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你好运》：“性喜剧”背后的女性表达

《祝你好运，里奥·格兰德》（以下简称《祝你好运》）的观影过程，让我不断重回杨笠在2020年底《脱口秀反跨年》上说出的那个段子，男医生在妇科手术开始前问她，“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她在麻药劲上后回答，“我现在感到非常自由”。

类似畅快呼吸的时刻，既发生于“南希”两次对着镜子审视自己的镜头，也发生于她红着脸庞坦诚自己不明白“性”的魅力，也不知道该如何探索时的惊慌。艾玛·汤普森用她精湛的演技让观众意识到，她脸上那些困惑、恐惧又充满疑虑的表情，不只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部电影于6月17日在 Hulu 上线，烂番茄新鲜度有95%，网站上大家普遍赞同的评论是，“电影里并不缺少性觉醒的情节，但《祝你好运》还是讲述了一个耳目一新的有趣故事”——

主角南希是一位退休的伦理课老师，丈夫去世两年后，她试图找寻新的浪漫和刺激，于是上网聘请了里奥·格兰德这位年轻漂亮的男妓。从未在夫妻性生活中体验过高潮的南希，希望能通过这次经历突破自己。

作为“性喜剧”这一电影类型，区别于《美国派》《仓皇一夜》和《疯狂愚蠢的爱》这样有显著“性喜剧”特征的电影，《祝你好运》不但没有丰乳肥臀的女性出现为特定观众壮阳，更没有过多香艳的床戏勾勒激情和欲望交织的情景。

相比于诱惑，这部电影更多聚焦在两个陌生人的聊天里，暧昧非常罕见，最高频出现的台词是“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把气氛搞这么尴尬的）”。这部电影的性，非但少作为生命里的高光时刻出现，反而进一步去强调，性生活曾带给南希的无聊和失望体验，以至于她最初只能通过否定自己和孤注一掷，才足以说服自己再努力去寻找快乐。

单看剧情简介和设定，都让《祝你好运》的主创看起来相当冒险，这和背离类型片的既定程序，难以讨好固有受众有关。但更危险的部分在于，这对电影理想受众也会构成距离，毕竟联系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着的各种高管猥亵迷奸案件新闻，酒店和酒店房间，本身就不是一个适合面向女性达成共情的安全空间。

更何况《祝你好运》近80%的剧情，都发生在酒店房间。南希大概率是豁出去了。

艾玛·汤普森在接受相关采访时，也曾谈到过自己刚看到剧本时的不安和兴奋，她担心自己无法把这一切变得愉快又积极，她也担心自己的表演会折损这部电影的艺术张力。但她之所以还是要扮演南希，基础想法是在于，她没有见过这样的电影开头，“一个女人坐在酒店房间里，等待即将敲门来到的性服务，这太不常见了……但南希的性格设定让我决定去聆听他们的故事”。

我回想自己是在什么时候打消，酒店房间更适合作为惊悚片开头的顾虑。或许是因为南希作为老师的权威和阅历丰厚，让她有勇气以非常决绝的方式不畏尴尬作出拒绝。或许是南希和里奥之间赤裸的消费关系，且正是因为南希此前不曾购买过性服务，她才总是能从消费者的身份出发，让一切故事围绕着女性性快感开展。又或许只是因为《祝你好运》对于此类型电影的反写和尝试，本身就能不着一证去消解着已经存在的社会偏见——酒店和酒店房间本来就不应该是危险所在，危险的是拥有和预定房间准备施害的人，是总是在被忽视的取得同意和“不行”和“不可以”。

在Metoo 运动以清洗之势，搭乘流媒体变革改组好莱坞之后。以2021年女性导演、编剧、演员在奥斯卡大获全胜为标志节点。欧美的文化类媒体，会把如今以女性为主导的文艺作品放入到“后运动”时代进行考量，也即是说除了首批直接控诉性暴力（《爆炸新闻》《前程似锦的女孩》和《早间新闻》等）作品外，女性表达还在从她们能触及到的所有题材出发，重塑文化世界。

比如说电影里“美好得近乎不真实”的里奥·格兰德，《洛杉矶时报》评价这个角色有“乌托邦”的感觉。这样的男性角色在之前电影电视剧作品里确实不是主流，面对南希的惊慌，里奥温柔又有耐心，认真对待“不行”的意义，以“专业”和尊重的态度面对女性，且这一切都不是为了通向婚姻或爱情。他还是一个如此出色的倾听者，一边提醒南希这是她的房间，他们的谈话应该围绕南希开展，一边用行动承诺自己绝没有价值判断，还引导她看见个人的深层感受。

“乌托邦”的描述非常准确，这既提醒着观众里奥·格兰德在现实生活中的可贵和罕见，但也说明了对女性而言，亲密关系另一方“理想”层面或许能有的样子。我们通过里奥·格兰德引南希看去的那面镜子，又看到了这种可能，那面镜子所通向的世界，除了南希终于能以松弛和满足的表情面对自己的裸体，还有她逃脱掉束缚走向个人愉悦的整个过程。在那面镜子里，女人不是他人眼中有消费或工具意义的身体。

上述的特征和优点，于6月完结的剧集《闪亮女孩》也有体现，只是可能较《祝你好运》要更加尖锐、残忍和直白一些。

《闪亮女孩》4月在 apple+ 上线，改编自Lauren Beukes的小说，由米歇尔·麦克拉伦 、戴纳·里德和伊丽莎白·莫斯担任导演。这部剧讲述了当变态拥有时间穿梭能力后的故事，靠一个屋子拥有时间穿梭能力的他，并没有完成《时间旅行者》的妻子那样的浪漫幻想，而是凭借这一超能力去监视不同时代的女性，在她们有所成就时虐杀这些女孩。伊丽莎白·莫斯在里面扮演侥幸生存下来的受害者柯比，活在创伤和打击中的她，在查明真相后决定抓到凶手，把他赶出那个房间。

和《祝你好运》一样，《闪亮女孩》也是关于一个屋子/房间/封闭空间的故事，只是在故事的前半段，《闪亮女孩》展示的是当一个变态掌握了某种超能力，靠此获得了“普通人”无法拥有，并且没有靠法律限制特权的后，变态就以为自己可以轻松虐杀他人的性命。

此外的相同点，则也体现在相比解释，剧集用记忆和现实被篡改的扭曲情节，让观众直接看到女性的创伤体验。还有那个和柯比联手破案的男记者，即便他不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但出于对正义和道德的信念，他还是可以去倾听弱者，再把他们的故事用新闻媒介的方式传播出去。

而重要的，我相信所有看过《闪亮女孩》并为之动容的观众都难以忘记剧集结尾，当柯比夺回变态手上的超能力和特权，所有受到伤害的女孩，都在瞬间重回到了自己的生活轨道。它也让我们记起，在一个“正常”又没有伤害的世界上，有那么多女孩本应该和自己的恋人、亲人和工作伙伴站在一起，庆祝生活里大大小小的成就和惊喜。

我尝试总结这些特征和优点，并不是为了给“女性主义”影视作品总结模版，或者评价什么是“完美”的女性表达。只是，在各种女性权利受到不同层面挑战的现实和当下，记录我们能从这些文艺作品里获得安慰和激励的原因，似乎也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去指向、理解和抵御现实的重压。

当一个变态在影视剧里掌握了自己不该拥有的权力之后，我们期盼有人可以揪出他，受害的女孩能精神和身体都毫发无伤地回到自己的生活。

但遗憾的是，我们知道这一切不可能在现实发生——被性暴力侵犯的（前）阿里女员工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中表示，“事情发生以来，在维权的十个多月里，她几乎失去了原本拥有的一切：工作、健康、家庭、名誉，还有自由发声的权利”。

更细节和残忍的部分在于，有时事情发生了，女性也难以把“坏人”推出他不该拥有的特权之屋，女性的控诉还会失效甚至是遭人遗忘。关于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新闻，中外已有太多媒体基于女性权利、身体、隐私和法律等各种层面作出讨论。

我在这里仅补充自己根据《闪亮女孩》叙事联合现实想到一个细节：

以社交网络上就有针对大法官 Thomas 判决稿的热议为例，他不但支持推翻“罗伊诉韦德案”，他还在判决稿里写，他会以相同逻辑推翻美国其他涉及避孕产品使用和同性群体婚恋权利的案件。

而如果我们了解女性抗争的历史，就会知道有一位叫做安妮塔·希尔的女士，曾在 Thomas 上任前夕，对他做过性骚扰的指控，可参议院以52票赞成对48票反对批准了对托马斯的提名。当时的美国女性群体之间，随即爆发了针对这一投票的抗议，她们在各种媒体和街头露面表示自己相信安妮塔。这一事件作为一个开端，安妮塔的控诉让“性骚扰”这个词在美国公众之间普及，却没能阻止 Thomas 上任至今。到了今天，他还在自己的特权屋子里，写判决稿要限制女性的对自己身体的掌控。

但我们也不只是因为这样，因为这些文艺作品对现实的警告，才要去称赞《闪亮女孩》和《祝你好运》这样的女性表达作品。

再举一个更宏观层面的例子，美国记者丽贝卡·特雷斯特在自己《好不愤怒》的书中写道，女权运动发生以来，不乏有声音指责女性过于愤怒，会激怒他人，而以特朗普获得关注，甚至是这次的推翻“罗伊诉韦德案”为例，这会招来一股“反噬力”，反而把女性推向危险境地。而丽贝卡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她用了一本书来反对类似的声音，除了又把他人犯的错推到女性身上这样显而易见的原因外。

丽贝卡指出，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女工火烧纺织厂为自己争取工作和选举权开始，这样的声音和威慑就一直在，并通过没收女性权利（上世纪70年代“反对平等权力修正案有时也会被视作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的“反扑”）的方式淹没她们的声音。但这样的方式不会奏效，因为平等不被解决，就还是会迎来90年代末的女权运动，17年的女权大游行。因为女性的愤怒，是针对客观不公的事实而产生，“你埋葬的是一个有生命的种子，这只会让它生根发芽”。

由此，作为女性，我永远期待女性主义的表达，它向我们揭示什么样的人待在什么样的屋子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现实是残酷的，每一个曾为不公呐喊却不见不公被解决的人都会遭遇挫败，有时我们甚至还会悲观地想，很多话我们已经说了这么多遍为何无法改变那些偏见呢？但如果偏见如此容易被改变，我们或许也不会深陷于痛苦之中。到了这时，女性表达就会更有其意义——它让我们想起世界本应该是的样子，我们通过这些镜子和故事看到，我们的身体不是一个用来奴役/泄欲/生育的工具，我们都应该是闪亮女孩，我们应该在任何场景下都感到“非常自由”。