的素质

新周刊：《人肉》和《屎》这两小章，李宝是很关键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他的原型生活状态如何？你跟他交往的过程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在书里，你写他“残疾、智障等词汇，虽然是李宝的主要特征，但据此就这么认为它，多少有些以偏概全”，之后你以不同人物的评价去还原他，这里是怎么思考的？相对客观但带着些悲悯，会是你对这类人物的基本态度吗？

魏思孝：现实中的李宝和我同岁，书中描写他在“育红班”时期，揉搓自己的大便，而我就是亲历者之一，这成为我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他如今俨然成为村里的“祸害”，没事就骑着电动车瞎晃、偷菜，还打骂自己的母亲。村民提起他，都纷纷摇头，可也没什么办法，能治他的人纷纷死去了，他就有点无法无天了。可不管如何，他损害的是自己以及亲人。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是什么样子的，总是在与其他人的接触中，才能更为全面地体现，单一的评价总是不客观的。我觉得不武断，（能）逃离自己的单一视角去看待一个具体的人，是写作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新周刊：《福利》里串联起人情社会的生活，比如，写卫东胜，福利是“一年一度提醒他，虽常年在外，还是这个村庄的人”的事物。对村里的绝大部分人来说，福利的意义体现在哪里？这一部分有个细节：张端午听新闻，他对国家大事了若指掌。在和贾行家的对谈中，你也提到，这是自己比较得意的小段落，为什么？

魏思孝：在村民的眼中，福利就是价值两三百块钱的东西，米、油、面等，也就是我这种写作者，大概才会从分发福利的角度，去写一下各个不同家庭是如何度过春节的吧。

我得意的是，让两个在乡村无足轻重的人，肆意点评国际大事和政要们。他们的思想当然是愚昧的，在这个热闹的背后，是一个可悲的事实，那就是：他们关心这个世界，可这个世界并不关心他们。

习惯了乡村生活的老年人，进城往往会变成“不健全的人”

新周刊：下半部是按照月份和关键事件向前推进的，如何遴选每个月里最有书写价值的那个部分？下半部涉及基层政治、个人生活变化以及村里的一些微观改变，如果综合来看的话，你希望借这个时间段内的故事去呈现一些什么？自己在村里去观察这些的时候，会有抽离感吗？采用第一人称，是不是也是为了重新理解那部分被忽略掉的日常？

魏思孝：虽然（写的）是一年，但其实我是整合了近些年发生的有代表性的事件，在写的过程中，有些是依靠拍下的照片帮助回忆的。我遴选的一个基本准则，是尽可能提取独属于乡村的有代表性的事件。

可以说，我对一年进行压缩和填充，流水账或是日记的写法，也是我有意为之的，我更多的还是以“老付”的视角，对农村的人和事进行点评。她就像一个行走着的弹幕。用第一人称，其实就是为了更好去叙述。也是由于过去的乡村写作，都是他者的视角，总是有些不满足，（我）多少还是想用点自己的情感。

新周刊：老付是下部里很关键的人物，你和母亲之间的相处模式和小说里所呈现的一致吗？能讲一讲你们的日常吗？比如，多久回一次村里去探望她，她又会隔多长时间去城里见一次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魏思孝：对，相处模式基本上一致。我们的日常，就如小说里描述的那样，没大没小，都是那种有什么说什么，没什么好话，却又情感深厚的母子。我要是不外出的话，一周怎么也要回去两次。最近这一周，回了三四次。要过冬了，挪炉子、拆暖气片、自来水管改道，事多一点。我今天还回去当个泥瓦匠砌了下墙。

她很少来城里，也就是冬天最冷那阵子来住一阵，她住不习惯。我的一种说法，就是这些习惯了乡村生活的老年人，来到城里，就成了一个不健全的人了，眼睛和嘴巴都受限了，不认识路，又没什么人可以聊天，和坐牢一样。这也是他们这代人普遍的情况吧。

新周刊：老付是比较典型的乡村女性形象，坚韧、利落、有耐心，等等。你觉得在老付身上有哪些是让你很欣赏或者钦佩的点？在对母亲的认识这方面，你从写《余事勿取》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具体的事情促成了这一转变？

魏思孝：我欣赏她的勤劳、节俭，我这点不像她。她不占别人便宜也不能吃亏，活得坦荡、朴素又势利眼。她没什么变化，我记忆中，她一直就是这样子，除了肉眼可见的衰老，不过似乎比以前更豁达了一些了，毕竟70岁了，更看得开了，习惯了自己丧偶的身份，也习惯了独居生活。

婚丧嫁娶是乡村的“节日”

新周刊：下部里写上坟、婚礼等事情，充分地反映着乡土的人情世故。你也比较偏好展现这些面向，着重去写婚丧嫁娶，用意是什么？参与这些事情的时候和书写它们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感受吗？能拿一个相对具体的事例讲一下吗？

魏思孝：婚丧嫁娶是乡村的“节日”，一帮平时不常见的亲友聚在一起，热闹。如同电影《教父》刚开场的那个聚会。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节日”，大同小异。在这样的场合下，更有“戏”可看，也更容易体现人物的特点。我参与的时候，肯定是我的感受更重要。但写的时候，我就不看重我的感受了，更客观一些，把自己抽离出来。

比如，这一段算是据实描写的我和发小去上坟。现实中，这种言语轻佻的背后，显然也有对亲人的怀念的。

“他二十二岁生日那天，父亲死了。死后，发生在刘祥身上的事，他没在坟头对父亲说过，可心中早已默念无数次。让父亲不用担心，他成家，有一个儿子。离婚也没什么不好的。我说，谁的家里都有几个不是东西的亲戚，等你小婶子要死了，别去看她。刘祥笑起来。
我说，你放心，你小婶子这身体，也没几年活头了，你别着急。刘祥笑起来，和你这人没法说。我说，我说的不对吗？刘祥笑起来，点头，对，对，你说的都对。肚子饿了。我说，去镇上喝羊汤吧。刘祥说，清明节吃这么好，不太好吧。我说，你都给你爸买炸肉烧鸡了，他吃得比咱好。”

新周刊：秋收、耕种，这些都是农民每年需要经历的，作为一个从乡村走出的孩子，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层身份？你也讲过，你更关心人的处境，那你对自己当下的处境如何看待？你和这片土地的联系除了写作以外，还有什么？

魏思孝：我觉得自己命不好啊，谁愿意生下来就当个农民去种地呢？不过，好在家里的地今年承包出去了，就不用干农活了。

对当下，我觉得多少有点中年危机了，总是有那么多的事情牵扯自己的精力，想踏实干点自己的事情有点难，当然我这有点没数了，我不上班其实已经省却了很多麻烦事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看家护院的狗吧，物尽其用的。我对土地没什么感情，过去父辈有感情，是因为他们靠种地来活命的，吃饱穿暖都依靠土地的。我只是觉得种地太累，土地可是很难伺候的。我只是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有感情。

“夜深人静不写作，就觉得人生荒废、毫无乐趣”

新周刊：在后记里，你坦诚地谈到了自我怀疑，也讲到了一些无力去扭转的部分，这种“生命危机”是从何时产生的？目前想出什么办法去克服“艰难和犹疑”了吗？

魏思孝：这就是上个问题里提到的中年危机，一切还是源于自己能力有限，对生活中遇到的障碍都没什么办法，自我太过渺小。我觉得，一时也找不到克服的办法，就这么先共存下去，多做点自己该做的事，尽自己本分，除此之外，没什么办法。

新周刊：会不会偶尔停下来，去回顾一下自己的写作生涯，现在你会如何评价自我？后续的写作计划是什么？你觉得自己在文学的探索上，还对哪些东西充满好奇与渴望？

魏思孝：我时常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多么有天资的写作者。十几年主要就是写作这一件事，好歹还是坚持下去了，就还算是比较耐得住寂寞吧。后续的写作计划，有两个要写的长篇，但还没进入状态，没想好怎么处理，希望12月份能动笔。很奇怪，《余事勿取》《王能好》《土广寸木》都是在12月份动笔写的。如果回看自己写作生涯，我二十来岁，肯定想不到能写出这样的小说的。

这么一看，我的确也很想知道再过十几年，我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欣喜的是，我感受到了自己的进步。我目前没想到自己到底渴望什么，但夜深人静，不写点什么，就觉得人生荒废，活得毫无乐趣。

拿奖之后，这个青年作家想继续写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